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矛盾的对立统一看新闻舆论监督与司法

孙景兰 赵花蕊
(华中师范大学政法学院）

内容摘要：新闻舆论监督与司法是现代社会两股重要力量，近些年来彼此的不断进步在理论界和实务界都有得到了一致的认可。但由于其自身的发育还远未成熟，仍处于探索与改革中，致使两者在很多方面出现了紧张的对立。然而我们在透析这无序局面的表征后，更应看到两者的统一性，即依笔者看，应从矛盾的对立统一立场，对二者关系进行分析并努力寻找解决途径，完成合理构建，以实现双方的良性互动，共同促进和保障社会公正。
关键词：新闻自由 新闻舆论监督 司法 对立 统一

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把党内监督、法律监督和群众监督结合起来，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使我国的新闻舆论监督蓬勃开展起来；党的十六大报告中又指出：发展民主，健全法制，要“充分发挥新闻舆论监督的作用”。在今日中国，新闻舆论监督有比西方国家更为重要的地位和责任，以致有人将其视为我国现行的六大监督体制之一。新闻舆论监督成为推动社会和谐，推进司法改革，从制度上保证司法健康发展的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一、新闻舆论监督的基本理论
舆论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之一，它不只是消极的反映社会，反映公众集合意识的倾向，而且每时每刻都在影响社会，反作用于人们的思维活动与行为方式。舆论的定义，作为人们对舆论本质特性的认识，往往由于不同的人处于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点，不同的立场，不同的角度，而得出不同的结论。虽然舆论在理论界和实务界没有统一的定义，但是监督作为舆论的一个基本功能，却得到了一致性的认同。
所谓舆论监督就是通过公众意见所具有的精神压力和社会压力来监督、规范人们的行为。当人或者社会组织的行为超过现实社会所认可的社会道德底线时，舆论能够形成“另一个法庭-----社会舆论的法庭”（马克思语），对这些行为进行制约和监督。现代社会里，公民个人信息不畅、力量弱小，如果独靠一己之力，其作用与影响十分有限，而新闻媒体依靠新闻所具有的新鲜性、及时性、广泛性、开放性的特点，成为公民舆论的代言人，因而新闻舆论监督也就成为了舆论监督的主导形式，成为推动我国司法制度改革的一支重要力量。新闻舆论监督与新闻自由密切相关，在许多国家的宪法中，并没有关于新闻自由的明确规定，但是世界多数国家普遍认为新闻自由是一项从宪法中延伸出来的权利。我国宪法也没有关于新闻自由的相关规定，但是其中第三十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第四十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这两条宪法性的规定是一般规定和特别规定的关系，为舆论监督提供了双重的保障。
二、新闻舆论监督与司法的对立
正如上面提到的，新闻媒体在信息流通中起着越来越重要作用，然而基于其自身具备的典型性特点，使新闻舆论监督对司法具有天然的侵犯性；另一方面司法的独立性、公正性的特点，也使得司法对新闻舆论监督具有极强的排斥性，由此两者产生激烈的冲突。从价值取向上讲，司法活动追求的是司法公正这一根本的价值理念，而司法公正以司法独立为前提；新闻舆论监督则是以媒体的新闻自由等构成的表达自由为基本的价值理念。由于作为司法独立核心的独立审判和表达自由是我国现行宪法明确规定的宪法性原则，两者不可偏废，因此在这两大社会力量各自的进步与完善的进程中，其矛盾与冲突，也日益明显的暴露出来。并随着司法改革的深入和新闻舆论监督的发展，而愈演愈烈。
具体来讲，笔者认为，在新闻舆论与司法的冲突中，突出表现为三对矛盾。一对是新闻媒体与司法机关的矛盾。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新闻媒体逐步走向“商业化”。在利益的驱动下，为了寻找新闻“热点”，新闻媒体往往聚焦公众关注的大案要案，对被害人状告无门、司法机关应当立案而不立案、司法机关违法行使职权、行政机关以权压法等等一系列的案件，尤其给予了特别青睐的目光。在这当中，一方面，新闻舆论监督保障了案件在透明公开的环境中，得到客观公正的解决，促进司法正义目标的实现，大快人心；另一方面，虽然新闻报道以追求客观真实为目标，但是这只是一个理想的状态，每一篇报道都会寓记者、编辑的主观性和倾向性于其中，尤其是批评性报道，所以在每一篇报道中难免有经过记者有意或无意的渲染。这样一来，使司法机关陷入了被动的境地，在整个社会舆论的压力以及上级主管部门的压力之下，对司法机关独立、公正裁判量刑构成了障碍。
第二对是新闻舆论监督的行政化倾向与司法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是从第一对矛盾中引伸出来的，是一对深层次的矛盾。我国的新闻媒体总是带有官方或者是半官方的性质，各级新闻媒体是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宣传部门的直接领导之下进行工作的，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而存在。在党报或者是机关报中刊登的批评性报道，一经刊登就会产生很强的社会效应，同时也会引起有关领导的重视，进而领导就会做出批示，从而为案件的最后审理结果定下基调。这里就表现为行政权对司法权的干预。 “司法独立”是法治国家所遵循的一条准则。“司法独立”要求司法机关行使司法权只服从法律，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然而我国的各级司法机关都是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并要接受人大的领导，司法机关的各项费用都来自于各级财政，我国又是一个相对重行政权的国家。因此使我国的司法机关无法逃出行政权的樊篱，难以实现真正的“司法独立”。当新闻舆论向社会发出某种信号时，司法机关就不得不重视。从而使行政权牵着司法权的“鼻子”走。
第三对则是司法过程中被告人或犯罪嫌疑人、原告人或被害人对待新闻舆论监督是否介入的态度的矛盾，他们之间的矛盾原本就是司法过程中存在，当我们从新闻舆论与司法两者关系的角度考察时，又能突显出两者间另一层面的对立性。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利益倾向之所在，社会任何一个群体总是力图趋利避害。原告人为了使自己的合法权益得到切实的保护，希望案件能够得到迅速、及时、准确的处理。当原告或者被害人的利益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保护，或者是案件不能得到公正的处理时，为防止“暗箱操作”，防止自身利益受损，他们就会诉诸于新闻舆论，希望以此种方式来促成案件的解决。从中国的现状来看，当事人诉诸于舆论而使案件得到重视并迅速解决的案例屡见不鲜。从被告或者是犯罪嫌疑人的角度来讲，为防止新闻“审判”和传媒“声讨”，他们不希望新闻舆论介入到司法中。当新闻媒体介入到司法中来的时候，新闻媒体带有主观性与倾向性的新闻报道，势必对执法者产生一定的舆论压力，司法人员不得不重新审视案件的社会影响力，从而影响到对案件的处理结果，其表现往往是加重了对被告人、犯罪嫌疑人的惩罚力度。
随着冲突的不断升级，在理论界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是排斥论，另一种是监督论。
排斥论的观点主要是由法学界所坚持。持排斥论者认为，如果让新闻舆论监督司法，则对执法者会造成一定的精神压力，会对司法者的思想和行为产生一定的约束，对违法者和受害者则可能出现不公正的对待。总体而言，就是如果让舆论监督司法，可能会影响司法的公正与司法独立。但是在当代中国除了这个方面的原因之外，更重要的原因则是我国的主流新闻媒体往往属于“党报”性质或者是属于某一特定机关的“机关报”，而我国又是一个比较重视行政权的国家，由此可见，我国的

新闻媒体受到行政权的干预很大，而批评性的报道一经刊登，则意味着是对司法机关发出一种信号，而令司法者不得不对此案件另眼相看，从而对案件的处理结果产生直接影响。
监督论的赞成者则是新闻界。由美国大法官斯特瓦特创设的“第四权力理论”，这个“第四权利力”指的就是新闻舆论，它虽然不是国家权力，但是它随着新闻媒体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的作用的日益增强，而显得越来越重要。在当代中国，新闻舆论也不是一种国家权力，同样是一种从宪法中延伸出来的社会权利。新闻界认为，让新闻舆论来监督司法，不仅可以使司法人员加强自己的责任心，保证案件能及时，正确的处理；也有利于保证人民群众的对国家活动，尤其是司法活动的参与权和知情权。让新闻舆论来监督司法，也可以使国家的政法，经济，文化生活在法律和道德所规范的界限内活动。
三、新闻舆论监督与司法的统一
矛盾分析法是指导我们认识事物间关系的重要方法论，其核心在于承认在一对有机矛盾中对立性和同一性是事物矛盾所固有的两种相反而又相成的基本属性。任何一对矛盾，总是既具有同一性，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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