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升腾与坠落之间--漫论池莉近作的人生模式

而他们也就不能不受自身的存在和时代条件的限制和制约,他们因而也就不可能把这种获取个人幸福的追求和已经获得的个人幸福发挥到极端状态。这也就是池莉的这些作品为何始终不让她笔下的人物到达一种极乐境界的主要原因之所在。从这个意义上说,池莉所给予她笔下的人物的又始终是一种有限制的或受制约的“相对的幸福”。这种限制或制约的因素,在她的这些作品中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是对象性的限制和制约。例如《你以为你是谁》中的陆武桥与女博士生宜欣的最后分手,主要是因为宜欣有着自己的人生目标和追求,这其中当然也有某种文化背景的因素在起作用,总之是因为对象的原因使主人公的幸福受到限制和制约,不能发展到极致,得到最大的满足。在《来来往往》中康伟业与自己的情人林珠的爱情关系的破裂,大体也是如此。其二是自身的限制和制约。例如《午夜起舞》中的王建国在即将下海经商之时,本来存在着一种新的发展前景和可能性,只是因为他的经验不足和过于书生气的原因,才导致吃亏上当。事实上,在第一种情况下,所有对象性的限制和制约也都是因为主人公自身存在着某种局限才会在他身上发生作用。其三是某种社会历史因素的限制和制约。例如陆武桥就是因为有众多的家庭成员退休或下岗在家而背负着沉重的家庭重担,无法把他的责任和义务发挥到极致,使他真正成为众多家庭成员心目中的救世英雄。康伟业则是因为在自己的恋爱和婚姻史上曾经受惠于妻子段莉娜的家庭,才无法挣脱段莉娜的控制与林珠自由结合。包括王建国在与港商交往中的上当受骗,也与社会历史情况的复杂不无关系。除了这些方面的因素之外,也有如《化蛹为蝶》中的孤儿小丁,主要地不是因为自身和外在条件的限制与制约,而是通过自我对人生道路的反省和思考,才幡然省悟,在事业和爱情的峰巅激流勇退,清心寡欲,回归自然,进入人生的化境。无论何种情况,这些描写都表明,“人作为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和动植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马克思语),因此,人也就不可能无限制地发展他的欲望,也就不可能超越他的环境和对象(包括他自身的条件和能力)的限制和制约,将他的人生追求发挥到极端状态。因此,人在现实世界中所能得到的,也就永远只能是一种“相对的幸福”。池莉的近作真实地描写了人在现实中的这种存在状态,因而具有重要的人生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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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新写实”阶段的“人生”系列小说营造注重当下体验的人生模式,到近期创作营造在升腾与坠落之间的人生模式,这其间虽然有许多一脉相承之处,但无疑也有许多发展和变化。就这种从本质上说是属于获取“相对幸福”的人生哲学的一些基本方面而言,池莉在“新写实”阶段的“人生”系列小说更倾向于强调人的现实存在的受动性,因而她笔下的主人公更倾向于接受这种受动性的制约和限制,甘于承担和忍受生活的重压与矛盾,《烦恼人生》中印家厚的知足能忍,随遇而安,就是典型的例证。这些作品中的人物虽然因为这种受动性的制约和限制,不能充分地发展自己的“自然本性”、发挥自己的“自然能力”,做他们所爱做的和所能做的事情,但却能在受动的人生中通过自我体验去求得一种心理上的顺应和平衡。他们因而常常表现出一种类似于儒家所说的“怨而不怒”的处于中和状态的性格特征。八十年代后期的池莉就是以这种注重当下体验的人生模式,为在充满矛盾的困境中生存的印家厚们找到了一种重要的精神支撑。

相对而言,池莉的近期创作无疑更重视表现人作为“能动的自然存在物”(马克思语)的本质特征,更重视描写人在现实生存中的积极能动的生活追求。他笔下的人物也因此而一改印家厚们的知足能忍、安贫乐道的生活态度,表现出一种不知满足、不安现状的拼搏和进取精神。在他们身上,印家厚们的“怨而不怒”的中和性格已经消失殆尽,代之而起的是一种发扬蹈厉的棱角和锋芒。他们已经不能满足于像印家厚们那样仅仅依靠自我体验去获得对幸福的心理感受,而是要现实地抓住幸福的每一个真实的瞬间,尽可能地使自己的欲望最大限度地得到现实的满足。这些人物往往有很强的内在冲动,又常常显得野心勃勃和信心十足,他们不怕困难,敢于冒险,在金钱和美色方面都能够获得现实的成功,他们因此显得志得意满、趾高气扬,他们是天之骄子、是生活的强者,在现实中总是人们追慕和艳羡的对象。毫无疑问,这样的人物正是我们这个发展商品经济、追逐物质实利的时代的产物。在这些人物身上,池莉不再像描写印家厚们那样,把他们的人生欲望压抑到最低限度,而是相反,让他们张大他们的人生欲望,发展他们的“自然本性”,发挥他们的“自然能力”,尽可能地使他们的欲望得到现实的满足。在这里,人的受动性,只是池莉为她的人物设置的一个终极限度。这个终极限度也是一种道德和价值的标尺。她决不允许她的人物逾越这样的限度,一旦她的人物有逾越这种限度的倾向,她就要为他制造种种麻烦和障碍,让他接受生活的惩罚或对自己的行为反躬自省。正因为有这个终极限度存在,池莉的近作对当今时代过度膨胀的物欲,也因此而有一种比较清醒的批判意识。

我个人认为,在道家人生哲学中,接受受动性的限制,知足能忍、安贫乐道是一种“顺乎自然”的表现,所以印家厚们能获得“相对的幸福”,不失为“幸福之人”。同样,发挥能动性的精神,使个人的“自然本性”、“自然能力”得到充分的发展,也是一种“顺乎自然”的表现,所以池莉近作中的人物也能获得“相对的幸福”,也不失为“幸福之人”。二者都是“顺乎自然”的表现,都属于道家人生哲学的范畴。只不过一者是外在的“自然”,一者是内在的“自然”,二者都不可违拗,二者都应当顺应。从这个意义上说,池莉在“新写实”阶段的“人生”系列小说所描写的无疑是属于前一种意义上的人生模式,她的近期创作中所描写的人生模式则属于后者。这在池莉的观念中,也许只是从一种人生哲学的一面转到了另一面,但从中却折射了时代的发展和生活的变化,因而是有其确定的社会历史内涵的。

正因为上述两个方面的哲学模式都讲究“顺乎自然”,因而在实践中也就不能不以“自然”为度。外在的力量压抑和扭曲人的自然本性,固然是一种违反“自然”的表现,内在的欲望无节制的过度张扬,同样也要破坏人的自然本性,也是

一种违反“自然”的表现。因此二者都要加以调节和限制。池莉在“新写实”阶段的“人生”系列小说虽然没有涉及类似于“伤痕/反思”文学那样的反抗外力的社会主题,但却以“烦恼人生”的命题对长期存在的一种人为编造(主要是在文学和哲学中)的“美好”或“理想”的人生模式提出了挑战和质疑。须知,“人为”在道家哲学中不论是表现为外在的强力还是表现为普遍的理念,都是一种违反“自然”的表现,都不符合“自然”的本义。在近期创作中,池莉同样主张回归“自然”的本义,但不是通过破除“人为”的理念,而是通过节制过分的欲望。这种欲望既包括一般意义上的物欲,也包括因物欲的满足而带来的极度的精神扩张。对这两种意义上过分张扬的人生欲望,池莉的近作都取一种节制的态度,前者具体表现为“化蛹为蝶”的象征,意指在物欲的满足之后的精神超越和蜕变。后者则具体表现为“你以为你是谁”的命题,意指即使你获得了物欲的满足,也不等于你就可以君临一切人生领域。在一个发展商品经济、追逐物质实利的时代,池莉的近作所构造的人生模式既不排斥世俗的生活追求和享受,又主张对人生的欲望有所节制和超越,以这样的人生哲学来回应当今社会,无疑具有一种警醒世道人心的作用和意义。

关于人生和小说,池莉曾说:“一个人就和一颗星辰一样,他有自己的位置。他只能有一个位置。因为他就是一个人。他在自己的位置上,在自己的命运里,经历着他个人的经历,他的视角,他的感觉,他的世界观,所产生的变化只能是由浅入深,由表及里,逐渐成熟和壮大意义上的变化。那么他的小说与他个人的变化是一致的。他可以在他的表达范畴里写得更深入更深刻更广阔更厚重,却不可能有全新的本质上变化。”(《虚幻的台阶和穿越的失落关于小说的漫想与漫记》)从八十年代后期的“新写实”到近期创作,池莉对一种人生模式的探讨,大体上也经历了这样的一个“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的书写过程。这个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池莉的小说“逐渐成熟和壮大”的过程。池莉确信“重复与盘旋形成风格”(同上),而风格的形成是一个作家的创作走向成熟的标志。有鉴于此,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近期创作是池莉的小说艺术发展的又一轮螺旋式上升中的“重复与盘旋”的标志。
《在升腾与坠落之间--漫论池莉近作的人生模式(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