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文性

文本，而是读者。不是文本结构，而是读者参与的意指实践。不是读者被动消费的“可读”经典文本，而是读者主动参与的“可写”文本生产。与列氏和德里达不同，巴特在这种重写中发现了制造文本“互联”的主体，即作者、读者和批评家。他们的写作、阅读、理解、分析和阐释的能力，取决于他们对于不同互文本的累积、将其置于特定文本中加以重组的能力。这种累积与重组的结果，必然是作者、读者、批评家本人的文本性，也是他们对于互文性(第3页)的一种自恋式满足。最终，作者成为他自己累积与重组的另一组文本。
　　克里斯蒂娃也注意到进入互文空间的主体。她认为，一个文本断片、句子或段落，不单是直接或间接话语中两个声音的交叉，它是无数声音交叉、无数文本介入的结果。这些交叉介入不仅发生在语义层面上，而且发生在句法与语音层面上。所以文本的多元性质，涉及到语音、语义和句法的同时参与。而不同文本在不同层面的参与，则揭示一种特殊的精神活动。为此，分析的任务不是简单识别出参与最后文本的其他特定文本。分析者应该明白，他所分析的是一个特定话语的主体，而这个主体恰恰由于互文性(第3页)而超越了他自己的身份，超越了词源学意义上的个人。克里斯蒂娃在形式层面上发现互文性(第3页)，这是一个心理或精神分析学发现，它关系到“创造者”的地位问题。这个创造者通过不同层面上多元文本的交叉，才生产出新的文本。这一创造性主体，就是巴赫金所说的“多声部”。克里斯蒂娃称之为“过程中的主体”：即在意指过程中，一个作者要接受对峙、分层、被简化为零的挑战，然后他被重新赋予一个新的多元身份（注意：他在后现代文本中往往是人物的碎片）。
　　一个创造性主体的分解，一个新的多元主体的产生。这便是克里斯蒂娃的互文性(第3页)动力学。它不仅适于互文性(第3页)作者，也适于互文性(第3页)读者。依据这一理论，读者阅读的过程，就是把自己的身份置于意指过程之中。他不仅与特定文本中的不同互文本相认同，而且还必须被化简为零，被置于一种哑然失语的危机时刻。这是审美快感到来之前的准备阶段。然后，读者便可进入自由联想的过程，重构多元意义的过程，定义几乎无法定义的内涵的过程。总之，这也是诗歌文本的再创造过程。
　　对克里斯蒂娃来说，文本是一种行为，是批评和元语言行为。在这过程中，主体审查前文本和现在的文本，肯定一些文本并否定另一些文本。这就是主体所具有的解构所有话语的互文性(第3页)功能。如此看来，互文性(第3页)本是一个复杂的否定过程：它繁殖语言和主体位置，为创造新文本而破坏旧文本，并使意义在文本与文本无休止的交流中变得不确定。这个过程无疑是在酝酿一场互文性(第3页)革命。在《诗歌语言的革命》中，克里斯蒂娃强调：这场互文性(第3页)革命发生于génotexte与phénotexte之间的“零时刻”。此时，主体的无意识冲动爆发成语言，企图打破他人、尤其是父亲的互文本话语，从而把言语从这种压抑性话语中解放出来。
　　所谓phénotexte是在具体陈述的结构中自行呈现的言语现象。按照巴特的解释，无限的意义都是通过一种偶然性发生的，phénotexte就是与这种偶然性相对应的一个层面。它是陈述(statement)而非表述(enunciation)的层面，是适于语音、语义、句法等结构分析的层面，因此属于符号和交流理论的范畴。而génotexte则是构成表述主体的逻辑运作的基础，是构成phénotexte的场所，是意义发生的场所，因此是一个异质性领域。总而言之，phénotexte是语法和语义的表层结构，而génotexte是能指和言说主体的深层范式。意指过程包含着这两种文本，二者缺一不可，但每一种意指实践又不可能包含这个过程的全部，因为每一种意指实践都不可避免地受到社会政治的制约，遭到这些制约的踪迹的涂抹，phénotexte就是这些涂抹的载体。克里斯蒂娃旨在说明，互文引语从来不是纯洁的、清白的、直接的，它总是被改变的、被曲解的、被位移的、被凝缩的，总是为了适应言说主体的价值体系而经过编辑的。也可以说，互文引语具有明确的意识形态倾向。
　　　　作为后现代文本策略的互文性(第3页)
　　从上述例证与理论阐述看，无论互文性(第3页)给语言学和文学批评带来了多么深刻的革命，它不过是古今文学的一种正常运作模式。它要么作为一种本能的文化实践，把读者无意识地引向自身的互文本（迈克尔·瑞法特尔），要么作为一个形式分类系统，让人们依据其阅读类型，对文学进行高度复杂的分类（杰拉尔德·热奈特）。就互文性(第3页)自身的强烈反悖与戏仿特性看，它无疑能与后现代文本策略划等号。正因如此，人们往往会把互文性(第3页)与后现代主义混为一谈。由此可见互文性(第3页)对于理解后现代文学的重要性。
　　作为一种本能的文化实践，互文性(第3页)大致在两个层面上运作：一是语言内层面，二是文本生产层面。第一层面要求“语言能力”。就是说，读者必须熟悉文本的语言指涉“意义”。问题是，诗歌的意义并不存在于句法和词汇之中，而在于互文本的重新组合。因此在第二层面，即文本生产层面，要求读者具有“文学能力”。就是读者对于特定文化及其文本描写系统的相应了解，譬如引语和典故。作为转译文本、解释文本“意义”的符号，它们要求读者在破译文学文本意义时，至少熟悉一个以上的互文本。基于这种文化实践，热奈特把互文性(第3页)分为3个亚范畴：第一是引语(citation)，即明显或有清楚标记的互文性(第3页)；第二是典故(allusion)，即隐蔽或无清楚标记的互文性(第3页)；第三是剽窃(plagiat)，就是无标记、却完整照搬的部分。这种分类显然过于形式化，其中第三种或许不成立。
　　说到互

文性与后现代文学的关系，不妨说，它主要是作为一种文本策略，而与后现代文学的其他特征密切关联的。乌里奇·布洛赫把这些特征总结为如下几项：
　　作者之死：一部文学作品不再是原创，而是许多其他文本的混合，因此传统意义上的作者不复存在了。作家不再进行原创造，他只是重组和回收前文本的材料。
　　读者的解放：既然一部作品是互文的混合，那么读者就要在文本中读入或读出自己的意义，即从众声喧哗中选择一些声音而抛弃另一些声音，同时加入自己的声音。
　　模仿的终结和自我指涉的开始：文学不再是给自然提供的镜子，而是给其他文本和自己的文本提供的镜子。
　　剽窃的文学：文学不过是对其他文本的重写或回收，它是寄生的。这一发现致使传统的原创与剽窃之间的界限消失了。
　　碎片与混合：文本不再是封闭、同质、统一的；它是开放、异质、破碎、多声部的、犹如马赛克一样的拼贴。这种混合建构的效果不在于和谐，而在于冲突。
　　无限的回归：使用暗示制造无限回归的悖论，取得了“套盒”(Chinese  boxes)效应：它能在一部虚构作品中无限制地嵌入现实的不同层面。
　　顺便提及，互文性(第3页)作为后现代文学的一个文本策略，渗透于多种后现代文学。它包括元小说、元诗歌、反叙事、纯小说、戏仿、拼贴等等。这些应该另当别论。
　　　　结束语：作为文学解读策略的互文性(第3页)
　　综上所述，互文性(第3页)就是写作与阅读共享的一个领域。按照乔纳森·卡勒的说法，互文性(第3页)实指一个话语空间，它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首先，互文性(第3页)关系到一个文本与其他文本的对话，同时它也是一种吸收、戏仿和批评活动。其次，互文性(第3页)表明文学所依赖的特殊手法与阐释运作，都具有一定的人为性或欺骗性。它揭示出文学作品的特殊指涉性：当一部作品表面上指涉一个世界时，它实际上是在评论其他文本，并把实际指涉推延到另一时刻或另一层面，因而造成了一个无休止的意指过程。如此看来，它要比布鲁姆在分析“强力”诗人时所揭示的影响模式复杂得多。譬如它会涉及特定文类的专用手法，涉及有关已知与未知事物的特殊假设，涉及比较普遍的期待与阐释运作，乃至有关特定话语的先入之见、及其目的思考。我们应该如何面对这样一个难以定义、描述和使用的概念呢？卡勒提议使用语言学研究中的预设方法，这包括逻辑预设、修辞预设、语用预设。
　　逻辑预设(logical  presupposition)是对一个句子的预设。比如：约翰娶了保罗的妹妹。这个陈述句预设保罗有个妹妹。预设能把一个句子与另一组句子关联起来。其重要性在于：一个句子的全部预设，就是能从句子中推导出来的全部命题，它也是这个句子所暗示的全部意识形态主张。在文学中，一个句子有无逻辑预设，对于读者和分析者来说非常重要。这是因为：作品在表层结构上直接提出的命

《互文性(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