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欢精神的两个继承者——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左拉的小说艺术比较
仍旧先看看其在作品中的表现:
他肩上的责任是多么重大啊!现在既没有钱,也赊不来东西,他是不是仍然要他们继续坚持抵抗呢?假使得不到任何援助,饥饿压倒了人民的勇气,那么将会发生怎样的结局呢?[5](p.236)
从表面上看,这段文字象是叙述人在讲述艾蒂安的内心活动,但仔细琢磨我们会发现,无论语气或内容都说明这是艾蒂安本人的内部语言。然而此处主语又明明是“他”。艾蒂安又怎么会在意识中将自己看作是他呢?这就正是双声语的特殊之处。左拉使用的这种双声语的双重指向一是指向话语的内容,二是指向叙述人的态度。我们可以看出,叙述人的态度是一种超然的但又略含同情的态度。尽管这段话里的感情色彩全部属于艾蒂安,但从他的这种严肃的态度就可以窥见叙述人的倾向,不过这是若有若无的一种。左拉出于客观化的考虑,既要讲述故事,又不愿意让自己的倾向被人发现,不得不让许多人同时说话、同时思考,这种双声语是最好的一种手段。左拉经常使用的这种双声语,在西方批评家和语言学家的著作里被称作“自由间接话语”。对自由间接话语的研究在20世纪才开始,而左拉上一个世纪就熟练地运用这种话语形式了。
应该承认,左拉的双声语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双声语是不同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双声语与柏拉图所说的“摹仿叙述”相似,就是作者摹仿现实中人的说话来叙写他的话语;左拉的双声语则很象柏拉图所说的“纯粹叙述”,是以叙述者客观的笔调来展现作品人物的话语。这两种叙述实际上是两个不同层面上的话语体系,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运用的双声语包含的双种指向都是属于人物的指向,是发生于同一层面上的两种指向,而左拉所运用的双声语所包含的双重指向所在:一是作者的指向,另一是人物的指向。这样的双重指向显然不同于陀思妥耶夫斯基话语的双重指向。
四
在分析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左拉作品中狂欢化场面的异同之后,有必要分析一下产生这种异同的原因。手法相似的原因,主要是两位作家都继承了古希腊罗马文学的狂欢化传统,这一点我们在前面实际上已经谈到了。因而这里我们主要分析两位作家风格差异的原因。
我们看到,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左拉作品风格第一方面的差异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偏重于表现深刻的思想,而左拉则偏重于对物质世界的详细描摹。这个差别产生的原因应该说是多方面的。但我觉得首先应从文化角度去分析其产生的原因,因为对于文学来讲,这是最直接的外在原因。
俄罗斯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其浓重的宗教因素。这样的因素使人们更多地倾向于沉思默想,倾向于思想的表达与交流。文化人对祖国和人民的关心往往同他们的宗教精神结合在一起。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有这样一种倾向。他的作品十分关注人类灵魂的苦难,提倡在痛苦中寻求幸福。此外,按照《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俄罗斯文化精神》一书的作者何云波先生的看法,俄罗斯知识分子历来有一种忧患意识,这种忧患意识产生于他们的爱国情怀和对人民的热爱。在西欧经济文化都已经相当发达的时候,俄罗斯人民还在专制的镣铐下呻吟,这就使俄罗斯知识分子满腔忧患。他们为祖国的繁荣进步奔走呼吁。有的人主张按西欧的方式来改造俄国,有的主张根据俄罗斯自身的特点来改变俄国面貌。这就出现了“西欧派”和“斯拉夫派”的分歧。当然这时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也在积极开展革命活动,这是最激进最革命的一股力量。不管政治上赞成那一种观点,总之是为祖国和人民思考未来,为祖国和人民忧患,这也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为什么总要表现一种深沉的思考的根本原因。陀思妥耶夫斯基是赞成斯拉夫派的观点的,他认为在俄国应该保留沙皇、东正教和斯拉夫传统。这样他的思想必然陷入深深的矛盾之中:一方面他希望俄国人民进步,赶上欧洲的步伐;另一方面,他所赞同的斯拉夫主义又并不能促进这种事业的发展。他笔下的人物往往思想矛盾很深甚至是双重人格,这恐怕是一个重要的原因。《穷人》表现穷公务员因得不到人尊重、不能自由地爱自己所爱的女人时的痛苦精神状态;《罪与罚》表现穷大学生在生存困难,事业受阻的状况下铤而走险,然后又自我谴责的剧烈内心冲突;《白痴》描写一个大脑有残疾的俄罗斯知识分子准备为祖国的振兴做一番事业,然而受到人们愚弄的故事;《群魔》则描写一群所谓的革命者复杂的矛盾和纠葛;《卡拉玛佐夫兄弟》又从一桩谋杀案入手去探讨许多重大的社会问题,包括宗教问题。总之这些人物和故事都和俄罗斯当时的重要社会问题密切相关,而主人公剧烈复杂的思想矛盾也是我们俄罗斯文学爱好者所熟知的。
有所不同的是,左拉所在的法国此时已成为欧洲的一个科技大国,经济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虽然拿破仑三世的统治也属于专制体制,但相对于俄罗斯要宽松得多,而且维持的时间并不很长,到19世纪70年代初就结束了。这时期的法国知识分子热衷于科学,不少人阅读大量的
也正是因为有这样一种差异,所以在对叙述话语进行改革的时候,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比较注意实质的变化,而法国作家左拉则比较注意变化的形式特征。因此我们看到在使用双声语的时候,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双声语从形式上来看与传统的人物语言似乎没有什么差别,但在实质上却有两个指向。相反,左拉的作品,双声语的使用在形式上有很明显的特征,那就是它们尽管表示的是人物的话语,但传统的以“谁谁谁说”作为开始的这样一个语法标志没有了。
风格差异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两个作家个性上的不同。陀思妥耶夫斯基受过良好的教育,性格阴郁,前半生曾经遭受巨大的苦难,后来又患了癫痫病,饱受病痛的折磨。他的精神状态可以说不同于一个完全正常的人。因此他喜欢在作品中刻画人物的各种意识活动,包括潜意识和变态意识,而且他作品中的人物往往有不同于常人的思想和愿望。而左拉则没有受过多少正规教育,虽然前半生也并不顺利,但没有遭受巨大的痛苦,后来就名利双收了。在德莱福斯一案中他曾经被迫逃离法国,但时间很短,没有给他造成太大的精神创伤。所以他性格是属于比较单纯的一种。两人性格上的差异也有种族和遗传方面的原因。陀思妥耶夫斯基属于北方民族,性格比较沉郁是一个普遍性的特征。而左拉属于地中海沿岸民族,那里的人一般性格比较开朗、直率。这样的性格差异表现在创作上,就是一个喜欢作思想的探索,另一个则不喜欢过多地在思想深处探寻。
参考文献:
[1]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M].北京:三联书店,1992.
[2]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
[3]左拉.娜娜[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4]左拉.小酒店[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5]左拉.萌芽[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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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肩上的责任是多么重大啊!现在既没有钱,也赊不来东西,他是不是仍然要他们继续坚持抵抗呢?假使得不到任何援助,饥饿压倒了人民的勇气,那么将会发生怎样的结局呢?[5](p.236)
从表面上看,这段文字象是叙述人在讲述艾蒂安的内心活动,但仔细琢磨我们会发现,无论语气或内容都说明这是艾蒂安本人的内部语言。然而此处主语又明明是“他”。艾蒂安又怎么会在意识中将自己看作是他呢?这就正是双声语的特殊之处。左拉使用的这种双声语的双重指向一是指向话语的内容,二是指向叙述人的态度。我们可以看出,叙述人的态度是一种超然的但又略含同情的态度。尽管这段话里的感情色彩全部属于艾蒂安,但从他的这种严肃的态度就可以窥见叙述人的倾向,不过这是若有若无的一种。左拉出于客观化的考虑,既要讲述故事,又不愿意让自己的倾向被人发现,不得不让许多人同时说话、同时思考,这种双声语是最好的一种手段。左拉经常使用的这种双声语,在西方批评家和语言学家的著作里被称作“自由间接话语”。对自由间接话语的研究在20世纪才开始,而左拉上一个世纪就熟练地运用这种话语形式了。
应该承认,左拉的双声语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双声语是不同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双声语与柏拉图所说的“摹仿叙述”相似,就是作者摹仿现实中人的说话来叙写他的话语;左拉的双声语则很象柏拉图所说的“纯粹叙述”,是以叙述者客观的笔调来展现作品人物的话语。这两种叙述实际上是两个不同层面上的话语体系,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运用的双声语包含的双种指向都是属于人物的指向,是发生于同一层面上的两种指向,而左拉所运用的双声语所包含的双重指向所在:一是作者的指向,另一是人物的指向。这样的双重指向显然不同于陀思妥耶夫斯基话语的双重指向。
四
在分析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左拉作品中狂欢化场面的异同之后,有必要分析一下产生这种异同的原因。手法相似的原因,主要是两位作家都继承了古希腊罗马文学的狂欢化传统,这一点我们在前面实际上已经谈到了。因而这里我们主要分析两位作家风格差异的原因。
我们看到,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左拉作品风格第一方面的差异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偏重于表现深刻的思想,而左拉则偏重于对物质世界的详细描摹。这个差别产生的原因应该说是多方面的。但我觉得首先应从文化角度去分析其产生的原因,因为对于文学来讲,这是最直接的外在原因。
俄罗斯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其浓重的宗教因素。这样的因素使人们更多地倾向于沉思默想,倾向于思想的表达与交流。文化人对祖国和人民的关心往往同他们的宗教精神结合在一起。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有这样一种倾向。他的作品十分关注人类灵魂的苦难,提倡在痛苦中寻求幸福。此外,按照《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俄罗斯文化精神》一书的作者何云波先生的看法,俄罗斯知识分子历来有一种忧患意识,这种忧患意识产生于他们的爱国情怀和对人民的热爱。在西欧经济文化都已经相当发达的时候,俄罗斯人民还在专制的镣铐下呻吟,这就使俄罗斯知识分子满腔忧患。他们为祖国的繁荣进步奔走呼吁。有的人主张按西欧的方式来改造俄国,有的主张根据俄罗斯自身的特点来改变俄国面貌。这就出现了“西欧派”和“斯拉夫派”的分歧。当然这时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也在积极开展革命活动,这是最激进最革命的一股力量。不管政治上赞成那一种观点,总之是为祖国和人民思考未来,为祖国和人民忧患,这也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为什么总要表现一种深沉的思考的根本原因。陀思妥耶夫斯基是赞成斯拉夫派的观点的,他认为在俄国应该保留沙皇、东正教和斯拉夫传统。这样他的思想必然陷入深深的矛盾之中:一方面他希望俄国人民进步,赶上欧洲的步伐;另一方面,他所赞同的斯拉夫主义又并不能促进这种事业的发展。他笔下的人物往往思想矛盾很深甚至是双重人格,这恐怕是一个重要的原因。《穷人》表现穷公务员因得不到人尊重、不能自由地爱自己所爱的女人时的痛苦精神状态;《罪与罚》表现穷大学生在生存困难,事业受阻的状况下铤而走险,然后又自我谴责的剧烈内心冲突;《白痴》描写一个大脑有残疾的俄罗斯知识分子准备为祖国的振兴做一番事业,然而受到人们愚弄的故事;《群魔》则描写一群所谓的革命者复杂的矛盾和纠葛;《卡拉玛佐夫兄弟》又从一桩谋杀案入手去探讨许多重大的社会问题,包括宗教问题。总之这些人物和故事都和俄罗斯当时的重要社会问题密切相关,而主人公剧烈复杂的思想矛盾也是我们俄罗斯文学爱好者所熟知的。
有所不同的是,左拉所在的法国此时已成为欧洲的一个科技大国,经济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虽然拿破仑三世的统治也属于专制体制,但相对于俄罗斯要宽松得多,而且维持的时间并不很长,到19世纪70年代初就结束了。这时期的法国知识分子热衷于科学,不少人阅读大量的
科技书籍。实际上当时的法国萌生了早期的科学主义思想。受此影响,许多作家们乐于在作品中运用一些科学原理。例如福楼拜就在他的作品中运用医学知识,详细描写人物的病状和死状。左拉则是最积极提倡在创作中运用科学原理的作家之一。而他最认真倡导的就是学习科学方法,准确、细致地去表现现实。正是在这种环境下,才产生了左拉为代表的自然主义文学流派。出于对科学方法的爱好,左拉有对物质细节详细摹写的倾向,并且在许多作品中运用了医学、遗传学、生理学等等科学知识。所以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左拉这两个继承狂欢化传统的作家,一个重思想表达,一个重物质表现,也就是非常自然的了。
也正是因为有这样一种差异,所以在对叙述话语进行改革的时候,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比较注意实质的变化,而法国作家左拉则比较注意变化的形式特征。因此我们看到在使用双声语的时候,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双声语从形式上来看与传统的人物语言似乎没有什么差别,但在实质上却有两个指向。相反,左拉的作品,双声语的使用在形式上有很明显的特征,那就是它们尽管表示的是人物的话语,但传统的以“谁谁谁说”作为开始的这样一个语法标志没有了。
风格差异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两个作家个性上的不同。陀思妥耶夫斯基受过良好的教育,性格阴郁,前半生曾经遭受巨大的苦难,后来又患了癫痫病,饱受病痛的折磨。他的精神状态可以说不同于一个完全正常的人。因此他喜欢在作品中刻画人物的各种意识活动,包括潜意识和变态意识,而且他作品中的人物往往有不同于常人的思想和愿望。而左拉则没有受过多少正规教育,虽然前半生也并不顺利,但没有遭受巨大的痛苦,后来就名利双收了。在德莱福斯一案中他曾经被迫逃离法国,但时间很短,没有给他造成太大的精神创伤。所以他性格是属于比较单纯的一种。两人性格上的差异也有种族和遗传方面的原因。陀思妥耶夫斯基属于北方民族,性格比较沉郁是一个普遍性的特征。而左拉属于地中海沿岸民族,那里的人一般性格比较开朗、直率。这样的性格差异表现在创作上,就是一个喜欢作思想的探索,另一个则不喜欢过多地在思想深处探寻。
参考文献:
[1]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M].北京:三联书店,1992.
[2]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
[3]左拉.娜娜[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4]左拉.小酒店[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5]左拉.萌芽[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
《狂欢精神的两个继承者——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左拉的小说艺术比较(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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