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原始失实”到“官方谣言”:旧中国资产阶级报刊真实性问题的历史考察

国之大皇帝实顺乎人，洽于物，而应乎天。”过去报上谈神弄鬼，不过作谈助之用，现在却用天人感应的鬼话来实现一定的政治目的。
一些政党报纸，则利用假新闻来相互攻讦。“同一事件，甲乙记载，必迥然相反，故阅报者即知属于某党。至于记载孰真孰伪，社会不辨也。”（张季鸾《追悼邵飘萍先生》）
而许多私人报纸、通信社，奉行“有奶便是娘”主义。所谓报社、通信社不过几间破房，几个人，所谓采访，往往是到达官贵人家去敲竹杠。谁给钱就造几条新闻给他捧捧场。谁要翻脸，就造几条电讯来攻击一番。

   
从“原始失实”到“官方谣言”:旧中国资产阶级报刊真实性问题的历史考察(第3页) 　
袁世凯倒了，北洋军阀头面人物轮流上台，但造谣新闻仍然如故。上海《晶报》在1919年4月18日登了一首打油诗《通信社》，诗曰：“响壁最能虚造，闭门尽可兴谣，非非是是一团糟，邮花浪贴不辞劳，还捏纷纷电报。”诗下配漫画一幅，把通信社分为“捕风通信社，造谣通信社，混淆通信社”。很形象地概括一些报纸、通信社的特征。
在这段时期，电信事业日趋发达，“本报专电”成为各报竞雄争长的重要手段。许多报纸以二号字或四号字整版整版刊登“本报专电”，以显示本报的消息多而快。但因为经费负担不起，真正能发“专电”的只有少数几家大报，其它各报就得凭空编造了。天津《大公报》经理胡政之曾在一次讲课时说：“那时候的电台是在主笔脑子里的，几个人一商量，二号字的专电来一个。”说得很生动，因为他本人就精于此道。1912年，胡政之踏进上海的《大共和报》，写过几篇社论；该报主笔章太炎看他脑子灵活，让他担任专电编辑工作。《大共和报》没有专电，“电台”就设在胡政之脑子里，根据主笔的旨意，每天造出许多北京专电及其它城市专电，来填满要闻版。编造专电虽说是凭空想像，但也要“合情合理”，才能不露馅。大概胡政之的脑子灵活，编专电还没有听说闹出大笑话。而不少报纸、通信社，“专电”上笑话甚多。北京有家通信社，墙上贴着全国社会名流的名单。当编辑发不出稿件时，就在名人头上动脑筋，编个专电骂他一顿。然后在他的名字上打个红圈，以便在下次编专电时留心一点，不要自相矛盾。有次，一位编辑先生造了国是会某要人一条消息：

本社接得南京专电：某某于今午在督军署与齐督面谈。
谁知编了以后忘了加圈，第二天又造了他一条：
某公于今早进府，面谒徐总统。
昨午在南京，今晨到京，当时还没有飞机，坐直达火车也来不及，出了一次丑。
那个时期的报纸，极少有专职记者。像北京的《益世报》，在北京称一流报纸，包括打杂、送报总共才八个人，新闻除了抄别报，就是由这样的通信社提供。当时任担该报编辑的张恨水感慨地说：“此类新闻十九靠不住。”但为了填满版面，只得加上“本报专电”“本报专访”的名称来凑数。
独裁时代的“官方谣言”
1927年，国民党取代北洋军阀统治全国，官方发布的统一谣言也取代政出多门的谣言。国民党通过发布种种法律、训令，以高压手段，箝制言论自由，限制别的包括、通信社的采访活动；又以其雄厚的财力物力，赋与采访上种种特权，使中央社迅速控制了全国重大新闻的收集和发布权。特别是关于政治、军事的重大新闻基本上被中央社垄断，颠倒黑白的新闻发布，只此一家，别无分店，各报不得不照登。连《大公报》也大发牢骚，指责国民党置报界于绝对统一之下，“所谓统一，非仅言论而已、纪事亦然，……当局谓黑，则俱黑之，谓白则白之，其所是否者是否之。”
中央通讯社成立于1927年。这是中国第一家全国性的通讯社。创办伊始，就大造谣言，诬蔑共产党制造暴乱，杀人放火，为蒋介石屠杀共产党制造舆论。在蒋介石围剿红军的报道中，谣言更为离奇。在中央社发布的新闻中，工农红军不知被他们彻底消灭了多少次，只要看看1935年4月中央社发布的消息就够了：
4月7日，“永顺一带匪主力全部击破”“毙匪无算，将匪全部击溃。”
4月13日，“贵阳附近黄泥哨一役，朱毛股匪主力全部被歼。”
4月14日，“蒋委员长电汪告捷，朱毛匪股即可全部消灭。”
4月23日，“川黔残匪在合围聚歼中，朱毛溃不成军。”
4月29日，“匪主力窜曲靖，国军重重包围，可告歼灭。”
在一个月之内，红军已五次宣告全部被歼了。而在四、五两个月，中央社三次宣布朱德“毙命”。看了这样消息，人们由不得会问、；朱毛到底有多少个“主力”，朱德到底有几条命？这个难题除了中央社看来无人能解。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随着蒋介石政权的日渐腐败和崩溃，他们越来越乞灵于假新闻来自欺欺人，中央社的牛皮越吹越离奇。可以说，在解放战争的三年多时间里，中央社发布的军事消息很难有一条确凿可靠。单以三大战役的几条战讯来说吧。
长春之战，原东北“剿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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