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邓小平依法治国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紧密结合起来，使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化、法律化。”在《 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中强调：“不要社会主义民主的法制，决不是社会主义法制；不要社会主义法制的民主， 决不是社会主义民主。”在党的十三大报告中，他更是突出地把“高度民主、法制完备”作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一项基本内容和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证加以阐述。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后，邓小平从领导岗位上退了下来。但是他的法制思想在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国中继续发挥着重要作用。并被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继承焉，有了很大发展。
1992年，党的十四大确立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宏伟目标。江泽民指出：“世界经济的实践证明，一个比较成熟的市场经济，必然要求并具有比较完备的法制。市场经营活动的运行，市场秩序的维系，国家对市场活动的宏观调控和管理，以及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各个环节，都需要法律的引导和规范。在国际经济交往中，也需要按国际惯例和国与国之间约定的规范办事，这些都 是市场的内在要求。”这是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战略决策1992年12月，江泽民又讲，我们正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中， 必须学会运用法律来保障市场经济的运和，把市场经济纳入法制轨道。1995年，江泽民指出，党既要领导宪法、法律的制订，又要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依法办事。1996年2月8日，在中国共产党中央举办的中央领导同志法制讲座上，江泽民就实行和坚持依法治国，保障国家长治久安发表了重要讲话，明确肯定了“依法治国是社会进步、社会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必然要求。”首次提出了“依法治国”的方针。同年3月召开的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正式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作为治国方略确认下来。
此后，在对“依法治国”内涵的不断深化理解中，又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在科学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的基本纲领，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人民当家作主的基础上，依法治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并郑重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重大战略任务。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把邓小平依法治国思想变为一项全新的基本国策。1998年3月，九届人大二次会议又将这项内容载入宪法，这标志着全新的依法治国思想的确立，我国完成了治国方略的根本性转变。
“依法治国”思想的战略指导地位确立后，我国进入了落实和完善这一基本国策的新阶段。全社会对法治的认识越来越清楚，越来越重视。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一如既往的更加重视立法工作，各级具有立法权限的地方人大及政府也积极参与法制建设工作，并加强了对立法工作的管理监督，保证了立法质量，制定了一大批社会主义建设急需的法律法规。2001年，江泽民在全国宣传部长工作会议上又提出了“以德治国”的主张，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结合起来，这是对法治思想的又一重大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以胡锦涛为核心的党的第四代领导集体，坚持依法治国思想的重要指导地位，开始了全面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工作。特别是重视对弱势群体权利的立法保障工作。把建成一个完善的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作为全面小康社会的重要标志，确立了“以民为本”的执政思想，决心把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成为惠及全民的法治，更加明确了我国法治工作的发展方向。为科学法治体系的建立作出了重大贡献。
二、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
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人领导集体对邓小平法制思想的完善和全新发展。
1997年9月，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高度概括了依法治国的基本内涵：“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 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形式和途径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社会文化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这段论述，指明了依法治国的主体是人民群众，领导力量是中国共产党，依据上宪法和法律，客体是国家事务，目标是实现社会主义法治，并使其具有极大的权威。尤其需要强调的是，这里使用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概念，而不再使用此前的“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概念。“法治”与“法制”一字之差，但其本质涵义差别极大。“法治”即法学界所说的“水治”，须以人民民主和人民主权为基础，与“人治”相对立，是一种独立的治国目标和价值目标，体现着法律至上的精神观念；而“法制”则是法律制度的简称，即法学界所说的“刀制”，是一种手段和工具，既一国现行法律规范的总和；而“法治”则为动态概念，即立法、守法、执法、司法的诸过程。因此，为了更为准确地反映现代法治的内涵和价值标准，党的十五大报告和九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均正式使用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准确表述。一字之改，反映了对邓小平法制理论的发展和观念的提升。九届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十五计划纲要》则进一步明确指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这就将“依法治国”从治国方略的手段层次，上升为社会主义现代化重要目标的目的层次，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统一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之内。为了牢牢把握依法治国的核心和重心是依法治官、治权、治理国家机器的本质，《十五计划纲要》要求“健全依法行使权力的制约机制，加强对权力运行的民主监督、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对“依法治国”概念加 以具体化的阐释。“依法治国”思想最终成为一个科学体系。
针对十五大以来德治弱化的情况，以及法治建设中存在的“执行难”和“钻法律的空子”等问题，江泽民在2001年提出了“德治”的主张。他指出：“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同时也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对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法治与德治，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二者缺一不可，也不可偏废。法治属于政法、治建设，属于政法文明，德治属于思想建设，属于精神文明。我们应该始终注意把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把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结合起来。”
“以德治国”的提出是对“依法治国”方略的完善和补充。首先

，立法需要以道德为基础。法律道德的主要来源之一是认可重要的、基本的道德规范，法律规范的主要价值目标之一也应是先进的道 德规范。只有这样，法律才能为大多数人所认同和信仰，从而获得顺利实施的可能。其次，执法也需要以道德为基础，公正、准确地把握立法的宗旨，合理、恰当、及时地裁决办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立法者的素质。执法者的道德素质低下，就可能滥用权力，出现合法不合理的现象，甚至造成冤假错案。因此，提高执法者的道德素质是保证法律的效力、公正的重要途径。第三，守法更需要以道德为基础。一个法治社会，守法应当是法律实施的基本的、大量的形式，外在的法律规范只有在转化为大多数人内在自觉时，才能达到法的自觉遵守。道德素质高可以自觉履行法律义务，维护法律尊严。道德素质低就可能不自觉守法，逃避法律监督.在社会调节手段、社会关系调整方式上，法律与道德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二者结合的好，则相得益彰，事半功倍。结合的不好，法律就失去了道德基础，道德失去了法律的支持，就会事倍功半，不以达到预期效果。
总之，邓小平深刻总结了历史经验教训，提出了民主法制的思想，奠定了依法治国的理论基础和思想基础，奠定了治国方略根本性转变的基石。从邓小平到江泽民，胡锦涛，在依法治国思想上是一脉相承的，在继承中又不断的加以探索发展的。

《论邓小平依法治国思想的形成和发展(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