碰撞、对话、发展、建设——西方文化思潮与当代中国的回应
历史提供了可能的条件，但清王朝却没有一个认识这些条件的人。[7]
纵观现代中国，谁又能明明晰晰地认识到激进主义既合理，又有超过历史限度的不合理性呢？谁来把握这个“度”呢？思想史的不成熟只有让历史的动荡来惩罚了。过激的激进主义主张，把一些可能的历史际遇丧失，把一些历史的合理性丧失，从而一次又一次地让我们从原点起步。
以“文革”为标志的激进主义的失败，使自由主义大模大样登堂入室。中国的社会主义者，本来可以在本世纪20—30年代思想上综合启蒙运动以来的合理化精神成果，从而使历史走上渐进的路，然而，事实不是；中国的社会主义者，本来可以在40—50年代按照毛泽东的设想，走新民主主义的道路，完成一个漫长的过渡期，然而，事实也回答说：不！历史的合理性就在一瞬间与我们擦肩而过。
我们目前面临的自由注意思潮的全面挺进，不客气地讲，是又一次思想的“激进方式”的出场。这是一种忘乎所以式的历史运动的回光返照。只要看看本世纪20—30年代许多知识分子一觉醒来就时髦地宣称自己为“社会主义者”一样，今天的不少人以“个人”、“自由”、“权利”、“公正”等口号身称自己是捍卫人类基本价值的“自由主义者”。它的出场是以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激进演变”的受挫为历史性前提的。当然，这本身是一种历史的合理性。一切对此持批评和怀疑态度的人，首先应当检讨的是：历史为什么走到这一步而不是走到另一步？稍纵即逝的历史条件是如何未被把握的？
目前对自由主义的批评实在是勉为其难的。批评者认为目前学界鼓吹的自由主义其实并没有实行自己的原则，它导致的是专制和不平等。[8]自由主义以“经济活动不得干涉的名义”，捍卫并造成那些介入、掌握和控制着经济活动的最大利益集团和政治力量的不得干涉的事实。“自由主义站在当时社会最强大的势力一边，而不是站在社会公正和人民民主一边”。[9]这种批评企图提示自由注意实践所造成的消极后果，然而，请批评者注意，这种消极后果正是自由主义的初衷所不容的。
倒是为自由注意的某种辩护触及到了深层次的问题。一篇文章如是评论自由主义对当代中国的意义：“其一，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推动社会财富积累有效的方式，它对于贫穷的中国来讲，可以推进我们采取有效的经济建设方式，以便治理贫穷。其二，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推动社会政治生活健全化化的方式，它对于长期陷于专制极权的中国人来讲，可以促进我们进入一种适当的政治生活状态。其三，自由主义作为一种宽容理解的思想方式，推动科学技术与学术思想的繁荣，它对于一个长期处于思想控制与科学孱弱的中国来讲，可以指引我们~J朝向一个民族精神解放的方向发展。”[10]
我认为一切赞同或批评自由主义的人，都可以从上述表达中引发出直
分歧、创新、探索、尝试……，精神生产的合力最终指向一种合理性的目的。如果不想掩盖问题，那么，我们应当老老实实地承认，迄今为止知识界所做的种种探索，都还只是在某种历史运动的过程中。
要构建一些新的东西，需要某些前提。现今的前提之一是：能不能认定历史发展过程中有一种叫做“实行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的形态?前提之二是：中国这样一个特殊的国情中，它能否最终成功?
这两个前提不是老生常谈。请看今日中国之知识界，在以各种名义为当代中国开设的文化药方中，这两个前提往往不在考虑之内的。以全然化名义打出的市场牌，简单而又便捷地将自由主义形态全套照搬。上节引文再好不过地说再机地说明了这种立场。“自由主义……可以治理贫穷”，这种简单的、武断的、粗暴的、一厢情愿的说法，实在与我们的常识和“中国感觉”离得太远。迄今为止的世界史，自由主义为一些国家带来财富的同时，又给另外一些国家带来财富的同时，又给另外一些国家造成了贫穷。西方一位政论家几年前说过，这种混乱和贫穷，是自由主义的耻辱。至少可以这样来评价自由主义的历史实践：任何观念形态与社会实践相溶合的过程，都是与各种具体的历史条件相制约从而形成各种变异。自由主义也不例外。也就走说，它在一种社会条件的可实行程度，合理性程度，是由具体创历史条件决定的。
于是，问题回到起点：可以使中国根治贫穷与走上现代化的，究竟是什么样的主张（主义、观念形态、思想……）就知识界普遍的讨论而言，为什么在认同种种主义、思想的时候，不认真考虑已具有150年历史的社会主义运动的可能的命运？自由主义真的那么好，值得我们那么不知思索地扑面而去吗？
可以这样说，没有别的办法和前提让中国知识界去考虑这样或那样的“主张”。就本质而言，目前存在着双重的需要选择和创造。而其原则和出发点只能是：怎样才能使现实中国走向进步、公正、繁荣，以及人的自由发展？考虑这样原则的时候，究竟是咬文嚼字地去表述某种已有的主张（或他人的某种说法），还是还理论以实践品格？
哲学家的主张不仅仅是为了说明世界，根本的还是为了改造世界。
于是，对中国的当下而言，只有你根本上否定了社会主义运动存在的既有合理性，才可能给自由主义让出空场。而否定这个前提是不太容易的。
尽管经过了修正，新自由主义立场也无法解决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社会公正问题。如果从全球范围来看，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可能更大。那么，在社会主义名义下的社会进步和公正可能解决了吗？这正是今日一切社会主义者苦苦追索的问题。一个显而易件的事实市：现实社会主义以苏联的剧变和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为例，遭受到了严重的挫折。一种以追求人类公正和自由的，反对剥削、压迫、特权、不平等的理念在岁月的演化中异化为自己的对立面并成为历史的唾弃物。可见，历史是最公正的，历史惩罚了愚弄者，但历史并没有终结。现实社会注意的受挫促使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成长起来的社会主义者思考着它的前景。
关于这一点，国内出版的著作已经很多。这些著作在“知识界”是不太予以关注的。近纪念，这些反映当前研究水平的理论著作，提出了一系列人文学者不太关注的深刻问题，如，全球化与社会主义的命运、[11]马克思主义在晚期资本主义中的地位、[12]社会主义体制下的市场与民主主义问题、等等。这些学者 《碰撞、对话、发展、建设——西方文化思潮与当代中国的回应(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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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现代中国，谁又能明明晰晰地认识到激进主义既合理，又有超过历史限度的不合理性呢？谁来把握这个“度”呢？思想史的不成熟只有让历史的动荡来惩罚了。过激的激进主义主张，把一些可能的历史际遇丧失，把一些历史的合理性丧失，从而一次又一次地让我们从原点起步。
以“文革”为标志的激进主义的失败，使自由主义大模大样登堂入室。中国的社会主义者，本来可以在本世纪20—30年代思想上综合启蒙运动以来的合理化精神成果，从而使历史走上渐进的路，然而，事实不是；中国的社会主义者，本来可以在40—50年代按照毛泽东的设想，走新民主主义的道路，完成一个漫长的过渡期，然而，事实也回答说：不！历史的合理性就在一瞬间与我们擦肩而过。
我们目前面临的自由注意思潮的全面挺进，不客气地讲，是又一次思想的“激进方式”的出场。这是一种忘乎所以式的历史运动的回光返照。只要看看本世纪20—30年代许多知识分子一觉醒来就时髦地宣称自己为“社会主义者”一样，今天的不少人以“个人”、“自由”、“权利”、“公正”等口号身称自己是捍卫人类基本价值的“自由主义者”。它的出场是以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激进演变”的受挫为历史性前提的。当然，这本身是一种历史的合理性。一切对此持批评和怀疑态度的人，首先应当检讨的是：历史为什么走到这一步而不是走到另一步？稍纵即逝的历史条件是如何未被把握的？
目前对自由主义的批评实在是勉为其难的。批评者认为目前学界鼓吹的自由主义其实并没有实行自己的原则，它导致的是专制和不平等。[8]自由主义以“经济活动不得干涉的名义”，捍卫并造成那些介入、掌握和控制着经济活动的最大利益集团和政治力量的不得干涉的事实。“自由主义站在当时社会最强大的势力一边，而不是站在社会公正和人民民主一边”。[9]这种批评企图提示自由注意实践所造成的消极后果，然而，请批评者注意，这种消极后果正是自由主义的初衷所不容的。
倒是为自由注意的某种辩护触及到了深层次的问题。一篇文章如是评论自由主义对当代中国的意义：“其一，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推动社会财富积累有效的方式，它对于贫穷的中国来讲，可以推进我们采取有效的经济建设方式，以便治理贫穷。其二，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推动社会政治生活健全化化的方式，它对于长期陷于专制极权的中国人来讲，可以促进我们进入一种适当的政治生活状态。其三，自由主义作为一种宽容理解的思想方式，推动科学技术与学术思想的繁荣，它对于一个长期处于思想控制与科学孱弱的中国来讲，可以指引我们~J朝向一个民族精神解放的方向发展。”[10]
我认为一切赞同或批评自由主义的人，都可以从上述表达中引发出直
指要害问题。.简而化之，问题是：自由主义的经济路线是否是中国经济发展的良方?第二，中国的政治民主是否由自由主义来发展?第三，自由主义对民族精神的解放是否是一剂良药？
分歧、创新、探索、尝试……，精神生产的合力最终指向一种合理性的目的。如果不想掩盖问题，那么，我们应当老老实实地承认，迄今为止知识界所做的种种探索，都还只是在某种历史运动的过程中。
要构建一些新的东西，需要某些前提。现今的前提之一是：能不能认定历史发展过程中有一种叫做“实行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的形态?前提之二是：中国这样一个特殊的国情中，它能否最终成功?
这两个前提不是老生常谈。请看今日中国之知识界，在以各种名义为当代中国开设的文化药方中，这两个前提往往不在考虑之内的。以全然化名义打出的市场牌，简单而又便捷地将自由主义形态全套照搬。上节引文再好不过地说再机地说明了这种立场。“自由主义……可以治理贫穷”，这种简单的、武断的、粗暴的、一厢情愿的说法，实在与我们的常识和“中国感觉”离得太远。迄今为止的世界史，自由主义为一些国家带来财富的同时，又给另外一些国家带来财富的同时，又给另外一些国家造成了贫穷。西方一位政论家几年前说过，这种混乱和贫穷，是自由主义的耻辱。至少可以这样来评价自由主义的历史实践：任何观念形态与社会实践相溶合的过程，都是与各种具体的历史条件相制约从而形成各种变异。自由主义也不例外。也就走说，它在一种社会条件的可实行程度，合理性程度，是由具体创历史条件决定的。
于是，问题回到起点：可以使中国根治贫穷与走上现代化的，究竟是什么样的主张（主义、观念形态、思想……）就知识界普遍的讨论而言，为什么在认同种种主义、思想的时候，不认真考虑已具有150年历史的社会主义运动的可能的命运？自由主义真的那么好，值得我们那么不知思索地扑面而去吗？
可以这样说，没有别的办法和前提让中国知识界去考虑这样或那样的“主张”。就本质而言，目前存在着双重的需要选择和创造。而其原则和出发点只能是：怎样才能使现实中国走向进步、公正、繁荣，以及人的自由发展？考虑这样原则的时候，究竟是咬文嚼字地去表述某种已有的主张（或他人的某种说法），还是还理论以实践品格？
哲学家的主张不仅仅是为了说明世界，根本的还是为了改造世界。
于是，对中国的当下而言，只有你根本上否定了社会主义运动存在的既有合理性，才可能给自由主义让出空场。而否定这个前提是不太容易的。
尽管经过了修正，新自由主义立场也无法解决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社会公正问题。如果从全球范围来看，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可能更大。那么，在社会主义名义下的社会进步和公正可能解决了吗？这正是今日一切社会主义者苦苦追索的问题。一个显而易件的事实市：现实社会主义以苏联的剧变和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为例，遭受到了严重的挫折。一种以追求人类公正和自由的，反对剥削、压迫、特权、不平等的理念在岁月的演化中异化为自己的对立面并成为历史的唾弃物。可见，历史是最公正的，历史惩罚了愚弄者，但历史并没有终结。现实社会注意的受挫促使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成长起来的社会主义者思考着它的前景。
关于这一点，国内出版的著作已经很多。这些著作在“知识界”是不太予以关注的。近纪念，这些反映当前研究水平的理论著作，提出了一系列人文学者不太关注的深刻问题，如，全球化与社会主义的命运、[11]马克思主义在晚期资本主义中的地位、[12]社会主义体制下的市场与民主主义问题、等等。这些学者 《碰撞、对话、发展、建设——西方文化思潮与当代中国的回应(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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