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期儒家与自律精神的确立
3](p102) 为最高境界的人格。所以，孔子说：“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3](p90) 孟子也说：“君子行法，以俟天命而已矣（《尽心·下》朱熹注：法者，天理之当然者也。）”；“形色天性也。惟圣人，然后可以践其形。（《尽心·上》）”[3](p103) 在《中庸·右二十一章》中，这一人格理想得到更为集中的阐发：
惟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5](p11)
关于当时的“天人观”和“圣人”观念，庄子在论述西周、春秋、战国的思想变化和分期时，曾有一段很精辟的概括。庄子《天下篇》称：
古之所谓道术者果恶乎在？曰无乎不在。曰神何由降，明何由出，圣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于一。不离于宗谓之天人，不离于精谓之神人，不离于真谓之至人；以天为宗，以德为本，以道为门，兆于变化，谓之圣人。
那么，如何致达“天人合德”这一最高境界呢？孔子、孟子都提出了以“礼”、“仁”为核心，以“克己”、“修己”、“修身”、“养性”为基本途径的解决方案。
“礼”，《论语》中74见，其日常语义主要指“礼意”、“礼仪”、“礼制”、“礼法”、“礼用”。如果说在这些语义和语用间有什么共同性的话，那么它们都相关于对某种最终可以归结为“天”（“天然”或“天意”）的事物、关系或秩序的认可肯定。例如，孔子十分赞赏的周礼，按其起源，本身即与对天的崇拜、以及对祖宗一元神祭享的礼仪、礼器有关；而周公作礼，就是将宗庙的礼器固定化做氏族专政的宗礼。这样，周礼所维系的，实际上是以奴隶主贵族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度，以及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1](p135) 为基本内容的奴隶主贵族等级制；而这些在孔子看来，显然都具有“天然”或“天赐”的性质。正因为“礼”的理据或合法性归根到底源自于“天”，因此，对“礼”的顺从维护，实际上是对“天”的顺从维护。从这种意义上讲，“礼”，无论作为当时旧贵族或氏族专政的法权形式，还是作为原儒具有伦理学、政治学色彩的一个核心范畴，其本质都是“天”的观念在世俗社会、政治、法律乃至道德伦理领域里自然或逻辑的延伸。于是，当孔孟以“事君尽礼（《八佾》）”[1](p32) 为己任，或强调“礼”的时候，他们本质上是强调世俗社会、政治、法律乃至道德伦理领域? 锏募扔械燃逗椭刃颉Ｋ?钥鬃铀担骸袄窭终鞣プ蕴熳映觥保?荒堋白灾詈畛觥保??恍怼芭愠贾垂??薄６?竦淖钪漳康模?鞘凳┖臀?ね持危骸吧虾美瘢?蛎褚资挂病＃ā断芪省罚?盵1](p166) 对于一般民众，则当“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使之“有耻且格。（《为政》）”[1](p12-13) 。孟子也强调：“不信仁贤，则国空虚。无礼义，则上下乱。（朱熹注：礼义，所以辨上下，定民志。《尽心·下》）”[3](p111) 于是，“礼”便在原儒阶段发展成为政治和制度文化中的最高范畴。
至于“仁”，《论语》中109见，其中绝大多数（105见）指一种道德标准或人格价值：孔子说：“刚、毅、木、讷近仁（《子路》）”[1](p150) ；“恭，宽，信，敏，惠”即仁。由于“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阳货》）”因此“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1](p190) 此外，在孔子看来，仁，也是一种“道”。孟子转述道：“孔子曰：道二,仁与不仁而已矣。（《离娄·上》）”[3](p52) 而“仁”之道，是可以经由主体的努力尤其是不断地自我修养和完善而致达的：“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述而》）”[1](p80) 所以，“当仁，不让于师（《卫灵公》）”[1](p175) ；“志士仁人，无求生矣害人，有杀生以成仁。（《卫灵公》）”[1](p171) 于是，像“礼”一样，“仁”也是原儒伦理和思想文化中的一个核心范畴。
孟子作为孔子的继承者、思孟学派的代表人物，其对礼仁的看法一方面与孔子大致相近；另一方面，又增添了“义”、“气”、“孝”、“弟”等新的内容：
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利于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朱熹注：仁者，心之德，爱之理。义者，心之制，事之宐也。（《梁惠王》）[3](p1)
“分人以财谓之惠，教人以善谓之忠，为天下得人者谓之仁。是故以天下与人易，为天下得人
王子垫问曰：“士何事？”孟子曰：“尚志”。曰：“何谓尚志？”曰：“仁义而已矣。（《尽心·上》）” [3](p106)
“居仁由义，大人之事备矣。（《尽心·上》）”朱熹注：大人，谓公卿大夫。[3](p106)
“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旷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离娄·上》）” [3](p55)
“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告子·下》）” [3](p93)
无怪乎程子这样说：“孟子有功于圣门，不可胜言。仲尼只说一个仁字，孟子开口便说仁义。仲尼只说一个志字，孟子便说许多养气出来。只此二字，其功甚多。” [3](p1-2)
从上述引文中可以看出，孔孟所谓的“仁”或“仁义”，实际上是原儒“人”的观念，或者更准确地说“圣人”或“神人”观念的现实化和伦理化：
“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尽心·下》）”朱熹注：仁者，人之所以为人之理也。然仁，理也；人，物也。以仁人之理，合于人之身而言之，乃所谓道者也。[3](p112)
孟子曰：“仁，人心也。义，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告子·上》）” [3](p89-90)
换言之，“仁”实际上是“圣人”人格的概括和范畴化；而“圣人”则是“仁”的观念的人格化。由于“天”与“人”构成了孔孟对世界看法的两极；因此，作为两者之自然延伸和对应的“礼”与“仁”，便有了内在的联系：
“礼”，作为世俗化的“天”（等级、秩序），同时又是偏于社会、政治层面的“仁”——“不信仁贤，则国空虚。无礼义，则上下乱。（朱熹注：礼义，所以辨上下，定民志。《尽心·下》）” [3](p111) 因此，“仁”的诸种品格，须以“礼”统领之——“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泰伯》）” [1](p84)
而“仁”，作为“神圣化”的“人”，同时也是偏于道德、伦理层面的“礼”——孟子曰：“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 《前期儒家与自律精神的确立(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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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5](p11)
关于当时的“天人观”和“圣人”观念，庄子在论述西周、春秋、战国的思想变化和分期时，曾有一段很精辟的概括。庄子《天下篇》称：
古之所谓道术者果恶乎在？曰无乎不在。曰神何由降，明何由出，圣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于一。不离于宗谓之天人，不离于精谓之神人，不离于真谓之至人；以天为宗，以德为本，以道为门，兆于变化，谓之圣人。
那么，如何致达“天人合德”这一最高境界呢？孔子、孟子都提出了以“礼”、“仁”为核心，以“克己”、“修己”、“修身”、“养性”为基本途径的解决方案。
“礼”，《论语》中74见，其日常语义主要指“礼意”、“礼仪”、“礼制”、“礼法”、“礼用”。如果说在这些语义和语用间有什么共同性的话，那么它们都相关于对某种最终可以归结为“天”（“天然”或“天意”）的事物、关系或秩序的认可肯定。例如，孔子十分赞赏的周礼，按其起源，本身即与对天的崇拜、以及对祖宗一元神祭享的礼仪、礼器有关；而周公作礼，就是将宗庙的礼器固定化做氏族专政的宗礼。这样，周礼所维系的，实际上是以奴隶主贵族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度，以及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1](p135) 为基本内容的奴隶主贵族等级制；而这些在孔子看来，显然都具有“天然”或“天赐”的性质。正因为“礼”的理据或合法性归根到底源自于“天”，因此，对“礼”的顺从维护，实际上是对“天”的顺从维护。从这种意义上讲，“礼”，无论作为当时旧贵族或氏族专政的法权形式，还是作为原儒具有伦理学、政治学色彩的一个核心范畴，其本质都是“天”的观念在世俗社会、政治、法律乃至道德伦理领域里自然或逻辑的延伸。于是，当孔孟以“事君尽礼（《八佾》）”[1](p32) 为己任，或强调“礼”的时候，他们本质上是强调世俗社会、政治、法律乃至道德伦理领域? 锏募扔械燃逗椭刃颉Ｋ?钥鬃铀担骸袄窭终鞣プ蕴熳映觥保?荒堋白灾詈畛觥保??恍怼芭愠贾垂??薄６?竦淖钪漳康模?鞘凳┖臀?ね持危骸吧虾美瘢?蛎褚资挂病＃ā断芪省罚?盵1](p166) 对于一般民众，则当“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使之“有耻且格。（《为政》）”[1](p12-13) 。孟子也强调：“不信仁贤，则国空虚。无礼义，则上下乱。（朱熹注：礼义，所以辨上下，定民志。《尽心·下》）”[3](p111) 于是，“礼”便在原儒阶段发展成为政治和制度文化中的最高范畴。
至于“仁”，《论语》中109见，其中绝大多数（105见）指一种道德标准或人格价值：孔子说：“刚、毅、木、讷近仁（《子路》）”[1](p150) ；“恭，宽，信，敏，惠”即仁。由于“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阳货》）”因此“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1](p190) 此外，在孔子看来，仁，也是一种“道”。孟子转述道：“孔子曰：道二,仁与不仁而已矣。（《离娄·上》）”[3](p52) 而“仁”之道，是可以经由主体的努力尤其是不断地自我修养和完善而致达的：“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述而》）”[1](p80) 所以，“当仁，不让于师（《卫灵公》）”[1](p175) ；“志士仁人，无求生矣害人，有杀生以成仁。（《卫灵公》）”[1](p171) 于是，像“礼”一样，“仁”也是原儒伦理和思想文化中的一个核心范畴。
孟子作为孔子的继承者、思孟学派的代表人物，其对礼仁的看法一方面与孔子大致相近；另一方面，又增添了“义”、“气”、“孝”、“弟”等新的内容：
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利于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朱熹注：仁者，心之德，爱之理。义者，心之制，事之宐也。（《梁惠王》）[3](p1)
“分人以财谓之惠，教人以善谓之忠，为天下得人者谓之仁。是故以天下与人易，为天下得人
难。（《滕文公》）” [4](p386)
王子垫问曰：“士何事？”孟子曰：“尚志”。曰：“何谓尚志？”曰：“仁义而已矣。（《尽心·上》）” [3](p106)
“居仁由义，大人之事备矣。（《尽心·上》）”朱熹注：大人，谓公卿大夫。[3](p106)
“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旷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离娄·上》）” [3](p55)
“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告子·下》）” [3](p93)
无怪乎程子这样说：“孟子有功于圣门，不可胜言。仲尼只说一个仁字，孟子开口便说仁义。仲尼只说一个志字，孟子便说许多养气出来。只此二字，其功甚多。” [3](p1-2)
从上述引文中可以看出，孔孟所谓的“仁”或“仁义”，实际上是原儒“人”的观念，或者更准确地说“圣人”或“神人”观念的现实化和伦理化：
“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尽心·下》）”朱熹注：仁者，人之所以为人之理也。然仁，理也；人，物也。以仁人之理，合于人之身而言之，乃所谓道者也。[3](p112)
孟子曰：“仁，人心也。义，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告子·上》）” [3](p89-90)
换言之，“仁”实际上是“圣人”人格的概括和范畴化；而“圣人”则是“仁”的观念的人格化。由于“天”与“人”构成了孔孟对世界看法的两极；因此，作为两者之自然延伸和对应的“礼”与“仁”，便有了内在的联系：
“礼”，作为世俗化的“天”（等级、秩序），同时又是偏于社会、政治层面的“仁”——“不信仁贤，则国空虚。无礼义，则上下乱。（朱熹注：礼义，所以辨上下，定民志。《尽心·下》）” [3](p111) 因此，“仁”的诸种品格，须以“礼”统领之——“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泰伯》）” [1](p84)
而“仁”，作为“神圣化”的“人”，同时也是偏于道德、伦理层面的“礼”——孟子曰：“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 《前期儒家与自律精神的确立(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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