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理论热”消退后美国文学研究的思考
有意思了。这种新历史主义批评 ,从20世纪80年代经由格林布拉特、芒特罗斯、伽勒赫(Catherine Gallagher)等英国 文艺复兴研究学者之手,形成了一种博学、高雅而且充满机智的批评写作,在此后几乎 整整一代人的时间内,模仿者蜂起,却至今未有能出其右者。对这样一种批评,现在看 来,它其实主要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如格林布拉特从一开始就始终坚持的那样 ,它主要是一种批评实践。为弄懂这批新历史主义的批评家何以以这样一种方法来看待 和重构文艺复兴时期的文本,我们或许是需要化一点时间来探讨一下他们的认识假设, 他们所采取的批评方法的理由和具体的做法,但要说这里面有多少理论深度,则实在说 不上。相反,如果像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只把它当作个理论问题去深究,那倒是大大的本 末倒置了。而实际的情况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即使是在实践的层面上,对于这一批评 的批评也日益增多。1999年,哥伦比亚大学专门研究莎士比亚的凯斯坦(David ScottKastan)教授发表《理论之后的莎士比亚》一书,对所谓“过了景”的新历史主义提出 了相当激烈的批评。他声称新历史主义的时代已经过去,说这一批评是属于上一代的、 业已消亡了的一段形式主义的插曲,而现在它“既算不上新,也算不上是历史,因此不 再有用”;他还说这一批评所惯用的“轶事嫁接法”(anecdotalism)已是“臭名昭著” ;他希望看到一种“事实更加充分的历史”,但又不要回到先前那已经被废止的传统历 史主义的老路上。
然而几乎就在同时,格林布拉特与他的合作伙伴,新历史主义的另一位始作俑者伽勒 赫教授也以一部新著《实践新历史主义批评》(Practicing New Historicism,2000)回 应,与他们当年的立场一样,格、伽二人仍坚持新历史主义批评不是理论,而只是一种 批评“实践”。新老两派的争论,一时间又给人以新历史主义依然宝刀不老的印象。去 年,我撰写过一篇题为《新历史主义还有冲劲吗?》的短文,报道了英国资深批评家克 尔莫德(Frank Kermode)在《纽约书评》上发表的对两本新历史主义新著的长篇评论(注 :此文发表在《外国文学评论》2001年第4期的“动态”栏中。克尔莫德的文章题为《 废墟上的艺术》,见《纽约书评》(New York Review of Books)2001年7月5日。)。克 尔莫德本人也是专治文艺复兴文化史的大家,因而这场“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大战 ,为我们了解美国新历史主义批评的现状提供了最新的重要信息。
对于凯斯坦对新历史主义的批评,克尔莫德似乎并不领情。因为在他看来,这位凯斯 坦所使用的话语仍然充满了新历史主义和其他时新理论的术语,而一旦离开这些术语, 他的一套批评就寸步难行。与某些新历史主义者一样,他也把他们之前的历史称作“实 证主义”、“无理论依托”一类,认为“传统的历史主义都简单地以为它们的建构是对 过去清晰明了、客观公正的表述,没有受到考察者兴趣倾向的过滤”。但这一句“露怯 ”之语使克尔莫德发现,凯斯坦的参考书目中居然连科林伍德(R.G.Collingwood)和伽 里(W.B.Gallie)这样的历史学大家也不曾提及(笔者注:科林伍德早就有言在先:历史 是一
克尔莫德注意到,格、伽二位为新历史主义批评的理论依据又做了一点垫补,他们在 自己新著前两章对该批评本身所作的论述中,又增加了德国18世纪哲学家赫尔德作为他 们的先师,是赫尔德最早明确指出了“文学与历史相互依存”的关系,启发了他们开始 关注“把所有有关某特定文化的书写的和视像上的记录看成是一个同一的符号系统”的 可能性,因而过去文化留下的任何信息,都可以用来支撑对所关注的某特定文化现象( 例如莎士比亚的一部剧作)的阐释。例如蒙田的一则两女成婚的记录,即被格林布拉特 作为阐释莎剧《第十二夜》中女扮男装现象的佐证;而19世纪美国浸礼会杂志的一则关 于父亲严惩任性子女的记录,则被追溯到莎士比亚时期英国的孝悌准则,并作为分析《 李尔王》一剧中李尔与女儿之间关系的旁证。格、伽二位在他们的新著中仍按这一既定 的套路,例如把15世纪荷兰画家约斯·范·金特一幅《使徒领圣餐礼》的油画与另一位 大画家乌切洛的作品在圣饼处理方式上进行比较,认定前者基督手中的圣饼被故意处理 成空白,并进而认为,这种特殊的再现方式反映了其后基督教会内的不同教义之争。克 尔莫德对格、伽二位的这一得意之笔进行了再审视。但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新历史主义 批评这种任意从文化背景中寻求论证的做法,向来就为人所诟病。他们从成千上万的可 能性中任意挑选出能为己所用的“闪光细节”,并不是这些细节本身会发光,而是因为 它们能与早已存在于他们头脑中的一个想法“发生共鸣”。那个想法太诱人了,它能使 作者跑到当时社会和神学思想的网络中任意穿行。然而,克尔莫德强调指出,令人激动 的东西并不一定是真的。格、伽二位讨论范·金特的画,却只字不提那油画由于年久而 画面破损、圣饼处的油彩剥落而造成了空白这一简单的事实,这恰好反映了新历史主义 者宁愿拒绝实在的历史事实而愿意迁就幻想的心理倾向。一直到文章的结尾,克尔莫德 仍对新历史主义批评穷追猛打,他语气尖刻却充满睿智地指出,新历史主义追寻事实的 兴趣固然值得赞许,然而“理论”却给了它胡说八道的权利,因为现在的“事实”早已 是“文本”与“语境”的交织,人们于是就可以把任何东西都与他们谈论的话题相联系 ,这样做的结果使大量的聪明才智和学术努力都白白地浪费了,而文学作品本身,却像 1642年清教主义的英国议会勒令在所有剧院门口挂上“不得入内”的牌子一样,被剥夺 了审美关注的可能。
限于篇幅,我无法对所有的理论派别一一涉及,但情况可以说是大同小异,“理论热 ”的消退已断然是摆在我们眼前的一个事实。然而还有另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这就是 我们经过这一番“理论的洗礼”之后,则再也无法回到前理论的纯真时代了。也正因为 这个缘故,对于理论的反思是绝对必要的,惟如此,文学研究才能像凤凰涅pán@① 一样,从理论的烟灰中再一次地腾飞。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上般下木
《对“理论热”消退后美国文学研究的思考(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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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几乎就在同时,格林布拉特与他的合作伙伴,新历史主义的另一位始作俑者伽勒 赫教授也以一部新著《实践新历史主义批评》(Practicing New Historicism,2000)回 应,与他们当年的立场一样,格、伽二人仍坚持新历史主义批评不是理论,而只是一种 批评“实践”。新老两派的争论,一时间又给人以新历史主义依然宝刀不老的印象。去 年,我撰写过一篇题为《新历史主义还有冲劲吗?》的短文,报道了英国资深批评家克 尔莫德(Frank Kermode)在《纽约书评》上发表的对两本新历史主义新著的长篇评论(注 :此文发表在《外国文学评论》2001年第4期的“动态”栏中。克尔莫德的文章题为《 废墟上的艺术》,见《纽约书评》(New York Review of Books)2001年7月5日。)。克 尔莫德本人也是专治文艺复兴文化史的大家,因而这场“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大战 ,为我们了解美国新历史主义批评的现状提供了最新的重要信息。
对于凯斯坦对新历史主义的批评,克尔莫德似乎并不领情。因为在他看来,这位凯斯 坦所使用的话语仍然充满了新历史主义和其他时新理论的术语,而一旦离开这些术语, 他的一套批评就寸步难行。与某些新历史主义者一样,他也把他们之前的历史称作“实 证主义”、“无理论依托”一类,认为“传统的历史主义都简单地以为它们的建构是对 过去清晰明了、客观公正的表述,没有受到考察者兴趣倾向的过滤”。但这一句“露怯 ”之语使克尔莫德发现,凯斯坦的参考书目中居然连科林伍德(R.G.Collingwood)和伽 里(W.B.Gallie)这样的历史学大家也不曾提及(笔者注:科林伍德早就有言在先:历史 是一
门人们在自己的心灵里重新体验往事的学科;历史学家只有深入事件后面的心理活 动,在自己的经验范围内重新思索过去,才能发现各种文化和文明的重要模式和动态) 。克尔莫德于是不无讽刺地说,他俩的论著《历史的观念》和《哲学与历史理解》分别 发表于1946年和1964年,对于当下的现代思想家们来说,这些著作或许已过于陈旧而使 他们兴趣杳然,而这样一疏忽,他们也就能把历史撰写要受考察者的兴趣和先定假设的 影响说成是他们自己的发现了。
克尔莫德注意到,格、伽二位为新历史主义批评的理论依据又做了一点垫补,他们在 自己新著前两章对该批评本身所作的论述中,又增加了德国18世纪哲学家赫尔德作为他 们的先师,是赫尔德最早明确指出了“文学与历史相互依存”的关系,启发了他们开始 关注“把所有有关某特定文化的书写的和视像上的记录看成是一个同一的符号系统”的 可能性,因而过去文化留下的任何信息,都可以用来支撑对所关注的某特定文化现象( 例如莎士比亚的一部剧作)的阐释。例如蒙田的一则两女成婚的记录,即被格林布拉特 作为阐释莎剧《第十二夜》中女扮男装现象的佐证;而19世纪美国浸礼会杂志的一则关 于父亲严惩任性子女的记录,则被追溯到莎士比亚时期英国的孝悌准则,并作为分析《 李尔王》一剧中李尔与女儿之间关系的旁证。格、伽二位在他们的新著中仍按这一既定 的套路,例如把15世纪荷兰画家约斯·范·金特一幅《使徒领圣餐礼》的油画与另一位 大画家乌切洛的作品在圣饼处理方式上进行比较,认定前者基督手中的圣饼被故意处理 成空白,并进而认为,这种特殊的再现方式反映了其后基督教会内的不同教义之争。克 尔莫德对格、伽二位的这一得意之笔进行了再审视。但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新历史主义 批评这种任意从文化背景中寻求论证的做法,向来就为人所诟病。他们从成千上万的可 能性中任意挑选出能为己所用的“闪光细节”,并不是这些细节本身会发光,而是因为 它们能与早已存在于他们头脑中的一个想法“发生共鸣”。那个想法太诱人了,它能使 作者跑到当时社会和神学思想的网络中任意穿行。然而,克尔莫德强调指出,令人激动 的东西并不一定是真的。格、伽二位讨论范·金特的画,却只字不提那油画由于年久而 画面破损、圣饼处的油彩剥落而造成了空白这一简单的事实,这恰好反映了新历史主义 者宁愿拒绝实在的历史事实而愿意迁就幻想的心理倾向。一直到文章的结尾,克尔莫德 仍对新历史主义批评穷追猛打,他语气尖刻却充满睿智地指出,新历史主义追寻事实的 兴趣固然值得赞许,然而“理论”却给了它胡说八道的权利,因为现在的“事实”早已 是“文本”与“语境”的交织,人们于是就可以把任何东西都与他们谈论的话题相联系 ,这样做的结果使大量的聪明才智和学术努力都白白地浪费了,而文学作品本身,却像 1642年清教主义的英国议会勒令在所有剧院门口挂上“不得入内”的牌子一样,被剥夺 了审美关注的可能。
限于篇幅,我无法对所有的理论派别一一涉及,但情况可以说是大同小异,“理论热 ”的消退已断然是摆在我们眼前的一个事实。然而还有另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这就是 我们经过这一番“理论的洗礼”之后,则再也无法回到前理论的纯真时代了。也正因为 这个缘故,对于理论的反思是绝对必要的,惟如此,文学研究才能像凤凰涅pán@① 一样,从理论的烟灰中再一次地腾飞。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上般下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