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纪录片发展问题备忘

再播他的片子，过程很长，差不多有一、二个小时，一个广告也没有加。后来我咨询了PBS在旧金山的一个节目部的负责人，她说这主要是因为怀斯曼的名气大，一般的导演也是没有这么好的运气的。美国的公共电视在里根政府削减公共基金之后，也日益暴露在市场化的压力下，处境维艰。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公共电视的追求是没有意义的，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

中国的电视纪录片在国家电视台体制内的发展已经有十多年的好光景，1993年上海台《纪录片编辑室》和中央台《东方时空·生活空间》的正式开播，可以看成是中国电视纪录片栏目化确立的标志性事件。在上海，纪录片曾经成为街谈巷议的热门话题。九十年代前半期，类似的电视纪录片栏目在全国各个省市台遍地开花,一时间蔚为壮观。但是随着中国媒介市场化改革的一步步加深，收视率成为衡量一切电视节目的不二法则，纪录片的栏目化便逐渐面临很大困境，大量电视纪录片的栏目又开始呼啦啦翻身下马。九十年代末，低潮已经是有目共睹的了。
能够坚守并继续获得发展的并不是没有，中央台新开辟的《纪录片》栏目，虽然总是在午夜之后播出，但每一期都当被作精品来制作，它侧重对中国历史人文类纪录片的开掘和培养，创作态度异乎寻常地认真与严肃。由于播出时段太不理想的缘故，它的收视率很低，但是他们的追求却是引人瞩目和令人钦佩的。中央台目前在国内比较有影响的电视纪录片栏目，还有《纪事》——《东方时空》的周末版，它正在逐渐地向社会重大题材靠拢，而不是只满足于一些家长里短的故事。《生活空间》的改版《百姓故事》也在努力探索新的发展。但是，所有的制片人都深深地感受到市场化发展给他们带来的极大的压力，收视率是无法摆脱的紧箍咒。对于各个地方台来说，这种压力会以更加惨烈的方式进行，北京台的《纪录》栏目是地方台坚持高举纪录片旗帜的代表，它在体制的运作上锐意改革，推陈出新，实行主创人员的工作室制度，而且积极整合体制外的创作力量,形成了一整套新的运作模式。它的播出时段是被放在晚九点的黄金档，这其实意味着它必须与电视剧进行收视率的拼杀，而电视台实行的是收视率末位淘汰制，把纪录片与电视剧放在在同样的广告价位上，如果失败就必须被淘汰，这个逻辑现在是见怪不怪。结果就是，——这也是整个中国纪录片面临的问题，它必然造成要把纪录片当作一种“故事”来讲，比谁的故事片讲得更精彩，或者说更猎奇。纪录片的“故事化”越演越烈。这个问题已经无法回避。它不单是电视纪录片的问题，它与中国整个的媒介发展格局相联系，是中国媒介改革走商业化发展的必然逻辑结果。
我现在很感慨中国电视商业化的问题，以前说狼来了，现在狼真的来了。中国电视纪录片的商业化发展跟中国整个电视体制的改革有关系，而不仅仅是纪录片的问题。现在我们都谈电视向产业化发展，把西方成功的商业电视台作为我们发展的最高目标和追求，但我们都忽视了西方传媒制度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这就是公共电视的传统，它实际上是一个社会民主制度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我们用市场去反对专制，却可能走进了另一种专制：市场的专制。用电视剧的标准要求纪录片，用纪录片去追求收视率，陷入不折不扣的商业做派。纪录片在西方发展最好的就是英国的BBC，它是发育最好、功用最完备的公共电视系统。在台湾，电视商业化程度很高，所以在电视频道上你不可能看到纪录片，被收视率挤出去了。台湾的纪录片工作者大量做民间推广的工作，非常让人敬佩。后来好不容易有了公共电视。现在台湾有一批知识分子在推动台湾的三大无线电视台的公共化，要把其中的党产和官股从无线电视里抽出来，让独立财团来运用，让它具有公共性，这被认为是一个社会中非常重要的东西。而现在我们谈的都是商业化发展中的电视产业，在这种情况下，你是不可能指望纪录片的健康成长的。纪录片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的作用是提供一个民主渠道，让不同的人能够进入到主流，进入到一个开放的历史环境中。如果我们把商业化作为唯一口径来要求中国的纪录片，我们必然会走到末路上去，必然走向中国纪录片的全面没落。中国纪录片的发展和中国整个新闻体制的市场化改革有关系，1995年后中国纪录片的衰落也与此有关。

   
　
如果我们仅仅拿资本作为考察中国电视的唯一标准，会产生很多问题。WTO之后，国外的资本以各种方式进入，我们的娱乐节目肯定做不过国外大资本，因为娱乐节目主要是靠钱来做的。而国内的新闻类节目，中央电视台是最强势的，因为把守着中国的政治资源。对于地方台来说，中国本土化节目的发展，最有潜力的其实就是纪录片。我一直肯定中国纪录片栏目化生存的积极意义，只有通过栏目化发展，中国的纪录片才能找到最好的跟社会产生联系的渠道，而中国电视纪录片的栏目化生存应该充分发掘纪录片和社会的关系。比如上海电视台《纪录片编辑室》的成功，一个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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