碰撞、对话、发展、建设——西方文化思潮与当代中国的回应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看，都是当代中国发展的必由之路，它对生产力发展的解放作用是无庸置疑的。它对思想文化建设而言，至少从两个方面提出了艰巨的课题：从正面讲，“市场”所引发的人的生活态度、价值观、历史理论的变化，应当而且可以有积极的建设性的层面，也就是说，它可以引发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武器中，有社会主义理论而没有“市场”概念，目前，中国的社会主义新的特殊的形态出现了，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有个相对适应问题。新的经济基础，要引发新的上层建筑的思想意识的变革。

       建设性地叙述一种文化立场使之与开放改革的社会主义运动进程相匹配、这在八十年代的历史发展中已涌现出来了。但它只是涌现，远没有被重视和开掘。按照八十年代的历史条件，这种文化确立的理论条件还不成熟。首先，被知识界命名为“启蒙”“新启蒙”的文化运动，正以马不停蹄的速度席卷而来。对它的理论成果的吸收和对它的历史局限的批判，需要时间和耐心，而八埏年代崛起的学人普遍缺少耐心，因而也显得没有时间。其次，对传统理论的反思刚刚缓慢地展开，因而，要建设当代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愿望，在实践上还有一段长时间要走。第三，在反传统的历史条件下，对中国文化的吸收还刚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但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仍是时代的要求，但九十年代因“国学热”兴起更将

问题尖锐化了。在任何意义上它都需要明确的建设。人文精神讨论如果要深入下去，第一个问题就是：建设人文精神的基础是什么？

       作为一种文化立场的理论表述，我选择了“新理性”作为它的概念体系的总称。当然，对我而言，这是一种开放的马克思主义立场的别称，正象有人用“性和本能”（刘晓波），用“十字架的真”（刘小枫），用“乐感哲学”（李泽厚）来表述自己的理论立场一样。

       “新理性”作为一种文化立场的确立有两个前提，第一，它是针对非理性而言的；第二，它是针对“旧理性”而言的。

       寻求人类自身活动的理性规范，它不仅仅是历史事实，而且也是人类的本性。这个断言并无复杂之处。从哲学史的一般现实而言，无论是东方或西方，构筑人类理性的尝试和追求从所谓的“文明时代”的开端就有了。而西方哲学史上所讲的理性时代，一般而言是讲十七世纪以来第一次科学技术革命所引发的对宗教蒙昧主义的批判。正如恩格斯所说的那样，这是一个“用理性审判一切的时代”，“科学不屈从任何宗教世俗的权威，不畏任何集团的私利，唯一服务于实证的结果和逻辑和推演”。这种理性主义传统大大促进了西方社会的发展与进步。

       从一般世界观的定义讲，科学理性在历史上有着变革性的进步作用，西方从十七、八世纪开始的启蒙运动，促进了科学及工业生产的进步，使人对自己的信念大大提升。让我们回想一下启蒙运动中熠熠闪光的思想家门的著作，他们对科学与社会进步的信念甚至产生了“人是机器”（拉美特里）这样的今天看来有点荒诞的看法。科学思想之船在工业革命的推动下，在西方整整航行了三个世纪。直到二十世纪。在这三个世纪中，科学理性就是整个社会进步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就是关于人、关于宇宙、关于自然、关于历史的一切看法的总和。

       对科学理想的怀疑、否定、批判、扬弃、综合是二十世纪西方思想界的重大事件。二十世纪有二个重大历史关切影响了人类思想的进程，即：两次世界大战。战争的残酷性使思想家们认识到：科学进步是双刃剑，它既可以造福人类，也可以毁灭人类。于是，作为批判的对象，科学理性的技术层面、工具层面凸现出来了。今天我们常用的“技术理性”“工具理性”，就是指科学理性中的这样一个层面。对“技术至上”“工具主义”进行批判的思想家，我们可以开出长长的一系列名单，而且他们大部分都出现在二战之后，这是核武器出现后的引人注目的思想史事件。

       这种批判在二十世纪的历史上产生了两个基本走向。其中一个重大的，对二十世纪文化运动产生了决定性影响的，是非理性主义运动。从历史背景看，非理性主义并不泛指否认人类的一切理性，不是泛指这些思想家连人类的生活准则都要打破，而是指：针对十八、九世纪的科学理性及由此形成的世界观（历史观），他们站在极端的立场上予以否认。非理性主义的思想家如尼采、叔本华，哲学上的直觉主义、生命主义、社会历史观上的种族主义和由此导成的法西斯主义，还有文化——文学运动中的现代主义的一个层面，都是这样。

       这场本质上对十九世纪精神的全面反叛运动，迟至八十年代才在当代中国产生现实的影响。中国八十年代文化运动中的非理性主义思潮表现为文化与创作潮流中的崇尚生命本能，极端地推崇深层无意识、潜意识，否定“法律”、“本质”、“认识”、“必然”这样“可疑的”字眼以及它所代表的文化立场。但是，八十年代的这场非理性主义运动，就象八十年代的所有其它思想运动一样，都带有一定程度上的模仿性。作为批判者的知识群体，远没有形成成熟的思想体系和对西方思想史走向的清晰的把握，更缺乏对现这中国社会——文化走向的认真研究，所以，在八十年代的文化运动中的非理性主义思潮，本质上也只能是昙花一现，象任何别的思潮一样，形不成对十九世纪的真正的出自民族文化内部需要的批判。文化知识分子的兴趣很快就被后现代主义、现代性、后马克思主义、市民社会、文化空间……这样的热门话题吸引过去了。

       在二十世纪思想史上，不同于非理性主义思想家们的另一种批判潮流，我们称之为“文化理性主义”的思想家们。他们认识到单纯地崇尚科学、技术并不能解决人类生存的根本问题。它的发难者是狄尔泰（N.Dilthey1833-1911）。狄尔泰作为新康德主义者，不满足于康德以来的理性批判，认为那是认识论水平上的“知”（Verstand），其目的在于把握逻辑的东西，追问人的知识何以可能。而狄尔泰将“总体的人”（ganzen  Menschen）作为研究的中心，强调精神科学与自然科学、强调现实文化创造主体有血有肉的知情生活与无生命的死的“主体”有区别。狄尔泰首先开始实现了对科学理性片面理解的扬弃历程。狄尔泰之后，中国读者熟悉的胡塞尔（E.Husserl）、海德格尔（M.Hdideggr）、伽达默尔（H.G.gadamer）、利科尔（P.Ricoenr）、卡西尔（E.Cassirer）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卢卡奇、哈贝玛斯等人，加入了这条思想路线的批判行列。伽达默尔认为，哲学的人文主义精神在近代的科学认右中被窒息了，因此，新文化哲学建构的出发点应是“历史人文科学的人文主义精神”。

       在这条思路上，这些思想家的批判有别于尼采、叔本华这样的非理性主义的思想家。他们虽然批对黑格尔主义的传统，但继承的是新康德主义的路数，在这一点上，他们的历史合理性使他们成为二十世纪西方思想界的一股主潮。出于同样的历史原因，中国思想界对十九世纪的清醒的反思，只有在九十年代才形成自觉。二、三十年代有“科玄之争”，今天看来这只不过是科学主义刚刚引入以后的一种出于文化本位立场的感受式的反应，还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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