碰撞、对话、发展、建设——西方文化思潮与当代中国的回应
思考的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替代模式”，正是邓小平所倡导的市场社会主义的时间。
碓井敏正这样写到：“我认为社会主义剩下的希望只存在于市场社会主义之中。……市场社会主义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社会构成体的变体，与苏联式社会主义具有同等理论价值，关于它的可能性应该得到更深入的研究。”[13]
包括中国的改革时间在内，世界范围之内的社会主义运动与左翼思潮在九十年代末的勃兴，使实行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试验增加了它的可信度。但是，究竟在意识形态战略上能够提出什么新的内容，人们还是在探索之中。从历史发展的经验来看，今日社会主义运动要想顺利地进入21世纪，根本问题已不在怎么做，而在于弄清为什么要这样做。没有理论，深刻的理论，没有广义上的意识形态战略，中国的改革时间将无法深入。
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是存在着尖锐的对立与分歧的。
有一种观点只承认当前的中国的改革只是社会主义原有体制中的经济改革，仿佛市场经济只是企业行为或商业活动。因此，他们不想承认也不考虑市场经济给整个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结构带来的根本性的变化。当然，在这种观点指导下，当代中国的意识形态战略与文化重建也无从谈起。在他们的框架中，任何有关这方面的思考都是奇谈怪论和离经判道之举。
与此形成对照，国外的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主义理论家却以极为迫切的心情思考着斯大林之后的社会主义运动的意识形态战略。摄其要点，它们大致是：
1、正视当代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发生的变革，正视新技术革命形成的新的历史环境。新的历史条件是：技术进步正形成劳动危机，即雇佣劳动的消亡，这意味着传统社会注意的发展基础发生了变化。
2、强资本、弱劳动。全球化态势已使信息为基础的
3、新共产主义。法共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出共产主义与官僚主义、专制主义、平均主义毫无关系，他主张的是为摆脱资本主义“为金钱而金钱”的逻辑变得更加人道的，在资本主义之后的社会。其前景是：在时代允许的条件下确保最大程度地满足全体社会成员的需要，并在每个个人身上最大程度地实现人类的充分发展。[14]
还有种种其他的提法，其只想大致可以归纳为一种更为关心人的，提供每个社会成员充分发展的替代资本主义（以金钱拜物教为杠杆）的社会模式。显而易见，这种意识形态策略是不同于自由主义，也不同于旧的模式的。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理论的当代发展，给我们提供了新的思想资源和思考背景。这些西方社会的理论家正是在考虑着超越自由主义的问题，而我们这里往往由于特别的历史因素正在重蹈覆辙。
三、发展：人文理性的展望
八十年代以来，中国的文化思潮凸现了两个重大主题：以人的解放为中心的反“文革”主题与以人文精神为中心的反物欲主义的主题。对二十几年的历史可能有另外一些概括：多元主义、边缘与中心的交错……等等。然而历史的脾性是顽强的，它展延的时间越长，它的主流方向就凸现得越清楚。当我们今天回头看八十年代时，那些短暂的表面看来是各不相关的话题通过以反“文革”为原动力的“人的解放”主题连续了起来。以倡导文学的语言革命来标志对片面的意识形态本位的反叛，以号召小说的形式变革来标志对传统的叙述方式的扬弃，更不用说文学与文化思潮中的人道主义，异化、主体性、反映论问题、西方马克思主义、实践本体等问题的讨论了。
面对着几乎全社会各个阶层的对“文革”为标志的极左路线的抗议和批判，在“人的解放”的旗帜下，持有各种相异立场与观点的人们，组成了精神上最为广泛的统一战线。虽然就在当时，人的口号后面是有着根本性的分歧的。如区分真假人道主义，区分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与以抽象人性论为基础的人道主义等等。不管出于什么动机与理论立场，这种区分的意义在当时远没有凸现出来。伴随着整个社会对文革的否定与反思，伴随着大规模的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无疑，当时思潮走向的主要矛盾是区别人与非人。为了使文学艺术从“文革”与以文革为代表的极左路线的阴影中走出来，通过已构成历史的小说、戏剧、电影、绘画和理论表述，“人”被大写了，一这种大写的人紧迫地反映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于是，我们看到，以八十世纪欧洲启蒙运动思想为内容的自由主义思潮，在本世纪历史上以从未有过的辉煌姿态卷土重来并很快成为社会性的强大潮流。
这是一段非常特殊的历史，对这段历史的概念会产生严重的分歧。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作为历史，不是某几个人策动的，它被广泛认同的社会性的问题的出现也不是几个人可以驾双的。甚至，个人扮演的历史角色，也往往不是随心所欲的。正如当年反对波旁王朝的法国革命阶层中有好几个等级一样，八十年代反地与批判左路线的人们中，也有不同的阶层中有好几个等级一样，八十年代反对与批判极左路线的人们中，也有不同的阶层和代表不同思想倾向的群体（历史证明了他们只是非常暂时的同盟军）。历史如何来回答这种分歧呢？——我们看到了，在共同的危险消除或减弱以后，“统一”阵营中的极端派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走上了历史舞台，并造成了众所周知的各种后果（从文化上的直至政治性），并在事实上阻碍了文化建设的继续发展。
于是，文化建设的暂时的共同性彻底消失了（熟悉当代中国的人们发现到了八十年代末，知识界已没有什么共同话题了，有人戏言：各领风骚三五天）。一个意欲创建的人文知识分子当时的感受可以说是异常的奇特的。他环顾四周，茫茫大地处处有危机。回到传统？传统本身只提供了部分生存智慧，它对中国的现代化理论的积极影响尚在探索；回到西方？自由主义丢弃了它在中国当代历史舞台上起步的充满着激情的姿态，直接与西化主义、西方中心论相匹配，成为很大一部分中国知识分子心理上不愿接受的文化——政治意念。回到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经过一段大折腾，它的一系列理论问题要根据中国的社会特性再加考虑，它的建设性的当代形态仍要艰苦的探索，对大部分渴望按照一种现成的思想体系行动的知识青年来讲，目前的状态是不解渴的。如果没有另一个历史契机，文化上这种多元并存，低调徘徊的局面是会持续相当长的一个时期的。
这个历史契机有了，它就是九十年代掀起了开放改革的第二次浪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的提出和伴随着这个目标出现的文化运动——高扬人文精神的旗帜。
《碰撞、对话、发展、建设——西方文化思潮与当代中国的回应(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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碓井敏正这样写到：“我认为社会主义剩下的希望只存在于市场社会主义之中。……市场社会主义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社会构成体的变体，与苏联式社会主义具有同等理论价值，关于它的可能性应该得到更深入的研究。”[13]
包括中国的改革时间在内，世界范围之内的社会主义运动与左翼思潮在九十年代末的勃兴，使实行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试验增加了它的可信度。但是，究竟在意识形态战略上能够提出什么新的内容，人们还是在探索之中。从历史发展的经验来看，今日社会主义运动要想顺利地进入21世纪，根本问题已不在怎么做，而在于弄清为什么要这样做。没有理论，深刻的理论，没有广义上的意识形态战略，中国的改革时间将无法深入。
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是存在着尖锐的对立与分歧的。
有一种观点只承认当前的中国的改革只是社会主义原有体制中的经济改革，仿佛市场经济只是企业行为或商业活动。因此，他们不想承认也不考虑市场经济给整个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结构带来的根本性的变化。当然，在这种观点指导下，当代中国的意识形态战略与文化重建也无从谈起。在他们的框架中，任何有关这方面的思考都是奇谈怪论和离经判道之举。
与此形成对照，国外的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主义理论家却以极为迫切的心情思考着斯大林之后的社会主义运动的意识形态战略。摄其要点，它们大致是：
1、正视当代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发生的变革，正视新技术革命形成的新的历史环境。新的历史条件是：技术进步正形成劳动危机，即雇佣劳动的消亡，这意味着传统社会注意的发展基础发生了变化。
2、强资本、弱劳动。全球化态势已使信息为基础的
产业策略发生了变化，全球化的发展根本改变了雇佣劳动的形式和内容，进而改变了它的性质。资本全球化，而不是劳动全球化。
3、新共产主义。法共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出共产主义与官僚主义、专制主义、平均主义毫无关系，他主张的是为摆脱资本主义“为金钱而金钱”的逻辑变得更加人道的，在资本主义之后的社会。其前景是：在时代允许的条件下确保最大程度地满足全体社会成员的需要，并在每个个人身上最大程度地实现人类的充分发展。[14]
还有种种其他的提法，其只想大致可以归纳为一种更为关心人的，提供每个社会成员充分发展的替代资本主义（以金钱拜物教为杠杆）的社会模式。显而易见，这种意识形态策略是不同于自由主义，也不同于旧的模式的。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理论的当代发展，给我们提供了新的思想资源和思考背景。这些西方社会的理论家正是在考虑着超越自由主义的问题，而我们这里往往由于特别的历史因素正在重蹈覆辙。
三、发展：人文理性的展望
八十年代以来，中国的文化思潮凸现了两个重大主题：以人的解放为中心的反“文革”主题与以人文精神为中心的反物欲主义的主题。对二十几年的历史可能有另外一些概括：多元主义、边缘与中心的交错……等等。然而历史的脾性是顽强的，它展延的时间越长，它的主流方向就凸现得越清楚。当我们今天回头看八十年代时，那些短暂的表面看来是各不相关的话题通过以反“文革”为原动力的“人的解放”主题连续了起来。以倡导文学的语言革命来标志对片面的意识形态本位的反叛，以号召小说的形式变革来标志对传统的叙述方式的扬弃，更不用说文学与文化思潮中的人道主义，异化、主体性、反映论问题、西方马克思主义、实践本体等问题的讨论了。
面对着几乎全社会各个阶层的对“文革”为标志的极左路线的抗议和批判，在“人的解放”的旗帜下，持有各种相异立场与观点的人们，组成了精神上最为广泛的统一战线。虽然就在当时，人的口号后面是有着根本性的分歧的。如区分真假人道主义，区分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与以抽象人性论为基础的人道主义等等。不管出于什么动机与理论立场，这种区分的意义在当时远没有凸现出来。伴随着整个社会对文革的否定与反思，伴随着大规模的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无疑，当时思潮走向的主要矛盾是区别人与非人。为了使文学艺术从“文革”与以文革为代表的极左路线的阴影中走出来，通过已构成历史的小说、戏剧、电影、绘画和理论表述，“人”被大写了，一这种大写的人紧迫地反映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于是，我们看到，以八十世纪欧洲启蒙运动思想为内容的自由主义思潮，在本世纪历史上以从未有过的辉煌姿态卷土重来并很快成为社会性的强大潮流。
这是一段非常特殊的历史，对这段历史的概念会产生严重的分歧。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作为历史，不是某几个人策动的，它被广泛认同的社会性的问题的出现也不是几个人可以驾双的。甚至，个人扮演的历史角色，也往往不是随心所欲的。正如当年反对波旁王朝的法国革命阶层中有好几个等级一样，八十年代反地与批判左路线的人们中，也有不同的阶层中有好几个等级一样，八十年代反对与批判极左路线的人们中，也有不同的阶层和代表不同思想倾向的群体（历史证明了他们只是非常暂时的同盟军）。历史如何来回答这种分歧呢？——我们看到了，在共同的危险消除或减弱以后，“统一”阵营中的极端派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走上了历史舞台，并造成了众所周知的各种后果（从文化上的直至政治性），并在事实上阻碍了文化建设的继续发展。
于是，文化建设的暂时的共同性彻底消失了（熟悉当代中国的人们发现到了八十年代末，知识界已没有什么共同话题了，有人戏言：各领风骚三五天）。一个意欲创建的人文知识分子当时的感受可以说是异常的奇特的。他环顾四周，茫茫大地处处有危机。回到传统？传统本身只提供了部分生存智慧，它对中国的现代化理论的积极影响尚在探索；回到西方？自由主义丢弃了它在中国当代历史舞台上起步的充满着激情的姿态，直接与西化主义、西方中心论相匹配，成为很大一部分中国知识分子心理上不愿接受的文化——政治意念。回到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经过一段大折腾，它的一系列理论问题要根据中国的社会特性再加考虑，它的建设性的当代形态仍要艰苦的探索，对大部分渴望按照一种现成的思想体系行动的知识青年来讲，目前的状态是不解渴的。如果没有另一个历史契机，文化上这种多元并存，低调徘徊的局面是会持续相当长的一个时期的。
这个历史契机有了，它就是九十年代掀起了开放改革的第二次浪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的提出和伴随着这个目标出现的文化运动——高扬人文精神的旗帜。
《碰撞、对话、发展、建设——西方文化思潮与当代中国的回应(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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