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纪录片发展问题备忘

　今年我参加了两个比较重要的中国纪录片的学术活动,一是五月由中央电视台、中国广电学会纪录片研究委员会、北京电影学院、北京广播学院、复旦大学等单位联合举办的“中国电视纪录片二十年回顾”大型研讨会；另一是七月由中央电视台、国家文物局等主办的“关注纪录电影高级论坛”。我希望在这里梳理一下会议上讨论过的一些重要的问题，并表明我的看法，供大家批评，也是留一份备忘。
一 , 再论专题片与纪录片的区分及其意义
“中国电视纪录片二十年回顾”，研讨会的题目已经标明它所具有的历史总结的意味。但是如何做历史界定?这里产生了极大的分歧。以中央电视台社教中心主任高峰先生为代表的主流意见认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1979年至1983年为中国电视纪录片的第一个发展阶段，也是开端。毫无疑问,这是中国电视的重要阶段，国家媒体的发展与国家政治的关系有目共睹。但这是否是我们所说的二十年新纪录运动的开始？我的看法不同，因为这个阶段正是我们所说的专题片的时期。所以，这里专题片与纪录片之间的关系就不再只是一个学院派的理论问题，而是直接与具体的历史理解相关联。其实所有的理论问题都植根于特定的历史脉络，本身就是历史的一部分。我曾经在自己的文章《中国纪录片：观念与价值》 中专门探讨和区分了中国的电视纪录片与专题片，在我自己看来，这个问题从理论上已经解决。但是，现在的情况让我觉得有必要重申这个区分，这个历史的问题和问题的历史都说明，它的现实指向和意义依然存在。

我是把从八十年代开始到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纪录片的发展，命名为“中国的新纪录运动”。在我的理解中，八十年代中、后期开始的新纪录运动，正是在反叛从1979到1983年以来那些大型专题片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这涉及到怎么理解和界定中国的所谓新纪录片运动。我认为不应该把中国的纪录片简单地或者直接地等同于西方电影史上的纪录电影，西方电影在发展当中有不同的流派和种类，有各自不同的社会背景。而纪录片在中国八十年代语境的话语实践，是作为一种反叛力量存在的，包括反叛中国特定电视语境中的习惯方式，就是那些在既定的方针指导下，先写好解说词，再根据解说词去拍摄画面，这样一种最基本的专题片的方式。新纪录片运动是在这个基础上求得共识的，是以专题片作为它共同反叛的参照对象的。这种共同方式、共识的出现，促使新纪录运动得以以“运动”的方式形成。这是应该提醒大家的。我个人把八十年代中后期作为“中国新纪录片运动”崛起的开端。
如果从1979年就开始，为什么九十年代以后的纪录片，我们很少再做大型的集体性的创作，而是强调个人性，强调创作者的重要性，强调要摆脱作家预先写好的文本，我们这些“新思维”是从哪里来的？从专题片来的吗？这种变化是怎么发生的？新纪录运动是指人文精神的关怀，对社会底层的关注，这种自下而上关注的视角，在1983年以前其实是看不到的。大型专题片的拍摄视角都是自上而下的，都是宏观的，是从中央电视台国家视角这样的角度出发的。所以，从专题片到新纪录运动，两者之间是断裂的，无法衔接。为什么中国新纪录运动刚开始出现的时候是以那种方式来确立自身？为什么它会有一种关注底层的平民化的视角？这都是新纪录运动最核心的东西，如果无视对这些大型专题片的反叛基础，以及这个基础对新纪录运动的塑造，就无法回答上述问题，无法解释纪实主义美学原则在那个时代为什么会成为一种革命的力量。另外，如果我们把专题片的形式作为新纪录运动的开头，我们为什么不把它再往前推，推到延安时期，推到纪录电影在中国的早期出现，为什么不推到那儿，而要从1979年开始？我当然承认改革开放对中国的新纪录运动所具有的决定性影响，但是这个影响最终体现在八十年代中后期。今天由于电视栏目化和商业化的压力，很多人就回头来说，我们以前把纪录片定义得太狭窄，今天要用新的方法，要用虚构，用扮演等等，但这其实是另外的历史时空下发生的新故事，需要另外讨论。我们现在谈到的专题片，国外是没有这个概念的。专题片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今天所说的纪录片是中国二十年来的电视纪录片，是有着具体的历史条件和内涵的，是所谓的新纪录运动。我们是在谈我们自己的一段历史，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这二十年中国纪录片的发展。而在这段时期，纪录片和专题片的区别是重要的，如果不做这种区分，我们将无法确定新纪录片运动的核心是什么。
有论者提出的另一个重要理由是八十年代的中国文化热和纪录片的关系，认为文化热给纪录片提供了文化品格。但其实当时知识界的文化热，和纪录片并没有很大的关系，倒是和专题片的关系密切。当时有一大批文化界的人参与到电视的节目里来，制作了很多大型政论性的专题片和旅游风光片，这些片子无一例外都是以文字文本为主体，这也是文化人参与的方式，形成了80年代早期中国电视的一大特点。但是到了1984年、1985年以后，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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