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纪录片发展问题备忘

很多纪录片在反思这个问题。特别是对一个民族有重大创伤意义的历史类纪录片是非常多的。我很有感触。对于我们这个灾难深重的民族来说，历史文献性的纪录片还太不够了，这是新纪录运动的一个缺陷。新纪录运动对当下的关注更多，而对于怎么样处理一个历史题材，特别是怎样处理对于民族的集体记忆有创伤性的重大历史题材，如何用纪录片的方式去表达，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历史类的纪录片太少了，优秀的更少，这样的工作我们做得实在不够。当然这里面有现实的制约，但我以为更重要的是，我们还不清楚如何去处理和建立纪录片与历史的关系，怎样在纪录片中建立我们的历史观。
七月份北京“关注纪录电影高级论坛”讨论的一个重点是陈建军导演的《中华文明》系列电影。这系列影片处理的是远古的历史，从中华文明的源头开始。这次论坛的讨论，我觉得有意义的是，参加的不只是做影视理论或实践的人，还有一些思想界和学术界的优秀学者，他们的观点其实非常有价值，打破了我们的封闭自守，也使我们重新确立和反思影像与社会、与历史、与学术界的关系。这系列影片主题的意义和价值以及导演艰苦卓绝的努力和探索，大家都是充分肯定的。这里我没必要再重复那些赞美之词，我只想把问题提出来。
当我们在用影像处理近现代历史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想到意识形态对我们的制约和塑造。但是，我们做远古历史的时候，是否就能够规避掉这个问题呢？其实也是无法规避的。历史类纪录片最重要的意义是承担一个民族的集体记忆，《中华文明》不言而喻，它非常重要的历史使命是要构建学术界和公众进行沟通的平台，为中国人提供一个集体记忆的文本。而这个片子贯穿始终的是民族国家的意识形态。片头的设计被很多学者提出质疑，是因为它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版图作为中华文明的空间范围，中华文明于是被限制在这个政治版图之内。而其实中华文明的形成是一个多元化不断互动的过程，这个文明本身是多元互动的结果，很难用单一的文明起源说和现在的民族政治国家版图来进行切割。民族国家这样一个概念和我们的中华文明实际应该有所区分。对于中国的古老文明来说，民族国家这个概念是没有的，我们有的只是帝国的概念。民族国家概念是从西方来的，按照现在的民族国家理论，民族国家的概念是十八世纪法国大革命以后才开始诞生的。在中国，孙中山先生以后我们才提出民族国家概念，所以这是一个近代的政治概念，而不是一个古老的文明概念。如果用民族国家去匡解中国文明源头，可能会落入到某种意识形态的框架中去而不自觉。所以，我们自身历史观的反省和清理对于历史纪录片来说就变得重要了。在目前这样一个历史框架和叙述下，我们看到片子很快地从《英雄时代》到《铁血帝国》，走的是英雄史观的国家框架，这是有所遗憾的。中华文明被界定为战争史、政治史与国家史，孔子、老子、庄子、孟子因而被排斥，没能幸运地在影片出现，而一个没有孔子等诸子的文明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文明呢？学术界深受重视的社会生活史也没有机会在影片里得到展示。于是我们看到影片里充满了冷兵器战争的屠杀与血腥，确实很戏剧，画面也很有张力——这就是大名鼎鼎的“真实再现”。但正是从这里，我们可以发现，“真实再现”的运用其实是不能脱离导演对纪录片本身的理解，它不是独立的美学要素，也无法成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法宝。不从根本上去理解纪录片，也就无法从根本上去理解所谓“真实再现”与纪录片的关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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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需要探讨纪录片导演在历史类纪录片中的角色与地位，你的历史史实是如何建构起来的，这些历史史实是基于什么样的史籍和考古发现。影片叙述了很多故事，但这些故事的历史资料来源是什么？我们不清楚。也就是说观众不清楚影片进行历史建构的史实基础何在。这样纪录片的纪录功能是否被削弱了？纪录片本身独立影像的意义在哪里？纪录片导演在叙述历史的时候，应该采取怎样的叙述方式来保持历史的开放性？历史类纪录片如何通过叙述与观众建立互动的关系？在这个片子里面我们看到很多影片直接诉诸我们的东西，包括很多的扮演（再现），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对故事的图解，并没有获得独立的意义，而是附庸，是附属于图解某种概念，这就有所遗憾。对于历史类纪录片来说，怎么样来获得自己独立的影像地位？纪录片导演在处理历史类题材的时候，怎么样建立自己的主体意识？这些问题，很值得深入思考。对于我们来说，它们可能还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但它们给我们提供的正是一个反省的平台，我希望我们能够在这个坐标上再往前更进一步。
三, 商业化与纪录片的栏目化生存
在美国期间，一天，一位熟悉的加州伯克莱大学的教授打电话告诉我说，怀斯曼的片子《高中生》将在公共电视台PBS播出，要我注意。我在节目报上也查到了特别预告，是在晚间九点多钟的黄金时段。播出的时候，先有一段对怀斯曼的采访，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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