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之战

"文化"（culture），这个字眼总显得既过于宽泛同时又过于狭窄，因而并不真的有用。它的美学含义包括斯特拉文斯基的著述，但没有必要包括科幻小说；它的人类学意义则宽至从发型和餐饮习惯直到排水管的制造。在其动荡不定的概念史上，文化始终充当了"文明"（civilization）的同义词和反义词，它始终在实在和理想的轴线之间摆动，同时也总是在描述和规范之间飘忽不定地徘徊。就其狭窄的意思而言，这个字眼意味着艺术和美好的生活：艺术含有使生活有价值之意，但艺术本身又是我们一生所企盼的东西。这个字眼颇有优越感地意味着，科学、哲学和经济学再也不可能被看作"具有创造性的"（造成这种情况的历史原因究竟何在？），同时也带有警告意味地隐含着：文明的价值此时只能在幻想中见到。

按照席勒或阿诺德的原意，文化是对宗派主义的一种矫正，它使人的头脑被单方面的介入而置于安详的清白状态，并且从我们恶劣的、经验的日常自我中抽出一种普遍的人性。然而，既然这种欢乐的古希腊精神面对的是具体的实际利益，那么它就只能以背叛自己为代价在行动中实现自己了。保卫自己的这种必要行动实际上削弱了自己那和谐的对称。但是你仍然能努力使文化的这一意思在一个三级过程中与其它东西相联系：作为审美的文化界定了一种生活质量（文化作为一种修养），在文化中从总体上实现这一目的就是政治的任务（文化作为生活的集体形式）。

现代性的六个历史发展阶段将文化的概念提到了议事日程上。首先，文化在"文明"开始显得自相矛盾时一下子步入前台，正是在这一时刻一种辩证关系成为必然。在后启蒙时期的欧洲，一旦文明的概念成为一个单调乏味的实在术语而非一个不断上升的规范性术语，文化便开始将其当作乌托邦式的批判而反对它。其次，一旦人们认识到，没有激烈的社会变革（那个意义上的文化），艺术和美好的生活（另一种意义上的文化）的未来就处于可怕的险境之中，这时文化的作用一下子就变得尤为突出了。为了使文化得以生存，你必须变革这种文化。第三，在荷尔德和德国唯心主义那里，文化在一种独特的传统的或许是种族的生活方式之意义上提供了一种攻击启蒙普世主义的便利方法。第四，一旦西方帝国主义面临异族生活形式的难题，文化便开始发挥作用了，因为那些形式必定是低劣的，但却显示出有着合乎情理的适当外形。总之，文化就像雷蒙德?威廉斯的大众一样，是另一些人。维多利亚时代的人并未将自己看作一种文化，因为这种行动的相对化和自我疏离效果弄不好会带来毁灭性的后果。因此，在帝国主义时代，西方在某个特定的时刻面临着文化相对主义的幽灵，在这一时刻，它需要确定自己的精神特权。

使得文化的概念突出的另两个原因在更大的程度上属于我们自己的时代。首先需要说明的是文化工业：在那个历史时期，文化或象征性生产既然与伟大的现代性时代的另一些生产形式相脱离，那么它最终便与后者重新结合并成为总的商品生产的一部分。其次，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有三种潮流主宰了全球政治事务：女权主义、革命民主主义和种族性，文化体现在身份、价值、符号、语言、生活风尚、共同的历史以及归属或团结的宽泛意义上，这一事实就是人们可以用来表述自己政治需求的语言，而不是一种使人愉快的奖赏。身份政治也是如此，因为它不大可能是工业阶层的斗争或反饥荒的手段。

因此，从文化的经典概念之角度来看，这便是一个戏剧性的并确实意义重大的发展。

就其经典意义来说，文化的整体意义在于，它是一个平台，我们可以在这之上的一个十分快乐的超越时刻，把我们所有关于宗教、性别、地位、职业、种族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的怪异表现手法统统悬置起来，然后回过头来在一个基本上属于人类的平台上相遇。如果一种较为狭窄的审美意义上的文化会产生出某种意义的话，那么也是因为它提供了一种以简便的形式把这些人类价值硬拉到我们周围来的方式，同时这种方式也使得感官的经验变得充实起来。在这个意义上，文化是解决问题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在过去几十年内出现的情况———这也是为什么这个概念会陷入突如其来的危机的主要原因———则是，它在本质上已经从解决问题之方法的一部分变成了问题本身的一部分。文化再也不意味着共识的平台，倒成了斗争的竞技场。

对于后现代主义，文化决不意味着认同的超越，而意味着对同一的确认。

当然，在某种意义上，文化和危机就好像劳雷尔（Launel）和哈代(Hardy)一样并行不悖。文化和危机是突然出现的。文化的这个概念实际上是对历史危机的战略性反应。但是对我们来说，此时此刻，危机已经假想出一种独特的形式，人们也许可以将这一形式总结为（总体）文化(Culture)与（一般意义上的）文化(culture)的对立。(普世文明意义上的)文化本身是无文化，因而它确实在某种程度上是低层次文化的敌人。它标示的并不是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而是那些应该带给人们任何一种生活方式的价值。或干脆说，总体文化曾经是走向一般文化（大致说来，就是西方现代性的一部分）的，也就是那种不言而喻的标准，而具体的各种文化(cultures)则可据此首先得到认同和估价。因此，在精确的哲学意义上说，它又是超越的，它是使一种文化本身得以存在的条件，同时又带有一种特定生活方式的鲜活成分，就好像上帝不得不在某个地方使自己具体化，并出于某种神秘的原因而选择公元一世纪的巴勒斯坦作为这种行为的处所。

也许人们可以从浪漫的想象之角度来思考文化，这种想象并不受具体的时间和地点束缚：它是承受普世同情的无限能力，因为这种同情允许我们渗透到任何具体的时间、地点、对象或身份的精神实质中。因此它倒像那个可成为其世俗替代物的全能上帝一样，既是一切同时又是虚无。这种变化多端的力量没有自己的身份：它的身份就存在于设想其他人的身份之综合能力中，这种能力赋予它更清楚地理解这些身份的能力。它从内部占据了所有这些本质特征，然而又通过这样做而超越了任何东西，因为没有任何东西可与这种力量相匹敌。（低层次上的）具体文化只把握自身，而（总体的）文化所把握的则是这些具体的文化。我认为，这种宽容的力量与更为自由的帝国主义形式的亲和关系无须做过细的阐述。总体文化并不是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而是各种具体文化的监护者；因此它是无形的和永恒的，它具有以总体文化之名义干预这些具体文化的权利，也即最终说来，它代表了它们自身的利益。

各种具体的文化是落后的，至少从总体文化的角度来看是这样，因为它们是喧嚣的，有时特别激进，除了自身有所反响外什么也没有反映出。如果没有这些文化的话，差异也就荡然失却了。从总体文化的某个居高临下的角度来看，它们所做的只是在历史的偶然性之意义上反常地抓住特殊性，也即抓住纯粹（学究意义上的）地点、历史、性别、职业、肤色等的偶发性事件，将其升华到普遍的高度，因为它们不是黑格尔"理念中的"事物。总体文化就其部分而言，并非与偶然的特殊性相关，而更与那种不同的动物，也即本质上的个体相关；它的目的是在个别与普遍之间设立一个直接的路径，绕过污浊的经验之途径(ENROUTE)。确实，什么东西才能比普遍本身更加独特地个体化、更加完整地自我指涉和自成一体(SUI　GENERIS)呢？我们这个时代目前的重大事件是，不同版本的文化的交战不论好歹，不只是英文系的那些仍钻研密尔顿作品中的叙事和结局的令人腻烦的老保守与走廊上那些写手淫方面的书的青年才子之间的冲突。在某种意义上不就是这样吗！正如那些庸俗左派所声称的，文化在某种程度上确实是远离日常生活的。然而，在波斯尼亚或贝尔法斯特或巴斯克乡间，文化并不是你装在音响里或在画廊里看到的那些东西：文化就是你为之而破坏的东西。总体文化与具体文化之间的冲突已在地理轴线上勾画出了，也就是西方与其它地方、因此在普遍主体和民间意义上的西方主流文化所面临的就是民族主义、区域主义、地方主义、社团主义、社群主义、家庭价值、宗教基要主义、种族团结、新时代主义等意义上的文化，文化的这些组合形式从其内部和外部对西方主流文化形成了包围。勿庸讳言，这便是地球的南北之战———部分原因在于有些敌人就存在于内部，另一部分原因则在于，伊斯兰自由主义与德克萨斯的基要主义相对抗，或者印第安社会主义与欧洲的种族主义相对抗。在任何情况下，任何东西都不会比跨国公司的勇敢无敌的全球性世界更具有令人恐怖的兼并性特征，因为这一点能像那些最为狭隘的部族或南部浸礼会教友的乱伦式亲昵一样显示出封闭和趋同化特征。论文文化之战来自WWW.fwsir.com.COM免费论文网

尽管如此，地缘政治的轴线现在是相当明显的，或者说，在文化的另一些涵义之间有着分割开来的辩证关系，这一关系正在日益使这些涵义陷入困境。普世性越是空洞地徒有形式（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作用下它越是显出同质），文化防御能力就越是内向和病态。自由人文主义者越是虚伪地把威廉?布莱克捧为永恒人性的声音，他们就越是把他当作死去的白种男性抛弃在加州。因为每一个欧洲自由主义者都被当作一个新纳粹杀手；因为每一个飞来飞去的集团执行官（对于他来说任何人都可能是一个顾客）都是人，是一个当地的爱国者，为了他人类严格地存在于山脉的这一边。空泛的全球主义(GLOBALISM)所面临的是一种富有战斗精神的单一主义(PARTICULARISM)就好像一种自由被撕下的但又不想补上的那些部分一样。

但是我们的文化之战实际上是呈三角形的，而非简单的两极。首先是高雅的或少数人的文化，或最好用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所谓之的"北约的高雅文化"来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