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经验到科学的飞跃:我国传媒学术界与实践界面临的共同命题

步的。四位奠基人都是从传播模式和态度改变效果进行研究的，开山鼻祖施拉姆则不仅关注普遍模式，而且从现代化社会发展的角度来树立自己的宏观理论体系，他们奠定了实证学派关注现实的基础。随后，欧洲和北美以及世界其他各地的众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批判了实证学说，其范围从政治经济学者、文化研究学者一直到民族主义者、女权主义者、环保主义者等等，他们指出，实证学派的根本缺陷在于致力于维护现实，而不是寻求更好的未来。这表明，批判学者们也从来没有忽略过真正的现实，他们虽然在对待现实的维护或批判态度上与实证学派有所不同，但在关注现实这一方面毫无二致。或者可以这样说，要进行批判，也是在了解现实的基础上进行的，并且也是为了促进现实的变革。而那些脱离了这一点，沉浸于玄思的学者则使得自己的研究局限于文本和小圈子，曲高和寡，只对自己负责，而很少或根本不涉及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的实践活动。毕竟，我们面对的这个世界正处于瞬息万变的状态中，用自己的科学理性去认识它、掌握它、批判它、改革它，正是责任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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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主义的认识论除了要求研究者密切关注现实之外，还提醒他们要超越这个现实。对众多的媒介实践者来说，他们需要的不仅仅是对以往工作的总结，他们需要一系列指导性的带有理想色彩的理论模式。这主要包括四个方面：首先，从经济学的角度对媒介产业化进行宏观整合，指出一条适合社会化大生产和我国国情的产业发展道路；其次，从政治制度、公共政策研究和法学的角度对国家的宏观管理进行分析，促进决策过程的合理化和科学化；再次，从传播学角度给媒介从业者提供一套传播模式，树立现代的传播观念，建立操作层面上的规范化流水线；最后，从文化研究的角度反思大众文化对民主、自由、人的创造性和想象力的促进与遏制，寻求既具有通俗性又具有先进性的主流文化，保持和维护公共空间，保证边缘文化不受扼杀，同时致力于自己的民族文化火种的传承。
这种科学理想还要求我们在进行媒介研究的时候将媒介非中心化(decenter the media)，即不是把媒介作为惟一的研究核心，而把传播与媒介放在广泛的社会经济、政治、社会以及文化基本过程中来研究。这一点非常重要，如果我们不能把媒介从它自身的自给自足中解救出来，正如黑格尔所说，脱离了整体的手也就失去了作为手的意义。
传播学和媒介研究从传统的新闻学研究中生发出来，开拓了更广阔的研究领域。正如本文前面所述，它的研究角度有很多，从经济学、政治学到文化研究，几乎每一个研究取向都能从自己的起点出发进入这个阵地，为它做出贡献的同时从这里得到灵感。这是因为，传播活动本来就是人类的最基本活动之一，而大众媒介在如今的社会生活中已经扮演了一个极为重要的角色，其重要性不亚于原始部落的村民广场。
而不论来自那种研究取向，在进行传媒研究时，对现实的关注和超越始终是一个根本性的基础。这一方面是现实主义认识论的要求，另一方面也是由当前媒介领域的迅猛变动所决定的。
我们所研究的一切，目的都是为了获得一个更美好的现实。因此，我们的研究不能局限于经验操作的总结，而应当上升为科学。惟有如此，更理想化的、更值得追求的传播实践与媒介格局才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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