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新闻自由历史性沉沦的里程碑:科索沃战争一周年回顾
言不讳和完全公开的”辩论，而毋须对事实真相进行任何核实。美国最高法院的这一裁决，实际上为美国新闻界批评政府官员大开了绿灯。这就是后来美国新闻记者不怕总统怕老板、敢把总统拉下马的“尚方宝剑”。
美国新闻自由历史性沉沦的里程碑:科索沃战争一周年回顾(第2页)
但是，直到1980年代，美国一些研究表达自由领域的专家已经越来越相信，在过去数十年中，美国的新闻自由从来就没有得到过有力的或者更好的法律保护。美国的新闻自由还在很多方面都没有通过法律的制定或者法庭的判决得到保护或者界定。美国新闻自由的头顶上还悬着众多的达摩克利斯剑，如好战词语、危害国家安全、名誉损害和诽谤、淫秽作品、侵犯隐私等。美国著名传媒学者丹尼斯·埃弗里特也认为：“美国新闻界生活在各种规定和规则、惯例与限制之中。……从世界标准看，它是相对自由的，尽管附带有所有这些对其自由的限制。……即使对美国新闻界所处的这些条件作最浮光掠影式的表面审视，也会告诉我们它不是真正自由的。”
美国新闻界曾经引以为荣证明美国新闻自由的两个现代重大新闻事件报道，却恰好是美国新闻自由急转直下的重大转折点。
一个是越南战争报道。人们都知道，1960年代后期和1970年代初期，美国国内的反战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美国新闻界推动的。然而，美国新闻界并不是从侵越战争一开始就主动履行他们自誉的民众的“看家狗”和政府的“反对派”这一角色的。据一部研究越南战争新闻报道的专著《报道越南：战争中的媒体与军队》的研究表明：“在这场冲突的起初，当约翰逊行政当局通过参与南越的战争，试图遏制中国和苏联面对南亚的雄心的时候，全国默认了这一举动。美国新闻媒介尽管自称其对政府抱怀疑态度是一个原则问题，但是（在新闻报道中）还是既反映又加强了这种趋势，原封不动地传达了官方关于这场战争价值之所在的陈述，并且支持战场上的士兵，虽说并不总是支持他们的将军。”“在这场战争的初期，诸如尼尔·希恩、马尔科姆·布朗、戴维·哈波斯塔姆和彼得·阿内特等记者虽然有时不同意官方的政策，但是他们的报道从来没有怀疑过这场战争的结果。”这就是说，在这场战争的初期，美国新闻界对美国政府的侵越战争政策是坚信不疑的，对这场侵略战争也是坚信不疑的，他们与美国政府、军方的合作是密切的。甚至可以说，美国新闻界和美国政府、军方在侵越战争初期曾经度过了一个“蜜月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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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军在越南战场上的伤亡越来越惨重、美军的“地毯式轰炸”、“焦土”战术等也越来越难以奏效，美军和美国政府在越南战场上的泥潭越陷越深、不能自拔。美国社会开始否定美国政府的最初决策。再加上约翰逊政府后期、尼克松政府初期明知在越南战场上苦熬已无以为继，但是又欲罢不能、欲退还羞，处于进退两难、举棋不定的尴尬境地。这时，美国新闻界想与政府、军方合作已经不可能了。因为政府、军方的举措经常自相矛盾，使新闻界不知所措。于是，“随着撤军的继续以及这场战争所坚持的全部目的逐步丧失，在日益分化的美国精英中的知情人士带领下，美国新闻媒介才开始对于发生在南越的各种事件越来越持批评态度。”在美国侵越战争后期，美国报刊、广播、电视记者的新闻报道特别是电视报道，开始比较客观地向美国人民反映了侵略战争的真相，甚至揭露出了“美莱大屠杀”等震惊世界的战争暴行。《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甚至不顾政府禁令交替连续刊登涉及侵越战争的政府机密文件。在美国国内掀起了轩然大波，激起了反战浪潮。美国国内反战运动声势之大、参加人数之多、影响范围之广在美国历史上都是空前的。1972年底，美国政府被迫匆匆忙忙与越南人民政府签订了停战协定。美国在那片热土上进行了长达十年的侵略战争，丢掉了5.8万人的生命、受伤30万人并花费上千亿美元。1975年4月30日，最后一批美军和美国使馆人员，不光彩地从越南仓皇撤出了。
这里值得指出的是，从美国新闻史上看，据美国学者对美国新闻报道的统计结果表明，美国新闻界在重大国策上根本不是什么他们标榜的“政府的反对派”，而是与政府的政策相当吻合。正如美国路易斯安娜大学新闻学教授约翰·梅里尔所说，“从传统上看，美国新闻界与官方信息来源的关系一直是相当密切、相当倚重和相当合作的。毫无疑问这会产生一些问题，但是它也一直是其优势之一。”美国新闻界的所谓“政府反对派”的角色，充其量主要是表现为对于个别“总统的反对派”（如尼克松、克林顿等）角色。
另一个是水门事件报道。1972年5月17日凌晨，美国警方在首都华盛顿特区水门大楼内的民主党总部捕获了5名撬窃分子。这在治安状况不好的华盛顿特区并 《美国新闻自由历史性沉沦的里程碑:科索沃战争一周年回顾(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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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直到1980年代，美国一些研究表达自由领域的专家已经越来越相信，在过去数十年中，美国的新闻自由从来就没有得到过有力的或者更好的法律保护。美国的新闻自由还在很多方面都没有通过法律的制定或者法庭的判决得到保护或者界定。美国新闻自由的头顶上还悬着众多的达摩克利斯剑，如好战词语、危害国家安全、名誉损害和诽谤、淫秽作品、侵犯隐私等。美国著名传媒学者丹尼斯·埃弗里特也认为：“美国新闻界生活在各种规定和规则、惯例与限制之中。……从世界标准看，它是相对自由的，尽管附带有所有这些对其自由的限制。……即使对美国新闻界所处的这些条件作最浮光掠影式的表面审视，也会告诉我们它不是真正自由的。”
美国新闻界曾经引以为荣证明美国新闻自由的两个现代重大新闻事件报道，却恰好是美国新闻自由急转直下的重大转折点。
一个是越南战争报道。人们都知道，1960年代后期和1970年代初期，美国国内的反战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美国新闻界推动的。然而，美国新闻界并不是从侵越战争一开始就主动履行他们自誉的民众的“看家狗”和政府的“反对派”这一角色的。据一部研究越南战争新闻报道的专著《报道越南：战争中的媒体与军队》的研究表明：“在这场冲突的起初，当约翰逊行政当局通过参与南越的战争，试图遏制中国和苏联面对南亚的雄心的时候，全国默认了这一举动。美国新闻媒介尽管自称其对政府抱怀疑态度是一个原则问题，但是（在新闻报道中）还是既反映又加强了这种趋势，原封不动地传达了官方关于这场战争价值之所在的陈述，并且支持战场上的士兵，虽说并不总是支持他们的将军。”“在这场战争的初期，诸如尼尔·希恩、马尔科姆·布朗、戴维·哈波斯塔姆和彼得·阿内特等记者虽然有时不同意官方的政策，但是他们的报道从来没有怀疑过这场战争的结果。”这就是说，在这场战争的初期，美国新闻界对美国政府的侵越战争政策是坚信不疑的，对这场侵略战争也是坚信不疑的，他们与美国政府、军方的合作是密切的。甚至可以说，美国新闻界和美国政府、军方在侵越战争初期曾经度过了一个“蜜月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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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军在越南战场上的伤亡越来越惨重、美军的“地毯式轰炸”、“焦土”战术等也越来越难以奏效，美军和美国政府在越南战场上的泥潭越陷越深、不能自拔。美国社会开始否定美国政府的最初决策。再加上约翰逊政府后期、尼克松政府初期明知在越南战场上苦熬已无以为继，但是又欲罢不能、欲退还羞，处于进退两难、举棋不定的尴尬境地。这时，美国新闻界想与政府、军方合作已经不可能了。因为政府、军方的举措经常自相矛盾，使新闻界不知所措。于是，“随着撤军的继续以及这场战争所坚持的全部目的逐步丧失，在日益分化的美国精英中的知情人士带领下，美国新闻媒介才开始对于发生在南越的各种事件越来越持批评态度。”在美国侵越战争后期，美国报刊、广播、电视记者的新闻报道特别是电视报道，开始比较客观地向美国人民反映了侵略战争的真相，甚至揭露出了“美莱大屠杀”等震惊世界的战争暴行。《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甚至不顾政府禁令交替连续刊登涉及侵越战争的政府机密文件。在美国国内掀起了轩然大波，激起了反战浪潮。美国国内反战运动声势之大、参加人数之多、影响范围之广在美国历史上都是空前的。1972年底，美国政府被迫匆匆忙忙与越南人民政府签订了停战协定。美国在那片热土上进行了长达十年的侵略战争，丢掉了5.8万人的生命、受伤30万人并花费上千亿美元。1975年4月30日，最后一批美军和美国使馆人员，不光彩地从越南仓皇撤出了。
这里值得指出的是，从美国新闻史上看，据美国学者对美国新闻报道的统计结果表明，美国新闻界在重大国策上根本不是什么他们标榜的“政府的反对派”，而是与政府的政策相当吻合。正如美国路易斯安娜大学新闻学教授约翰·梅里尔所说，“从传统上看，美国新闻界与官方信息来源的关系一直是相当密切、相当倚重和相当合作的。毫无疑问这会产生一些问题，但是它也一直是其优势之一。”美国新闻界的所谓“政府反对派”的角色，充其量主要是表现为对于个别“总统的反对派”（如尼克松、克林顿等）角色。
另一个是水门事件报道。1972年5月17日凌晨，美国警方在首都华盛顿特区水门大楼内的民主党总部捕获了5名撬窃分子。这在治安状况不好的华盛顿特区并 《美国新闻自由历史性沉沦的里程碑:科索沃战争一周年回顾(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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