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期儒家与自律精神的确立
他对性与情关系的看法，也是“性尊情卑”。例如，在董仲舒著名的“性三品说”中，他就是便依据性与情的关系、尤其是情的多寡，将人性分为三个等级的：一是所谓“圣人之性”，即情欲少，不教而能善者。二是所谓“中民之性”，即虽有情欲，但可为善亦为恶者。三是所谓“斗筲之性”，即情欲盛，虽教亦难为善，只可为恶者。由于董仲舒认为“名性不以上，不以下，以其中名之。（《深察名号》）”[7](p61) 因此，他实际上是主张“善过性，圣人过善”，只有“中民之性”需要并可以教养。
与上述问题相关的，是他对性与善关系的看法。董仲舒认为：善出于性中，而性未必已善、全善——“故性比于禾，善比于米；米出禾中，而禾未可全为米也；善出性中，而性未可全为善也。善与米，人之所继天而成于外，非在天所为之内也。（《深察名号》）”[7](p61) 这样，善之于性，便只是一种先天的可能性——“善端”；而这种作为先天可能性的善端须经后天之教养方可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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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既然天命即性，而性尊情卑，待教而善；那么秉承天意，以天为律，通过王者的教化和自身的修养，开启善端，以性（阳）控情（阴），“损其欲辍其情以应天（《深察名号》）”[7](p61) ，便成为其文化观和主体观方面合乎逻辑的选择。所以，一方面，就个人或一般民众而言，体察天意的自省作用和修持之力就十分重要：“天不变道亦不变”[8](p416) ；“道莫明省身之天(《为人者天》)”[7](p65) ；“内动于心志，外见于事情，修身审己，明善心以反道者也。(《二端》)”[7](p35) 换言之，由于“天之所为，有所至而止；止于内谓之天性，止于外谓之人事，事在性外，而性不得不成德。（《深察名号》）”[7](p61) 这样，通过内心的反省就可以把握“天地神明之心与人事成败之真。”另一方面，就王者或统治者而言，顺天承命的正统地位和教化之功也就成为理之必然：“天生民性，有善质而未能善，于是为之立王以善之，此天意也。民受未能善之性于天，而退受成性之教于王，王承天意，以成民之性为任者也。(《深察名号》)”[7](p61) 那么，王者如何才能教化万民呢？董仲舒提出王者也须通过“正心”来“正万民”乃至天下，致达王道乐土：
……故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四方正，远近莫不敢壹于正，而亡有邪气其间者。是以阴阳调而风雨时，群生和而万民殖，五谷孰而草木茂。天地之间，被润泽而大丰美；四海之内，闻圣德而皆俫臣。诸福之地，可致之祥，莫不毕至，而王道终矣。[8](p413)
由此可见，董仲舒关于天与人及其相互关系的看法，归结到一点，就是“以天为律”、“天主人从”。这不仅是董仲舒天道观和人道观的核心意识，也是董仲舒哲学、历史、政治、伦理、文化观中的贯穿线索。从这样一种基本的世界观和主体观出发，自然会形成一整套强调秩序与持守，以它律性自律为本质，并与封建社会器物文化、制度文化相适应的思想文化体系。
以哲学思想论，董仲舒从“阳尊阴卑”的基本立场出发，表面上讲“合”——对立双方的统一，而实际上主张“主次有序”——即一方命定或永远地对另一方的统领或屈从。例如，他一方面说“凡物必有合，合必有上，必有下，必有左，必有右，必有前，必有后，必有表，必有里。有美必有恶，有顺必有逆，有喜必有怒，有寒必有暑，有昼必有夜，此皆合也。阴者阳之合，妻者夫之合，子者父之合，臣者君之合。物莫无合，而合各有阴阳。（《基义》）”[7](p73) 另一方面，他又强调：“阴道无所独行，其始也不得专起，其终也不得分功，有所兼之义。是故臣兼功于君，子兼功于父，妻兼功于夫，阴兼功于阳。……阳之出也，常县于前而任事；阴之出也，常县于后而守空处，而见天之亲阳而疏阴，任德而不任刑也。（《基义》）”[7](p73) 可见董仲舒之所以主张“阳尊阴卑”、“性尊情卑”，以及“阴法阳儒”、“显经隐权，前德而后刑”，莫不与这种对矛盾双方既定主次关系形而上的基本看法相关。由此亦可佐证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实为“人感应于天”。
以历史思想论，董仲舒以“天之道终而复始”的基本观念立论，将驺衍的“五德始终”说改头换面，提出了颇具历史循环论色彩的“三统说”。所谓“三统”，即黑统、白统、赤统。董仲舒以夏为黑统，商为白统，周为赤统。而历史上的改朝换代，无非黑白赤“三统”与夏商质文“四法”互相交错，以十二世为周期的历史大循环。另一方面，历史虽然是循环的，但贯彻历史之始终、“复而不厌者谓之道”；由于“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是以禹继舜，舜继尧，三圣相守而守一道。”[8](p416) 于是，董仲舒得出了这样一种结论：改朝换代中，“受命之君”，为了与“前王”有别，虽然“必徙居处，更称号，改正朔，易服色”——此所谓“新王必改制”；但这都是因为“不敢不顺天志而明自显”，“若其大纲、人伦、道理、政治、教化、习俗、文义，尽如故，亦何改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无易道之实。（《楚庄王》）”[7](p10-11) 也就是说，最基本的价值观念、文化传统、尤其是统治之道是无须改变的。
与上述天道观、人性论、以及哲学、历史思想密切相关的，是董仲舒的政治思想。关于政治权利的来源、作用和合法性，董仲舒的基本看法是王承天命，君权神授：“春露秋霜，皆出圣恩”，“受命之君，天意之所予也。（《深察名号》）”[7](p59) 董仲舒还说：
天令之谓命，命非圣人不行；质朴之谓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谓情，情非度制不节；是故王者上谨于承天意以顺命也，下务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别上下之序，以防欲也。修此三者，而大本举矣。[8](p415)
与此密切相关的，是董仲舒对政治秩序的看法。董仲舒说：
《春秋》之法，以人随君，以君随天。曰，缘民臣之心，不可一日无君。一日不可无君而犹三年称子者，为君心之未当立也。此非以人随君耶？孝子之心，三年不当；三年不当而踰年即位者，与天数俱始终也。此非以君随天邪？故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春秋》之大义也。（《玉杯》）[7](p12)
关于政治制度的选择、重心和实施，董仲舒则强调奉天法古：
《春秋》之道，奉天而法古。是故虽有巧手，弗修规矩，不能正方圆；虽有察耳，不吹六律，不能定五音；虽有知心，不览先王，不能平天下。然则先王之遗道，亦天下之规矩六律已。故圣者法天，贤者法圣，此其大数也。得大数而治，失大数而乱，此治乱之分也。所闻天下无二道，故圣人异治同理也。古今通达，故先贤传其法于后世也。《春秋》之于世事也，善复古，讥易常，欲其法先王也。（《楚庄王》）[7](p10)
如果说董仲舒的政治思想，带有明显的伦理学色彩；那么同样地，董仲舒的伦理思想，也具有浓重的政治倾向。这主要表现为他以“天主人 《前期儒家与自律精神的确立(第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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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述问题相关的，是他对性与善关系的看法。董仲舒认为：善出于性中，而性未必已善、全善——“故性比于禾，善比于米；米出禾中，而禾未可全为米也；善出性中，而性未可全为善也。善与米，人之所继天而成于外，非在天所为之内也。（《深察名号》）”[7](p61) 这样，善之于性，便只是一种先天的可能性——“善端”；而这种作为先天可能性的善端须经后天之教养方可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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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民之号，取之瞑也。使性而已善，则何故以瞑为号？以霣者言，言弗扶则将颠陷猖狂，安能善？性有似目，目卧幽而瞑，待觉而后见；当其未觉，可谓有见质，而不可谓见。今万民之性，有其质而未能觉，譬如瞑者待觉，教之然后善；当其未觉，可谓有善质，而不可谓善。……性如蚕如卵，卵待孵而为雏，茧待缫而为丝，性待教而为善，此之谓真天。（《深察名号》）[7](p61)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既然天命即性，而性尊情卑，待教而善；那么秉承天意，以天为律，通过王者的教化和自身的修养，开启善端，以性（阳）控情（阴），“损其欲辍其情以应天（《深察名号》）”[7](p61) ，便成为其文化观和主体观方面合乎逻辑的选择。所以，一方面，就个人或一般民众而言，体察天意的自省作用和修持之力就十分重要：“天不变道亦不变”[8](p416) ；“道莫明省身之天(《为人者天》)”[7](p65) ；“内动于心志，外见于事情，修身审己，明善心以反道者也。(《二端》)”[7](p35) 换言之，由于“天之所为，有所至而止；止于内谓之天性，止于外谓之人事，事在性外，而性不得不成德。（《深察名号》）”[7](p61) 这样，通过内心的反省就可以把握“天地神明之心与人事成败之真。”另一方面，就王者或统治者而言，顺天承命的正统地位和教化之功也就成为理之必然：“天生民性，有善质而未能善，于是为之立王以善之，此天意也。民受未能善之性于天，而退受成性之教于王，王承天意，以成民之性为任者也。(《深察名号》)”[7](p61) 那么，王者如何才能教化万民呢？董仲舒提出王者也须通过“正心”来“正万民”乃至天下，致达王道乐土：
……故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四方正，远近莫不敢壹于正，而亡有邪气其间者。是以阴阳调而风雨时，群生和而万民殖，五谷孰而草木茂。天地之间，被润泽而大丰美；四海之内，闻圣德而皆俫臣。诸福之地，可致之祥，莫不毕至，而王道终矣。[8](p413)
由此可见，董仲舒关于天与人及其相互关系的看法，归结到一点，就是“以天为律”、“天主人从”。这不仅是董仲舒天道观和人道观的核心意识，也是董仲舒哲学、历史、政治、伦理、文化观中的贯穿线索。从这样一种基本的世界观和主体观出发，自然会形成一整套强调秩序与持守，以它律性自律为本质，并与封建社会器物文化、制度文化相适应的思想文化体系。
以哲学思想论，董仲舒从“阳尊阴卑”的基本立场出发，表面上讲“合”——对立双方的统一，而实际上主张“主次有序”——即一方命定或永远地对另一方的统领或屈从。例如，他一方面说“凡物必有合，合必有上，必有下，必有左，必有右，必有前，必有后，必有表，必有里。有美必有恶，有顺必有逆，有喜必有怒，有寒必有暑，有昼必有夜，此皆合也。阴者阳之合，妻者夫之合，子者父之合，臣者君之合。物莫无合，而合各有阴阳。（《基义》）”[7](p73) 另一方面，他又强调：“阴道无所独行，其始也不得专起，其终也不得分功，有所兼之义。是故臣兼功于君，子兼功于父，妻兼功于夫，阴兼功于阳。……阳之出也，常县于前而任事；阴之出也，常县于后而守空处，而见天之亲阳而疏阴，任德而不任刑也。（《基义》）”[7](p73) 可见董仲舒之所以主张“阳尊阴卑”、“性尊情卑”，以及“阴法阳儒”、“显经隐权，前德而后刑”，莫不与这种对矛盾双方既定主次关系形而上的基本看法相关。由此亦可佐证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实为“人感应于天”。
以历史思想论，董仲舒以“天之道终而复始”的基本观念立论，将驺衍的“五德始终”说改头换面，提出了颇具历史循环论色彩的“三统说”。所谓“三统”，即黑统、白统、赤统。董仲舒以夏为黑统，商为白统，周为赤统。而历史上的改朝换代，无非黑白赤“三统”与夏商质文“四法”互相交错，以十二世为周期的历史大循环。另一方面，历史虽然是循环的，但贯彻历史之始终、“复而不厌者谓之道”；由于“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是以禹继舜，舜继尧，三圣相守而守一道。”[8](p416) 于是，董仲舒得出了这样一种结论：改朝换代中，“受命之君”，为了与“前王”有别，虽然“必徙居处，更称号，改正朔，易服色”——此所谓“新王必改制”；但这都是因为“不敢不顺天志而明自显”，“若其大纲、人伦、道理、政治、教化、习俗、文义，尽如故，亦何改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无易道之实。（《楚庄王》）”[7](p10-11) 也就是说，最基本的价值观念、文化传统、尤其是统治之道是无须改变的。
与上述天道观、人性论、以及哲学、历史思想密切相关的，是董仲舒的政治思想。关于政治权利的来源、作用和合法性，董仲舒的基本看法是王承天命，君权神授：“春露秋霜，皆出圣恩”，“受命之君，天意之所予也。（《深察名号》）”[7](p59) 董仲舒还说：
天令之谓命，命非圣人不行；质朴之谓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谓情，情非度制不节；是故王者上谨于承天意以顺命也，下务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别上下之序，以防欲也。修此三者，而大本举矣。[8](p415)
与此密切相关的，是董仲舒对政治秩序的看法。董仲舒说：
《春秋》之法，以人随君，以君随天。曰，缘民臣之心，不可一日无君。一日不可无君而犹三年称子者，为君心之未当立也。此非以人随君耶？孝子之心，三年不当；三年不当而踰年即位者，与天数俱始终也。此非以君随天邪？故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春秋》之大义也。（《玉杯》）[7](p12)
关于政治制度的选择、重心和实施，董仲舒则强调奉天法古：
《春秋》之道，奉天而法古。是故虽有巧手，弗修规矩，不能正方圆；虽有察耳，不吹六律，不能定五音；虽有知心，不览先王，不能平天下。然则先王之遗道，亦天下之规矩六律已。故圣者法天，贤者法圣，此其大数也。得大数而治，失大数而乱，此治乱之分也。所闻天下无二道，故圣人异治同理也。古今通达，故先贤传其法于后世也。《春秋》之于世事也，善复古，讥易常，欲其法先王也。（《楚庄王》）[7](p10)
如果说董仲舒的政治思想，带有明显的伦理学色彩；那么同样地，董仲舒的伦理思想，也具有浓重的政治倾向。这主要表现为他以“天主人 《前期儒家与自律精神的确立(第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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