碰撞、对话、发展、建设——西方文化思潮与当代中国的回应
。这一切已经开始出现了。当市场进一步以傲慢的步伐迈向千家万户的生活时，它打乱的不仅仅是传统的交换秩序。而且是传统的生存和精神秩序。我曾经说过，中国的人文学者比之西方的人文学者，还兼有更重要的责任，在某种意义上，要执行“牧师”的责任—也就是说，西方的人文学者在处理问题时更带有技术性，他们的信仰问题放到教堂里去解决了。但传统中国社会并没有孕育出一整套制度式的宗教，并没有形成一整套从上到下的深入人心的对“上帝”的敬畏。而我们这个社会之所以仍然在平稳的发展，这绝大多数的原因要取决于国家权力的稳固程度与在一整套新的道德规范没有建立起来之前，传统道德受到保护的程度。但是，维系社会基本稳定的传统只存在于习俗之中时，它是岌岌可危的。它需要相应的强有力的能揭示精神本质的理论，与此同时耍能够保护这种理论发展和传播的客观条件。
可是,谁是这种人文理论的代言人呢?
作为西化思潮的重要文化现象之一，80年代的“先锋”试验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历史命定中国知识分子还要走一条幼稚的模仿之路，然而又同时是推进中国社会的变革之路。
在这段徘徊反侧的历史过程中，以自由主义观念为核心的西方十八、十九实际的启蒙主义思潮的代表著作，通过大规模的译介进入了中国大陆。康德、尼采、卢梭、笛卡儿等人所代表的“自由”、“个人”、“个性”、“上帝死了”“我思故我在”以及近代西方的资产阶级民主观念和自由主义经济政治论著①影响了一大批青年知识分子。
在这种思潮影响下，文化艺术思潮在80年代进入一个以反叛和个性解放为主题的创作高潮。从1978年到1982年，在中国的报刊上发表的关于西方现代派文学的文章将近400篇，西方现代主义先锋派的诗歌、小说、音乐、美术作品，也被大量引进。1979年3月，后来成为朦胧诗派代表人物之一的北岛在《诗刊》上发表了《回答》这首诗：
我来到这个世界上，/只带着纸、绳索和身影，/为了在审判之前，/宣读那些被判决的声音：/告诉你吧，世界/我一不—相一信！/我不相信夭是蓝的；/我不相信雷的回声；/我不相信梦是假的；/我不相信死无报应。
以此为代表的“朦胧诗”运动与80年代初发展起来的新潮艺术运动（如星星画展），共同筑成了“新启蒙”运动中的现代主义浪潮。
李泽厚这样来描绘那个时代的主题：
v李泽厚在《二十世纪中国文艺一瞥》中写到“文革”结束后，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的心声如洪流般倾泄而出时,认为这般洪流最敏锐地反映在文艺上，主题只有一个，即人的复兴,他写道:
一切都令人想起五四时代。人的启蒙,人的觉醒,人道主义,人性复归……围绕着感性血肉的个体从作为理性异化的神的践踏蹂躏下要求解放出来的主题旋转。“人啊,人”的呐喊遍及了各个领域各个方面。这是什么意思呢？相当朦胧但有一点又异常清楚明白：一个造神造英雄来统治自己的时代过去了，回到了五四期的感伤、憧憬、迷茫、叹惜和欢乐。
一个静止的文化接触到这个物质及消费为主题，充满了动感、新鲜感和活力的西方文化，很难不受到诱惑。我们不难想象，身处于一个静止的文化中的人们，面对这种美丽，会由最初的惊讶或排斥逐渐认同西方进步及效率的观念，再反转来觉得自己保守和落伍，最后主动掘弃本身的文化。这一个过程，在近百年来不断在西方国家以外的地区上演。 对于文艺来说，西方现代主义以一种独特形式显示出与中国文学的巨大距离，构成一个可见可触的追赶目标，这形式中本身就包含着与现代社会相一致的现代的时间意识、生存意识和现代讲述方式，从而突出了它的模仿价值。”因此，80年代先锋试验信奉的公理是：现代化=西方化，西方现代派文艺=现代化文艺，这种选择表明：人们在创造历史时难以拒绝历史提供的条件。
在这种背景下，推行“现代派文艺=现代化文艺”这一公式无非是加快文化同化的步伐，即发展中国家的文化向西方文化的同化。正是刘晓波，这位激烈地主张充分地现代派，主张用西方现代派精神来改造中国艺术的人物，自己也最后点出主题：向西方同化。他在80年代末期声称：“全盘西化就是人化，现代化，选择西化就是要过人的生活”，“我很讨厌‘民族化’这个词”，还说：“想成为人就要向
v总之，80年代的先锋试验，一方面在文化精神上推动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另一方面又不时干扰了这一进程，消解了现代化所需要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这就是它的意识形态意义的要点。在激进的人们看来，这也许是一个折衷主义的结论。但我认为，这是一个符合中国现代化进程，体现了其复杂特点的结论。[1]
二、对话：九十年代的思想趋向
90年代以来，中国的思想界其实可以分成两个板块来看待。我们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科学社会主义研究界、经济学界的研究状况可知道，体制内的思想发生与面对中国当代实际的提问并没有止息。90年代伊始，邓小平南巡，引发皇甫平的著名评论。①而有的学者别提出，“理论界应该认真地开展一项研究工作,这就是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时代性，研究马克思主义和改革时代的实际任务之间的联系.”②但是，在这个方向上,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除了经济学界针对市场经济的形成提出了一系列发人深省的话题外,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研究上,处在缺乏世纪位对话的停滞状态。而不可否认份另一个事实是，改革实践引发了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命运的深刻提问。这在提问，恰好回应了强烈要求马克思主义具有“时代性”的呼吁，这种呼吁从深层次上讲,是由于苏东的变化而引发的。关心社会主义命运的人们对产生于上个世纪的现代社会主义运动的今日状况,对中国改革发展的命运深深地思虑着,并渴望着从深层次上回答一系列尖锐的提问。这些提问是任何关心当代思想状况的人不可能回避的。从上述方向考虑问题，下列问题跳跃不过去：
1、马克思恩格斯的时代，建立社会主义革命理论的出发点之一，是工人阶级的贫困，而现在,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已摆脱绝对贫困状态,那么,以无产阶级革命为标志的经典社会主义运动还可能发生吗?
2、列宁曾预言资本主义到了垂死阶段,但二战以后的历史表明，现代资本主义不仅没有灭亡，而且显露生机。高 《碰撞、对话、发展、建设——西方文化思潮与当代中国的回应(第3页)》
本文链接地址：http://www.oyaya.net/fanwen/view/141646.html
可是,谁是这种人文理论的代言人呢?
作为西化思潮的重要文化现象之一，80年代的“先锋”试验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历史命定中国知识分子还要走一条幼稚的模仿之路，然而又同时是推进中国社会的变革之路。
在这段徘徊反侧的历史过程中，以自由主义观念为核心的西方十八、十九实际的启蒙主义思潮的代表著作，通过大规模的译介进入了中国大陆。康德、尼采、卢梭、笛卡儿等人所代表的“自由”、“个人”、“个性”、“上帝死了”“我思故我在”以及近代西方的资产阶级民主观念和自由主义经济政治论著①影响了一大批青年知识分子。
在这种思潮影响下，文化艺术思潮在80年代进入一个以反叛和个性解放为主题的创作高潮。从1978年到1982年，在中国的报刊上发表的关于西方现代派文学的文章将近400篇，西方现代主义先锋派的诗歌、小说、音乐、美术作品，也被大量引进。1979年3月，后来成为朦胧诗派代表人物之一的北岛在《诗刊》上发表了《回答》这首诗：
我来到这个世界上，/只带着纸、绳索和身影，/为了在审判之前，/宣读那些被判决的声音：/告诉你吧，世界/我一不—相一信！/我不相信夭是蓝的；/我不相信雷的回声；/我不相信梦是假的；/我不相信死无报应。
以此为代表的“朦胧诗”运动与80年代初发展起来的新潮艺术运动（如星星画展），共同筑成了“新启蒙”运动中的现代主义浪潮。
李泽厚这样来描绘那个时代的主题：
v李泽厚在《二十世纪中国文艺一瞥》中写到“文革”结束后，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的心声如洪流般倾泄而出时,认为这般洪流最敏锐地反映在文艺上，主题只有一个，即人的复兴,他写道:
一切都令人想起五四时代。人的启蒙,人的觉醒,人道主义,人性复归……围绕着感性血肉的个体从作为理性异化的神的践踏蹂躏下要求解放出来的主题旋转。“人啊,人”的呐喊遍及了各个领域各个方面。这是什么意思呢？相当朦胧但有一点又异常清楚明白：一个造神造英雄来统治自己的时代过去了，回到了五四期的感伤、憧憬、迷茫、叹惜和欢乐。
一个静止的文化接触到这个物质及消费为主题，充满了动感、新鲜感和活力的西方文化，很难不受到诱惑。我们不难想象，身处于一个静止的文化中的人们，面对这种美丽，会由最初的惊讶或排斥逐渐认同西方进步及效率的观念，再反转来觉得自己保守和落伍，最后主动掘弃本身的文化。这一个过程，在近百年来不断在西方国家以外的地区上演。 对于文艺来说，西方现代主义以一种独特形式显示出与中国文学的巨大距离，构成一个可见可触的追赶目标，这形式中本身就包含着与现代社会相一致的现代的时间意识、生存意识和现代讲述方式，从而突出了它的模仿价值。”因此，80年代先锋试验信奉的公理是：现代化=西方化，西方现代派文艺=现代化文艺，这种选择表明：人们在创造历史时难以拒绝历史提供的条件。
在这种背景下，推行“现代派文艺=现代化文艺”这一公式无非是加快文化同化的步伐，即发展中国家的文化向西方文化的同化。正是刘晓波，这位激烈地主张充分地现代派，主张用西方现代派精神来改造中国艺术的人物，自己也最后点出主题：向西方同化。他在80年代末期声称：“全盘西化就是人化，现代化，选择西化就是要过人的生活”，“我很讨厌‘民族化’这个词”，还说：“想成为人就要向
西方全面敞开国门,而不想成为人就拒绝西方的同化。” 这时候，先锋艺术中的荒诞、非理性、颓废、晦涩、色情都变成了资本主义的调味品，先锋艺术终于成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外围部分。这样，中国的先锋试验中的消极因素，也就成为有“根”的东西，它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的不适应关系，也就能够得到说明。
v总之，80年代的先锋试验，一方面在文化精神上推动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另一方面又不时干扰了这一进程，消解了现代化所需要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这就是它的意识形态意义的要点。在激进的人们看来，这也许是一个折衷主义的结论。但我认为，这是一个符合中国现代化进程，体现了其复杂特点的结论。[1]
二、对话：九十年代的思想趋向
90年代以来，中国的思想界其实可以分成两个板块来看待。我们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科学社会主义研究界、经济学界的研究状况可知道，体制内的思想发生与面对中国当代实际的提问并没有止息。90年代伊始，邓小平南巡，引发皇甫平的著名评论。①而有的学者别提出，“理论界应该认真地开展一项研究工作,这就是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时代性，研究马克思主义和改革时代的实际任务之间的联系.”②但是，在这个方向上,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除了经济学界针对市场经济的形成提出了一系列发人深省的话题外,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研究上,处在缺乏世纪位对话的停滞状态。而不可否认份另一个事实是，改革实践引发了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命运的深刻提问。这在提问，恰好回应了强烈要求马克思主义具有“时代性”的呼吁，这种呼吁从深层次上讲,是由于苏东的变化而引发的。关心社会主义命运的人们对产生于上个世纪的现代社会主义运动的今日状况,对中国改革发展的命运深深地思虑着,并渴望着从深层次上回答一系列尖锐的提问。这些提问是任何关心当代思想状况的人不可能回避的。从上述方向考虑问题，下列问题跳跃不过去：
1、马克思恩格斯的时代，建立社会主义革命理论的出发点之一，是工人阶级的贫困，而现在,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已摆脱绝对贫困状态,那么,以无产阶级革命为标志的经典社会主义运动还可能发生吗?
2、列宁曾预言资本主义到了垂死阶段,但二战以后的历史表明，现代资本主义不仅没有灭亡，而且显露生机。高 《碰撞、对话、发展、建设——西方文化思潮与当代中国的回应(第3页)》
★读了本文的人也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