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Q正传》的朝韩语翻译

译的《鲁迅作品选》。人选的作品有《呐喊》中的<阿Q正传》等10篇、《彷徨》中的3篇、《故事新编》中的3篇，其余皆为杂文。此后二人还发表了论文《鲁迅的生平和文学活动》，深刻分析了鲁迅的创作活动，高度评价《阿Q正传》“是中国现代文学宝库中具有重大贡献的巨著”。
1979年，朝鲜文艺出版社翻译出版了鲁迅的小说集《祝福》，内收《阿Q正传》①等12篇小说。文艺出版社在1986年出版的百卷<世界文学选集》的第七卷是《鲁迅作品选集》，内含《阿Q正传》。
此后，朝鲜许多作家、翻译家、文艺评论家对鲁迅及其作品都进行了深入研究，并表达了不少真知灼见。安浩相精通汉语，翻译鲁迅作品最多，是卓有成就的鲁迅作品的研究者。其他如朴兴炳、李圭海、裴亿、朴万实、杨运汉、裴浩等，都是在鲁迅研究方面取得重大成就的作家、翻译家和文艺评论家。他们对鲁迅及其作品都给予了高度评价，特别是对《阿Q正传》等优秀小说产生了强烈的共鸣，例如，当时的作家曾说，“鲁迅《阿Q正传》中的阿Q和假洋鬼子，长期地留在我们的脑海中，成了不可磨灭的印象。”1972年，朝鲜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文学艺术词典》，其中收有“鲁迅”、“阿Q正传”、“祝福”三个词条，对鲁迅及其作品进行了评介，认为《阿Q正传》“是中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作”。
综上所述，由于政治上的原因，朝鲜对《阿Q正传》的翻译、介绍、研究一直是持续深入的。与韩国相比，朝鲜高度重视≤阿Q正传》的思想内涵，而对其艺术价值和在现代小说史上的意义则显得关注不够。
二、中国朝鲜族对《阿Q正传》的翻译
作为中国现代小说的经典，《阿Q正传》在国内的朝语译本很多，其中较好的版本有三种，分别是延边人民出版社翻译出版的《鲁迅作品选》（1959年9月版，里面收录了《阿Q正传》），北京外国文出版社翻译出版的《鲁迅小说选集》（1974年版，里面收录了《阿Q正传》），民族出版社出版的《鲁迅选集》（1987年6月版，李哲俊译，里面收录了《阿Q正传》）。这些译本对中国与朝鲜、韩国文学的相互影响和交流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中国朝鲜族是清朝末年开始从朝鲜半岛移民过来的，1952年9月3日在朝鲜族聚集地吉林省东部成立了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国朝鲜族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不仅保留着自己民族固有的风俗习惯和文化传统，而且还带有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历史的风云中形成的中国朝鲜族的新的思想意识和性格特点。朝鲜语语文课是朝鲜族民族教育的基础。其中，在其使用的小学教材中，翻译成朝文的外国、外民族文学作品对朝鲜族的文化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正因为如此，延边教育出版社在1980年7月出版的高级中学教科书（试用本）三年级《朝鲜语文》（供东北三省及内蒙古地区朝鲜族高级中学使用）里，选译了《阿Q正传》的第七章《革命》和第八章《不准革命》。这套教材从出版到现在，随着社会的发展、教育改革，里面不少课文都有过很大调整，但《阿Q正传》还继续受到编者的推崇、教师的认可、学生的喜爱。而且，与初版教材相比，最新版本教科书里的《阿Q正传》（节选）也只是在词汇上有几处细微的改动，表明初版教科书翻译的精准度还是比较高的。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朝鲜族学者对鲁迅作品的翻译还受到了韩国翻译界的欢迎，1991年，韩国影印出版了李哲俊、朴正一在中国翻译出版的《鲁迅选集》全四卷，包括鲁迅的全部小说和部分杂文。
三、中、朝、韩对《阿Q正传》朝韩语翻译的不同策略
法国比较文学家梵第根在其《比较文学论》(1931)里讨论了“译本和翻译者”的问题，可谓开了比较文学翻译问题讨论的先河。他认为，对译本的研究可以从两个方面展开：一个是把译本与原文进行比较研究，另一个是对同一作品的几个不同译本进行比较研究。我们这样做了以后发现，国内外朝韩译本都具有较高的价值，但由于文化、政治语境的差异，它们表现出了不同的风格特色，也出现了误读或漏译现象。现将中、朝、韩三国《阿Q正传》的朝韩译本在翻译策略上比较突出的不同特点略述如下：
我们发现，《阿Q正传》的几个朝韩语译本在对人物称呼的翻译上，反映出了翻译国与接受国的民族、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差异，同时在语言转换过程中表现了彼此文化和文学的相互理解和交融。
各译本对阿Q这个人物称呼的翻译主要有四种：阿Q、*-Q、*、***。韩国李家源译本直接使用汉语的称呼；张基瑾译为*，这是根据汉语的发音直译过来的；朝鲜的两个译本分别译成了*和*；中国的三个译本都译为*。《阿Q正传》原文在序文中明确揭示了“阿Q”名字的来历，是阿Q“活着的时候，人都叫他阿Quei”，而“阿Quei，阿桂还是阿贵呢？”阿Q没有兄弟，也没有发过生日贴，连茂才先生也对此茫然，从“阿Q犯事的案卷”中也无从查找，最后“只好用了‘洋字’，照英国流行的拼法写他为阿Quei，略作阿Q”。所以我们认为，阿Q译为01-Q比从汉语发音直译为*或*．*更贴切。
对历史人物名字的翻译，三国的几个朝韩语译本大致相同，区别只在于有无注释。韩国李家源和张基瑾的译本对历史人物名字的翻译没有注释，只是用汉字写出它们的汉语称呼。1956年，朝鲜的裴亿等人的译本也没有注释。与朝鲜、韩国的这些译本相比，中国的李哲俊和延边人民出版社1959年的译本却利用注释向朝韩语读者传播了原文中有关中国历史人物的文化知识，这也有益于读者深入理解原文。显然，没有注释的翻译或许能被高层次读者接受，但对于普通读者来说，势必造成理解和接受的障碍与文化背景信息的丢失。
（二）不同的注释说明
《阿Q正传》以辛亥革命时期具有浓厚封建色彩的农村社会为背景，涵盖了大量的民俗文化知识。要将这些文化信息在译本有限的字句中完全体现出来简直是不可能的，因此注释（包括文内注释、脚注或尾注）便成为解决因文化差异造成的误读或信息流失的有效途径之一。
中国的译本都在不同程度上利用注释向朝韩语读者传播了原文中丰富的中国文化知识，诸如“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男女之大防”等词语都有非常准确的注释。其中李哲俊的译本更为突出，有多达42条的信息准确、内容详细的注释与译文相呼应，不仅解释词意，而且指明词语的出处。这些纳入到注释中的有关中国文化背景的知识，无疑有利于加深朝韩语读者对原文的理解，也充分表现了中国朝鲜族译者对中国文化的深刻理解与积极传播。
朝鲜的两个译本也分别使用了尾注和脚注加以补充说明。朴兴炳、李圭海译本的注释与1974年北京外国文出版社的译本相比，虽然出自两个不同国家的译者之手，但由于两国政治制度相同、文化交

《《阿Q正传》的朝韩语翻译(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