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纪录片发展问题备忘
本主义”与技术决定论
在论述和解释中国纪录片二十年发展的时候，有学者认为是“人本主义”的追求，推动了技术的发展，从而推动了中国纪录片的发展。而所谓“人本主义”，指的是观众审美情趣的要求和中国电视人对这种审美情趣的顺应。我相信这也是目前非常主流的观点。我的问题是，技术的进步固然是纪录片发展非常重要的因素，但是技术的发展是否能够自动地实现“人本主义”，自动地实现纪录片自身的使命？今天电视的商业化发展是否有可能更能体现这种从视觉、感官的“审美”意义上定义的“人本主义”，比如说娱乐节目，MTV？而当代中国纪录片的发展，在技术背后是否还有别的因素？比如说社会政治的因素，这个因素是否还能用“人本主义”这个概念来蕴涵？对于中国的纪录片来说，我们是否建构了不同于娱乐节目的新的“审美”因素?如果是，那么这个“审美”因素应该是一个新的理念，这个新的理念是怎么来的？新理念与纪录片观众的互动可能性是否存在，如何存在? 纪实语言本身在中国的确立，如果被理解成一个进步的过程，这个进步是不是自动实现的？如果是，那么它是到一个地方就会停止，还是可以无休止的进行下去？如果不是，纪实语言发展到今天碰到了很多问题，那是否是技术的进步观本身就有问题，还是怎么样？与此相关，如何看待今天中国纪录片某种意义上的衰落？如果技术进化论不能解释，是否是因为它的逻辑前提出问题？我们如何建立新的逻辑前提？我们如果只是从进化论的角度理解历史和技术，理解上述问题，可能会碰到麻烦。
今天DV的出现和热潮中，我看到了同样的技术决定论在另一个方向的逻辑展开。但手持DV并不标明你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也不天然体现你的“民间”优势。技术只提供可能性，实现和完成它的是人。我觉得需要重申：纪录片是人的作品，而不是机器的。不管用什么机器，重要的是它表达了什么，怎样表达的，——机器是如何被运用的。DV的旗帜本身并不说明问题，问题必须在作品的实践中展开。
其实“人本主义”这个从西方来的概念有它自己的历史话语谱系。如果在这里的运用仅仅指的是：纪录片是从人出发的，这当然是非常正确的。但是我们是否还可以再追问一下，这是什么样的人，是什么时代，什么历史条件下的人？这个人是站在什么样的立场上？他怎样理解这个特定的时代，理解中国人自身？不回答这些问题，“人”只能是抽象的和空洞的概念。而马克思说，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我认同这个观点，那就是离开具体的社会分析，我们无以谈“人”。所以，我们应该建构一个怎样的理论框架来解读这二十年来中国纪录片的发展?除了技术上的原因和观众审美的需求之外，还有没有别的社会因素更值得探讨？这后面应该是有很多讨论空间的。
与此不无关联的是纪录片的“诗”意问题，只是更复杂与敏感。我想以张以庆导演的《英与白》和陈建军导演的《牧魂》为分析的样本。因为他们都是优秀和著名的导演，所以我也就不惮于把我自己的观点坦白出来，是希望借此推动有意义的辩驳与对话，以繁荣学术。
《英与白》获了很多奖，也赢得很多赞誉。我欣赏张以庆把他的题材拓展到这个范围，也欣赏他那种探索的勇气。《英与白》被认为使中国纪录片开始探讨心灵的真实是否可以被纪录，心灵的真实当然是可以被纪录的，它本来就是纪录片的题中之意，虽然我们做的并不够。而我的问题是，即便是在纪录心灵这个层面上，是否我们原来的纪录片原则就变得没有意义了？或者说我们最重要的纪录片的核心概念就不存在了？
在我看来纪录片最重要的一个元素，是摄影机与拍摄对象之间的关系，因为我们的责任感是听上去很空洞的话，它最终必须体现在我们的片子里。而所谓的责任感和对纪录片自我使命的反思，首先而且最根本的是体现在摄影机、编导和拍摄对象建立的这个关系上。我不能否认我在看《英与白》的时候，视觉上的那种愉悦，还有导演对孤独的阐释所给我的强烈感受。这些是我不能否认的。但是我更大的感触是，这个片子里的人物只是阐述导演意图的一个符号，我看不到这个片子的主人公真正内心的世界到底是怎么回事，她的真实想法和导演的想法之间是重合还是不重合。张以庆导演说，她不愿意接受采访，她说对着摄影机，她只能说假话。如果她认为自己在镜头前所说的话都是假的，那么我们如何能够保证镜头拍下来的她的行为、表情就是“真”的？另一方面，我以为这个说法在很大程度上也只是一种托词，即便是她同意接受采访，片子也未必会有什么改变。因为导演需要这种效果，他营造了这种“诗”意的美学。
张以庆导演说，片子拍摄完成之后，她一直拒绝观看。终于有一天，她看了，并且给导演打电话说：这个世界只有两个人理解她，一个是她的父亲，另一个就是张以庆导演。我们当然为导演最终获得被拍摄对象的理解而高兴。但是，我仍然想指出，我们在片子里没有看到女主人公说的这番话，这种互动即便有也只是发生在片子结束之后，与片子本身已经没有关系；而且更重 《当前中国纪录片发展问题备忘(第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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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论述和解释中国纪录片二十年发展的时候，有学者认为是“人本主义”的追求，推动了技术的发展，从而推动了中国纪录片的发展。而所谓“人本主义”，指的是观众审美情趣的要求和中国电视人对这种审美情趣的顺应。我相信这也是目前非常主流的观点。我的问题是，技术的进步固然是纪录片发展非常重要的因素，但是技术的发展是否能够自动地实现“人本主义”，自动地实现纪录片自身的使命？今天电视的商业化发展是否有可能更能体现这种从视觉、感官的“审美”意义上定义的“人本主义”，比如说娱乐节目，MTV？而当代中国纪录片的发展，在技术背后是否还有别的因素？比如说社会政治的因素，这个因素是否还能用“人本主义”这个概念来蕴涵？对于中国的纪录片来说，我们是否建构了不同于娱乐节目的新的“审美”因素?如果是，那么这个“审美”因素应该是一个新的理念，这个新的理念是怎么来的？新理念与纪录片观众的互动可能性是否存在，如何存在? 纪实语言本身在中国的确立，如果被理解成一个进步的过程，这个进步是不是自动实现的？如果是，那么它是到一个地方就会停止，还是可以无休止的进行下去？如果不是，纪实语言发展到今天碰到了很多问题，那是否是技术的进步观本身就有问题，还是怎么样？与此相关，如何看待今天中国纪录片某种意义上的衰落？如果技术进化论不能解释，是否是因为它的逻辑前提出问题？我们如何建立新的逻辑前提？我们如果只是从进化论的角度理解历史和技术，理解上述问题，可能会碰到麻烦。
今天DV的出现和热潮中，我看到了同样的技术决定论在另一个方向的逻辑展开。但手持DV并不标明你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也不天然体现你的“民间”优势。技术只提供可能性，实现和完成它的是人。我觉得需要重申：纪录片是人的作品，而不是机器的。不管用什么机器，重要的是它表达了什么，怎样表达的，——机器是如何被运用的。DV的旗帜本身并不说明问题，问题必须在作品的实践中展开。
其实“人本主义”这个从西方来的概念有它自己的历史话语谱系。如果在这里的运用仅仅指的是：纪录片是从人出发的，这当然是非常正确的。但是我们是否还可以再追问一下，这是什么样的人，是什么时代，什么历史条件下的人？这个人是站在什么样的立场上？他怎样理解这个特定的时代，理解中国人自身？不回答这些问题，“人”只能是抽象的和空洞的概念。而马克思说，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我认同这个观点，那就是离开具体的社会分析，我们无以谈“人”。所以，我们应该建构一个怎样的理论框架来解读这二十年来中国纪录片的发展?除了技术上的原因和观众审美的需求之外，还有没有别的社会因素更值得探讨？这后面应该是有很多讨论空间的。
与此不无关联的是纪录片的“诗”意问题，只是更复杂与敏感。我想以张以庆导演的《英与白》和陈建军导演的《牧魂》为分析的样本。因为他们都是优秀和著名的导演，所以我也就不惮于把我自己的观点坦白出来，是希望借此推动有意义的辩驳与对话，以繁荣学术。
《英与白》获了很多奖，也赢得很多赞誉。我欣赏张以庆把他的题材拓展到这个范围，也欣赏他那种探索的勇气。《英与白》被认为使中国纪录片开始探讨心灵的真实是否可以被纪录，心灵的真实当然是可以被纪录的，它本来就是纪录片的题中之意，虽然我们做的并不够。而我的问题是，即便是在纪录心灵这个层面上，是否我们原来的纪录片原则就变得没有意义了？或者说我们最重要的纪录片的核心概念就不存在了？
在我看来纪录片最重要的一个元素，是摄影机与拍摄对象之间的关系，因为我们的责任感是听上去很空洞的话，它最终必须体现在我们的片子里。而所谓的责任感和对纪录片自我使命的反思，首先而且最根本的是体现在摄影机、编导和拍摄对象建立的这个关系上。我不能否认我在看《英与白》的时候，视觉上的那种愉悦，还有导演对孤独的阐释所给我的强烈感受。这些是我不能否认的。但是我更大的感触是，这个片子里的人物只是阐述导演意图的一个符号，我看不到这个片子的主人公真正内心的世界到底是怎么回事，她的真实想法和导演的想法之间是重合还是不重合。张以庆导演说，她不愿意接受采访，她说对着摄影机，她只能说假话。如果她认为自己在镜头前所说的话都是假的，那么我们如何能够保证镜头拍下来的她的行为、表情就是“真”的？另一方面，我以为这个说法在很大程度上也只是一种托词，即便是她同意接受采访，片子也未必会有什么改变。因为导演需要这种效果，他营造了这种“诗”意的美学。
张以庆导演说，片子拍摄完成之后，她一直拒绝观看。终于有一天，她看了，并且给导演打电话说：这个世界只有两个人理解她，一个是她的父亲，另一个就是张以庆导演。我们当然为导演最终获得被拍摄对象的理解而高兴。但是，我仍然想指出，我们在片子里没有看到女主人公说的这番话，这种互动即便有也只是发生在片子结束之后，与片子本身已经没有关系；而且更重 《当前中国纪录片发展问题备忘(第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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