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判断失误的原因

会议上,毛泽东则把知识分子、民主党派和资本家混为一谈,说现在的大学生大多数是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并认为大学教授和大学生中出现的怪议论,跟共产党、社会主义和人民是对立的,也就是说,他开始把知识分子视为无产阶级的对立面。在这些观点的基础上,毛泽东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认识急剧“左”倾,越来越偏离实际。1957年3月29日,毛泽东在上海市党员干部大会上说:全国知识分子大约500万,从他们的出身来说,从他们受的教育来说,从他们过去的服务方面来说,可以说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12。

总之,匈牙利事件后,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不信任感有所增强,而这种不信任感是他把知识分子重新划归资产阶级的重要原因。对此,胡乔木也有论述:“毛泽东同志对当代的作家、艺术家以及一般知识分子缺少充分的理解和应有的信任,以至在长时间内对他们采取了不正确的态度和政策,错误地把他们看成是资产阶级的一部分。”13

第三,与反右派斗争有关。

反右派斗争是从1957年6月初正式开始的。而如前所述,毛泽东在反右之前的3月份,从世界观上已经把知识分子一般地划入了资产阶级之中,并直接导致了两个多月以后反右斗争错误的开展。但是,反右前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错误认识与反右斗争的发生决不是简单的因果关系,而是互有影响,互为因果。一方面,由于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认识的失误,导致毛泽东把1957年的阶级斗争形势估计得过于严重,作出了发动反右派运动的错误决策乃至把反右斗争严重扩大化;但在另一方面,反右斗争严重扩大化的实践,使毛泽东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错误理论和认识更“左”。其中的原因是:整风运动中出现的“右派”言论,绝大多数是从知识分子中间鸣放出来的,如章伯钧提出了成立“政治设计院”的主张、罗隆基提出成立平反委员会、储安平提出的“党天下”等;当时在全国有影响的大右派绝大多数也是知识分子,如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储安平、王造时、陆冶、陈仁炳、彭应文、孙大雨、吴茵、浦熙修等;反右斗争全国共划右派55万多人,其中绝大多数还是知识分子。总之,知识分子在反右运动中的这“三个大多数”,使毛泽东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错误认识较前有急剧发展。反右前,毛泽东对知识分子只是怀疑和不信任;反右后,对他们则产生了反感和鄙视的心理。在知识分子政策方面,反右前,毛泽东认为知识分子大多数是非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故知识分子的改造重点是思想方面的;反右后,由于把右派定性为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反动派,并认为“资产阶级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14,故知识分子被视为异己,不断地遭到政治上的排挤打击。总而言之,在反右运动前后,虽然毛泽东都把知识分子视为资产阶级的一部分,但认识的程度是有差异的。即反右之前,只是把知识分子一般地划入资产阶级,看成是资产阶级思想的代表者;而反右以后,由于把右派看成是资产阶级反动派,因而知识分子就被认为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较量的重要而唯一的力量。为什么呢?毛泽东说“资产阶级和他们的知识分子是比较最有文化的,最有技术的。右派翘尾巴也在这里”15。在毛泽东这一认识的影响下,“当时出现一种理论,认为老的资产阶级由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财产被剥夺,他们已经没有什么力量了。现在能同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主要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因为他们有知识,而知识是在头脑中剥夺不了的。所以他们有本钱,能够同我们争夺领导权。对知识分子属性的错误判断,显然也是从反右派斗争错误实践中概括出来的。”16

除了上述几点客观方面的原因外,毛泽东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判断失误的深层次原因,是长期以来他在知识分子问题理论上存在着一系列矛盾与困惑,这主要表现在下面几点:

一是在划分知识分子属性标准上存在着二重性标准,因而对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则呈现出二重性认识。

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依据马克思主义关于划分阶级只能以经济为标准的观点,总体上成功地划分了中国各个阶级的范畴,唯独在知识分子阶级属性上陷入困惑。一方面,他以知识分子的社会经济地位为依据,把知识分子的大多数划归劳动人民的范畴。如他在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时,于1933年为民主中央政府起草的《关于土地改革中一些问题的决定》的文件中明确规定:知识分子“本人的阶级成分,依本人取得主要生活来源的方法决定”。故该文件指出:“知识分子在他们从事非剥削别人的工作,如当教员、当编辑、当新闻记者、当事务员、当著作家、艺术家等的时候,是一种使用脑力的劳动者。”171948年他又说:“所谓劳动人民,是指一切体力劳动者(如工人、农民、手工业者等)以及和体力劳动者相近的、不剥削人而又受人剥削的脑力劳动者。”18另一方面,毛泽东又依据知识分子的家庭出身、生活条件及所依附的阶级,把知识分子划归不同的阶级,主要是剥削阶级阵营。譬如,还是在他为民主中央政府起草的决定中,又提出“知识分子的阶级成分依其所属的阶级决定,如地主出身的知识分子是地主,富农出身的知识分子是富农,中农出身的知识分子是中农”19。1939年12月毛泽东发表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是毛泽东思想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之一,然而,在论及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时却这样说:“从他们的家庭出身看,从他们的生活条件看,从他们的政治立场看,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多数是可以归入小资产阶级范畴的。”20显然,在这两处时间里,毛泽东把知识分子个人的成分——“阶级属性”和知识分子的家庭成分——“阶级出身”两个概念混为一谈。尽管如此,这并没有妨碍民主革命时期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因为那时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主要的是依据他们对待革命的态度来制定的,而且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主要是发动和依靠工农两大阶级取得的,因而,毛泽东在知识分子阶级属性上的二重性认识,并没有在他领导革命的实践中带来多大的消极影响。

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在划分知识分子属性的标准问题上,基本上沿用了民主革命时期的二重性标准,且更多的是用家庭出身、所受教育性质及政治思想等来判断知识分子的属性。在1957年3月的全国宣传工作会

议上,毛泽东重点讲了知识分子问题,认为“知识分子是脑力劳动者。他们的工作是为人民服务的,也就是为工人农民服务的。知识分子,就大多数来说,可以为旧中国服务,也可以为新中国服务,可以为资产阶级服务,也可以为无产阶级服务。”21显然,这里是按经济的标准而把知识分子划归劳动人民的范畴的。但更多的时候,毛泽东总是把知识分子的家庭出身等与他们的阶级属性相联系,甚至相混淆,即从非经济的方面考察知识分子的属性。1953年9月,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27次会议期间,毛泽东和著名爱国人士、哲学家和教育家梁漱溟先生,在过渡时期总路线问题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他在批判梁先生的“九天九地”说时讲道:“中国现在有两种联盟:一种是工人阶级跟农民阶级的联盟,一种是工人阶级跟资本家、大学教授、高级技术人员、起义将军、宗教首领、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的联盟。”22毛泽东在此将大学教授、高级技术人员这些知识分子与资本家等并列,显然是从他们的家庭出身、政治思想等考虑的。再譬如,在1956年8月30日举行的中国共产党八大预备会议第一次会议上,毛泽东说:“我们党也吸收了一部分知识分子,在一千多万党员里头,大中小知识分子大概占一百万。这一百万知识分子,说他代表帝国主义不好讲,代表地主阶级不好讲,代表官僚资产阶级不好讲,代表民族资产阶级也不好讲,归到小资产阶级范畴比较合适。”23这里毛泽东也是从家庭出身、政治思想等来认识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的。正是受他的观点的影响,八大政治报告不但没有重申同年1月周恩来代表党中央明确宣布知识分子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观点,而且把除新培养的劳动人民出身以外的知识分子,仍然列为“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范畴。总之,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毛泽东在划分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标准上存在着矛盾的二重性,那么,其结果一方面把知识分子划入劳动人民行列,另一方面又划入剥削阶级行列。

二是把阶级既看作是经济范畴,又认为是政治思想范畴。

马克思主义认为,阶级是一个经济范畴。“阶级差别的基本标志,就是它们在社会生产中所处的地位,因而也就是它们对生产资料的关系。”24划分阶级只能以经济为依据。然而晚

《毛泽东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判断失误的原因(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