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学派纵横谈
，英国“格拉斯哥大学媒介小组”的工作也值得称道。这里仅以“大众传播研究中心”的一项研究为例略做解说。
1970年，哈洛伦等就英国媒体对1968年伦敦反对越战大游行所做的“歪曲”报道做了一项专题研究，出版了批判学派的经曲之作——《示威游行与传播：一个个案研究》。本来，这次示威游行活动组织有方，秩序井然，只有极少数的参加者后来去了美国使馆，与警察发生了一点冲突，导致个别人受伤。“然而，英国的媒体报道与实际情况却大相径庭。报纸和电视几乎无一例外地把报道的焦点放在美国大使馆附近发生的极个别的冲突上，将一个总的来说组织严密的和平示威游行描绘成一个充满暴力的事件。”④
哈洛伦等人针对此事的报道展开研究，得出一系列令人深思的结论。比如，他们指出，在传媒日趋垄断的时代，所谓民主社会的多元信息渠道正日益趋向非民主化。“事实上，商业竞争非但没有给媒体内容带来繁荣和多样，反而经常使它们呈现出千篇一律的面孔，其标新立异的也只能在类似的媒体诠释和观众预期的框架中进行。就27日的反战大游行而言，作者们发现，他们研究的报纸和电视台在报道中还相互参照相互肯定。……结果，极其不公正的报道像滚雪球似的越滚越大，在缺乏其他说法的情况下，观众根本无法判断其真实性和全面性。”⑤
再如，西方媒体一向强调报道的客观、真实与公正，而大多数西方记者作为个人来说，一般也确实无意于掩盖真相和歪曲事实。那么，为什么在这件事情以及许多其他事情如最近的科索沃问题上，会与其津津乐道的理念相去甚远呢?哈洛伦等人的研究认为，“自18世纪后期开始，英国(以及其他西方国家——引者注)出现了以赢利为目的的廉价商业报纸，并逐步取代了过去的政党报纸。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商业报纸为了赢利而必须取悦尽可能多的读者，因此故意避免鲜明的政治立场，标榜价值中立和客观报道。久而久之，所谓的不加任何主观价值判断的事实报道，即缺乏背景介绍的硬新闻便成了报纸的主角。电视新闻不但继承报纸新闻这一实践规范，更将它推到极至，与电视作为视觉听觉媒体的技术特点相适应。突发事件成了新闻报道的主要对象，事实的过程往往被忽略了。就27日的大游行而言，记者们等待的突发事件就是这一过程中为数极少的暴力冲突事件，是视觉上刺激和精彩的镜头和照片，而不是事件的全部过程及其社会意义。”⑥
总之，在批判学派的历史上，《示威游行与传播》一书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借用北京大学赵斌先生的话来说，它“开创了英语世界批判传播研究的先河，打破了以往几十年传播学(实即经验学派——引者注)的伪科学倾向及其对媒体效果的行为主义研究，提倡将传媒还原到大的社会和历史背景之中，而不是将它们孤立起来分析”。⑦不仅如此，它所体现的批判性研究取向、总体性研究思路和综合性研究方法，至今仍是传播学批判学派所沿袭的“学术规范”。
四
其二是文化研究。此一路数包罗广泛，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鼻祖卢卡奇的“物化”思想到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从葛兰西的“文化霸权”到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从法国结构主义的传媒符号分析到英国伯明翰大学“现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的传媒文化解剖，从D·贝尔的“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到詹明信的“资本主义文化逻辑”，从吉登斯(A.Giddens)的“现代性”分析到耶鲁的“四人帮”——保罗·德曼、希利斯·米勒、杰弗里·哈特曼和哈罗德·布罗姆……不难看出这幅简要的素描，实际上勾勒的是现代西方的学术流变图。所以，这方面的学术资源异常丰富，浩如汪洋。其中最为人所熟知的，前有法兰克福学派，后有伯明翰学派，特别是后者的代表人物R·威廉斯(R.Williams)、S·霍尔(S.Hall)等几乎成为文化研究的标志。限于篇幅，这里仅就福柯“知识考古学”的有关思想稍加解说。
说到知识，人们一般都把它视为某种自然而然的、外在于人的客观认识。其实，任何知识都是人的言说，而任何言说都体现着特定的权力意向和权力关系。福柯把这些言说统称为“话语”。比如，媒体的报道就是一种话语，再如人们常说的新闻自由也是一种话语。在福柯之前，人们虽然意识到却没有认识到种种看似纯然客观的知识或话语，实际上都与不同社会团体或利益集团具有密切的关联。知识原来并非自足的东西，而是各种集团为了自己的生存与发展而纵横捭阖的言说过程及其产物。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就是揭示各种知识、各种言说、各种话语在形成过程中所体现的权力背景(不仅仅是政治权力)。按照他的考察，话语权其实就是统治权，知识的意志其实就是权力的意志，如老师的传道授业就体现着某种权力。对此，赵一凡先生曾这样概括道：
依他考古的眼光，西方所谓科学、哲学、宗教、法律之类，都是些历史沿革下来的庞杂话语集群。它们在权力冲突支配下，经由不断剔除、混淆和积淀，才逐渐形成不同专业的话语系统。至于科学和真理，也很难说是什么纯粹干净的知识，因为它们不可避免地掺杂着主观意志，留有权力干预的伤痕。⑧
以“新闻自由”为例，这套话语的形成与壮大过程，十分典型地显示了资产阶级与国王贵族“争权夺利”的本质。稍微考察一下西方近代以来的新闻传播历程，就不难发现这套话语从来也没有真正兑现事实上也不可能兑现它所言说的美丽目标，它不过是新兴资产阶级为了自身利益而生发的一个话语，他们通过这套话语夺取并把持了统治权。在全球化时代(这又是一个体现特定权力关系的流行话语)，西方特别是美国在国际传播领域又进一步祭起这面话语的大纛，而其实质说白了还是为了维护、巩固和推行自己的权力意志。因为，现时代的信息自由传播究竟对谁有利而又对谁不利，即使白痴恐怕心里都会明白。
五
其三是文化帝国主义(或曰媒介帝国主义)。此一路数是从国际传播与全球传播的视野上，探究西方(特别是美国)传媒运作及其产品对世界格局和人类命运的影响。随着全球化的升温，这方面的问题越来越受到关注。比如，E·卡茨(E.Katz)等人对美国电视连续剧《豪门恩怨》(Dallas)的研究，A·多尔夫曼(A.Dorfman)与A·马特拉特(A.Matterlart)对美国动画片唐老鸭的解读，都是这类研究的范例。至于英国Nottingham Trent大学的J·汤林森以此为题所做的博士论文《文化帝国主义》(1991年)，虽然是操持经验学派的立场而辩驳文化帝国主义的立论，但由于其资料的翔实和论述的细密而不失为可资参考的力作。
当然，这方面最著名的研究，还数美国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的H·席勒教授(H.I.Sch
H·席勒的成名作，是1969年出版的《大众传播与美国帝国》(Mass Communication and American Empire)。用加拿大批判学派的代表人物、Simon Fraser大学的D·司迈斯(Dallas Smythe)在本书序言里的话说，本书对美国大众传播的结构、政策及其在政治经济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进行了批判性的论述，堪称第一份全面而细致的研究。在这部书里，席勒以阿明、华勒斯坦、弗兰克(其最新著作《白银资本》是一部发聋振聩、不可多得的批判性佳作)等人的“依附理论”为据，着重探讨了他所说的“军界—企业界联合体“(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分析了由政府、军界和民间企业一同构成的这个盘根错节的利益共同体，如何促成美国大众传播势力的凌驾全球，又如何导致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文化主权的丧失。
此后，他的几部著作如《思想管理者》(1973)、《传播与文化支配》(1976)等，基本上都延续这一思路，围绕甚嚣尘上的“信息的自由流通”和愈演愈烈的世界传播不平衡格局而展开论争，其不屈不挠的身影和充满热情与理想的精神，在北美的主流学术界恰似那位与风车搏斗的英勇骑士唐吉诃德。正是在《传播与文化支配》一书中，席勒第一次提出并阐释了“文化帝国主义” 《批判学派纵横谈(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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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哈洛伦等就英国媒体对1968年伦敦反对越战大游行所做的“歪曲”报道做了一项专题研究，出版了批判学派的经曲之作——《示威游行与传播：一个个案研究》。本来，这次示威游行活动组织有方，秩序井然，只有极少数的参加者后来去了美国使馆，与警察发生了一点冲突，导致个别人受伤。“然而，英国的媒体报道与实际情况却大相径庭。报纸和电视几乎无一例外地把报道的焦点放在美国大使馆附近发生的极个别的冲突上，将一个总的来说组织严密的和平示威游行描绘成一个充满暴力的事件。”④
哈洛伦等人针对此事的报道展开研究，得出一系列令人深思的结论。比如，他们指出，在传媒日趋垄断的时代，所谓民主社会的多元信息渠道正日益趋向非民主化。“事实上，商业竞争非但没有给媒体内容带来繁荣和多样，反而经常使它们呈现出千篇一律的面孔，其标新立异的也只能在类似的媒体诠释和观众预期的框架中进行。就27日的反战大游行而言，作者们发现，他们研究的报纸和电视台在报道中还相互参照相互肯定。……结果，极其不公正的报道像滚雪球似的越滚越大，在缺乏其他说法的情况下，观众根本无法判断其真实性和全面性。”⑤
再如，西方媒体一向强调报道的客观、真实与公正，而大多数西方记者作为个人来说，一般也确实无意于掩盖真相和歪曲事实。那么，为什么在这件事情以及许多其他事情如最近的科索沃问题上，会与其津津乐道的理念相去甚远呢?哈洛伦等人的研究认为，“自18世纪后期开始，英国(以及其他西方国家——引者注)出现了以赢利为目的的廉价商业报纸，并逐步取代了过去的政党报纸。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商业报纸为了赢利而必须取悦尽可能多的读者，因此故意避免鲜明的政治立场，标榜价值中立和客观报道。久而久之，所谓的不加任何主观价值判断的事实报道，即缺乏背景介绍的硬新闻便成了报纸的主角。电视新闻不但继承报纸新闻这一实践规范，更将它推到极至，与电视作为视觉听觉媒体的技术特点相适应。突发事件成了新闻报道的主要对象，事实的过程往往被忽略了。就27日的大游行而言，记者们等待的突发事件就是这一过程中为数极少的暴力冲突事件，是视觉上刺激和精彩的镜头和照片，而不是事件的全部过程及其社会意义。”⑥
总之，在批判学派的历史上，《示威游行与传播》一书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借用北京大学赵斌先生的话来说，它“开创了英语世界批判传播研究的先河，打破了以往几十年传播学(实即经验学派——引者注)的伪科学倾向及其对媒体效果的行为主义研究，提倡将传媒还原到大的社会和历史背景之中，而不是将它们孤立起来分析”。⑦不仅如此，它所体现的批判性研究取向、总体性研究思路和综合性研究方法，至今仍是传播学批判学派所沿袭的“学术规范”。
四
其二是文化研究。此一路数包罗广泛，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鼻祖卢卡奇的“物化”思想到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从葛兰西的“文化霸权”到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从法国结构主义的传媒符号分析到英国伯明翰大学“现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的传媒文化解剖，从D·贝尔的“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到詹明信的“资本主义文化逻辑”，从吉登斯(A.Giddens)的“现代性”分析到耶鲁的“四人帮”——保罗·德曼、希利斯·米勒、杰弗里·哈特曼和哈罗德·布罗姆……不难看出这幅简要的素描，实际上勾勒的是现代西方的学术流变图。所以，这方面的学术资源异常丰富，浩如汪洋。其中最为人所熟知的，前有法兰克福学派，后有伯明翰学派，特别是后者的代表人物R·威廉斯(R.Williams)、S·霍尔(S.Hall)等几乎成为文化研究的标志。限于篇幅，这里仅就福柯“知识考古学”的有关思想稍加解说。
说到知识，人们一般都把它视为某种自然而然的、外在于人的客观认识。其实，任何知识都是人的言说，而任何言说都体现着特定的权力意向和权力关系。福柯把这些言说统称为“话语”。比如，媒体的报道就是一种话语，再如人们常说的新闻自由也是一种话语。在福柯之前，人们虽然意识到却没有认识到种种看似纯然客观的知识或话语，实际上都与不同社会团体或利益集团具有密切的关联。知识原来并非自足的东西，而是各种集团为了自己的生存与发展而纵横捭阖的言说过程及其产物。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就是揭示各种知识、各种言说、各种话语在形成过程中所体现的权力背景(不仅仅是政治权力)。按照他的考察，话语权其实就是统治权，知识的意志其实就是权力的意志，如老师的传道授业就体现着某种权力。对此，赵一凡先生曾这样概括道：
依他考古的眼光，西方所谓科学、哲学、宗教、法律之类，都是些历史沿革下来的庞杂话语集群。它们在权力冲突支配下，经由不断剔除、混淆和积淀，才逐渐形成不同专业的话语系统。至于科学和真理，也很难说是什么纯粹干净的知识，因为它们不可避免地掺杂着主观意志，留有权力干预的伤痕。⑧
以“新闻自由”为例，这套话语的形成与壮大过程，十分典型地显示了资产阶级与国王贵族“争权夺利”的本质。稍微考察一下西方近代以来的新闻传播历程，就不难发现这套话语从来也没有真正兑现事实上也不可能兑现它所言说的美丽目标，它不过是新兴资产阶级为了自身利益而生发的一个话语，他们通过这套话语夺取并把持了统治权。在全球化时代(这又是一个体现特定权力关系的流行话语)，西方特别是美国在国际传播领域又进一步祭起这面话语的大纛，而其实质说白了还是为了维护、巩固和推行自己的权力意志。因为，现时代的信息自由传播究竟对谁有利而又对谁不利，即使白痴恐怕心里都会明白。
五
其三是文化帝国主义(或曰媒介帝国主义)。此一路数是从国际传播与全球传播的视野上，探究西方(特别是美国)传媒运作及其产品对世界格局和人类命运的影响。随着全球化的升温，这方面的问题越来越受到关注。比如，E·卡茨(E.Katz)等人对美国电视连续剧《豪门恩怨》(Dallas)的研究，A·多尔夫曼(A.Dorfman)与A·马特拉特(A.Matterlart)对美国动画片唐老鸭的解读，都是这类研究的范例。至于英国Nottingham Trent大学的J·汤林森以此为题所做的博士论文《文化帝国主义》(1991年)，虽然是操持经验学派的立场而辩驳文化帝国主义的立论，但由于其资料的翔实和论述的细密而不失为可资参考的力作。
当然，这方面最著名的研究，还数美国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的H·席勒教授(H.I.Sch
iller)。席勒自60年代末在经验学派的大本营异军突起以来，一直被视为批判学派的巨擘，他对美国传媒的揭露与批判向以犀利无情著称，与美国东海岸麻省理工大学那位著名语言学家乔姆斯基的痛诋畅驳形成东西夹击之势。有意思的是，其子D·席勒也是一位批判学者，而且与乃父同在一校执教，《国际新闻界》2000年第6期上刊发的一篇书评，即论述了他的新作《数字资本主义》。
H·席勒的成名作，是1969年出版的《大众传播与美国帝国》(Mass Communication and American Empire)。用加拿大批判学派的代表人物、Simon Fraser大学的D·司迈斯(Dallas Smythe)在本书序言里的话说，本书对美国大众传播的结构、政策及其在政治经济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进行了批判性的论述，堪称第一份全面而细致的研究。在这部书里，席勒以阿明、华勒斯坦、弗兰克(其最新著作《白银资本》是一部发聋振聩、不可多得的批判性佳作)等人的“依附理论”为据，着重探讨了他所说的“军界—企业界联合体“(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分析了由政府、军界和民间企业一同构成的这个盘根错节的利益共同体，如何促成美国大众传播势力的凌驾全球，又如何导致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文化主权的丧失。
此后，他的几部著作如《思想管理者》(1973)、《传播与文化支配》(1976)等，基本上都延续这一思路，围绕甚嚣尘上的“信息的自由流通”和愈演愈烈的世界传播不平衡格局而展开论争，其不屈不挠的身影和充满热情与理想的精神，在北美的主流学术界恰似那位与风车搏斗的英勇骑士唐吉诃德。正是在《传播与文化支配》一书中，席勒第一次提出并阐释了“文化帝国主义” 《批判学派纵横谈(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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