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构理论“自由游戏”论辨伪

德里达将语言文化话语间的这种差异互补运动概括为"Play"：“如果整体化不再有意义，那么这不是因为某一领域的无限性无法为一有限的一瞥或一种有限的话语所穷尽，而是因为该领域（语言和一种有限的语言）的性质排除了整体化。这个领域实质上就是Play的领域，即是说，是一个无限的各种替代物的领域……Play的运动，本身没有或缺省中心或本源，是差异替补(supplementarity)运动。人们不能确定中心以及可穷尽的整体，因为那取代中心（它替补它自身）的符号将中心放置在它不在场的地方——该符号被增补，以它的外加物、以它的替补物的形式出现。”（注：Derrida  J.  Writing  and  Difference  [M].trans.by  Alan  Bass.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1978.278～289.）很明显，"Play"在这里指代的是符号的无中心点无固定点的、一个替补另一个的差异运动状态，指代的是语言文化话语的差异运动。
　　"Play"不是指人的游戏而是物的运行，具体而言是指符号的差异运动状态。所以，我们如果不是停留在"Play"的表面，望文生义地去理解它的话，则不应该将它解释成是主体的“游戏”或“嬉戏”，而应该解释成是客体的运作、是语言文化话语的差异运动。基于此，我认为，将"Play"译成“游戏”或“嬉戏”与德里达起用此词的意图风马牛不相及，将它译成“差异运动”才符合德里达的初衷。
　　　　六
　　传统的逻格斯中心主义弃世界的具体性和无限丰富多样性于不顾而完全沉迷于对某种世界统一性、某种中心和秩序的追求中。这种思想严重限制了人们的精神视野，从而阻碍了人们对五彩人生的无限开掘，影响了人类的生活质量。德里达否定事物及世界本身有某种固定的中心、某种恒常不变的意义，强调事物的差异性、流变性和不确定性，其目的就是为了打破这种封闭僵死的极狭隘的传统思想和文化格局，而开拓出一种开放的富于生机的变化多样的生活景观。所以，与其说德里达是一个否定中心、否定意义，在一片无中心、无意义的荒野上自由嬉戏的玩世不恭者，毋宁说是一个不断开辟新的思想和生活空间的开拓者，与其说解构理论是一种否定一切、只消解不建构的虚无主义理论，毋宁说是一种重新审视一切、反思一切、批判旧思想旧文化、重构新思想新文化的建设性的理论。“自由游戏”论者将解构主义与虚无主义相提并论，显然没有根据的。80年代末90年代初，当有人诋毁他的思想是“虚无主义”的思想时，德里达非常激愤，他说：“30年来我一直在尝试，清晰地和不厌倦地尝试反对虚无主义、怀疑主义和相对主义。任何只要稍稍解读过我的作品的人都知道这一点，并且能轻易地发现，我完全没有破坏大学或任何

研究领域的企图，相反地我在（据我所知）我的诋毁者们从未做过的许多方面，都对大学或学术研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注：德里达访谈录[Z].何佩群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212.140.）“他们以虚无主义、反人文主义等等来指责我。与这一指责相反，我正尝试把解构定义为一种肯定性的思考。”（注：德里达访谈录[Z].何佩群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212.140.）
　　其实，从本源上讲“自由游戏”论并不是中国土生土长的，而是从美国进口来的。在美国20世纪七八十年代，正像美国当代著名学者亚力山大·尼哈马斯(Alexander  Nehamas)所指出的，“德里达一度为他的许多文学界的追随者所误解，他（指德里达——笔者）曾仔细地读过许多供他‘解构’的文本，但对他的归纳概况（表面上类似于他的风格）却一直是由那些根本不懂哲学的人所作出的，他们只读过德里达的很少几篇论文，就根据他的某些次要的文本宣称‘逻辑是一种自我完善的体系’的时代已经完结，或‘西方的形而上学’最终被克服了——就这样那些只是被质疑的东西却变成了确切无疑的废品，”（注：Sharon  R.Gunton  ed.Contemporary  Literary  Criticism,Vol.87[M].Gale  Research  Company,1996.）而德里达则由一个传统文化的质疑反思者变成了一位彻底清理历史垃圾的文化清洁工。美国批评界的这种误解曾被张隆溪等人搬运到中国后，正好遇上国内理论界喜欢大刀阔斧不喜欢精雕细作、长于一概而论不长于条分屡析的浮夸文风，因而便被不求甚解地接受下来、传播开来，久而久之就形成了这样的局面：在人们的心目中解构就是“自由游戏”，“自由游戏”就等于解构学说。
　　事实上，这种半生不熟地介绍西方当代的文学批评思想从而引起普遍误解的现象在中国当代文坛上一点都不新鲜，甚至可以说是非常普遍。本文的目的就是希望通过对当前西方文论领域许多误解中的一种的具体分析说明能引起人们对这一普遍问题的充分注意。

《解构理论“自由游戏”论辨伪(第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