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关于王小波的文化想象
，据其自序和书后的评论文章中得知刺小刀的创作身受王小波的影响，而且书皮上写着"韩寒出道的年龄+周星驰无厘头大话+王小波关怀的味道……"的宣传语，姑且不讨论此出版社以打造韩寒第二的心态推出"中国少年人第一部智性之作"的市场运作的企图，也不谈这部小说的创作与网络的复杂关系[61]，从收入的三篇小说《宠儿》、《RPG杨家将》和《乱世岳飞》中，可以感受出作者在模仿王小波的论述笔调或者说叙事形态（尤其是《青铜时代》的风格），王小波的文体为什么会被文学青年模仿，如同周星驰的大话语言在青年人中盛行一样，其话语模仿的机制又是什么？ 如上面在《特立独行与自由》一节中所分析的，王小波的文本可以成为被青春反叛或玩世不恭的话语借重的文化资源，并内化到成长的叙述当中，我想那种蕴涵在王小波小说里的黑色幽默和荒诞感作为一种嘲讽与颠覆权威秩序的有效叙述成为这些文学青年可以获得青春的狂欢快感的来源，而且王小波小说与周星驰电影中的那种抹杀历史深度以及嘲弄一切的大话/游戏心态在文学青年那里有着某种程度上的相似性，当然，在这个层次上，王小波的文本可以看成具有后现代主义文化色彩的无厘头风格，或者说模仿者看到的只是其小说中的那份文字的游戏与快感，以及其叙述过去/历史的那份幽默与趣味，而似乎没有把握到在这份充满趣味感的叙述背后却是隐含着王小波作为一位严肃的创作者（从其谈创作的杂文可以感受到这一点）其对历史的理解和建立在"我的师承"[62]上的艺术取向，完全不是所谓的作为后现代主义文化特征的消除深度模式/文本游戏的追求，正如王小波所说："这些现在让我写成了有趣的故事，在当时其实一点趣都没有，完全是痛苦。我把当时的痛苦写成现在的有趣，现在的小孩看到的只是有趣。而我们现在的生活还是这样，有趣的事情本来是没有的。"[63]这恰恰是王小波与周星驰的最大区别，也是王小波与他的追随者的最大区别。
对王小波追随者提出的十个问题，基本上围绕着他们与王小波的关系以及对王小波的看法展开，相比《三联生活周刊》中的年轻人热衷于实践"特立独行"的人生，他们作为文学青年的发言身份显得格外明显，既不盲目推崇，也不随意贬低，而是在尊敬与理性中展开自己的讲述。欢乐宋说"王小波让我欣赏的地方是：1．独立的人格，自由主义的立场，决不为了谋求个人私利而献媚和屈服于世俗及体制的力量。2．对人的生存境遇的悲悯情怀。3．追求智慧。4．追求诗意的人生，反对任何力量对有趣的扼杀。"虽然依旧逃不出王小波通常的自由主义形象，但在欢乐宋那里也加上了诸如"追求智慧和诗意人生"等内容，在这里王小波似乎更像以精神导师的身份登场的，并且他们在一些问题的看法也和王小波极为一致，如欢乐宋对知识分子的批评："目前知识分子（尤其是年轻人）大都一副真理在握品位不凡的样子，仿佛自己就是天才和先知，还有人喜欢骂别人"弱智"，他们自以为凭小聪明读了几本书就可以睥睨众生了，缺乏敬畏之心。"
在问到王小波与网络、与文学史的关系时，他们的回答并不像那些新生代的作家，对文化场域中的权威和已经形成的经典秩序怀有那么强烈的不满，这间或因为他们还没有足够的发言权，去挑战现有的文学秩序，不过，也能隐隐感觉出他们对一种学院化生产的"文学史"即文学话语权争夺战最为集中的场域并不满意，而是分别选择了"大众当然也可以写文学史"（阿三）、"时间才是最有说服力的权威"（欢乐宋）、"如果中国真的有布罗代尔式的年鉴文学史，那么对王小波需要记录不需要评价"（刺小刀）、"但卡尔维诺和王小波都对未来的文学报以希望，我没有理由对未来的文学史感到绝望"（凌丁）的方式来安置王小波在当代"文学史"中缺失的现实。但在他们眼里，王小波显然不是什么权威和文化偶像，也对他们不能形成有效的压制，这或许是这些文学青年与新生代作家在对待王小波的问题最大的不同之处吧。
总之，王小波作为都市文化风景中的一个能指，其建构起来的关于王小波的文化想象在多个不同的层面和向度上展开，涉及到90年代多种文化讨论，并且在"沉默与狂欢"的接受中呈现出不同的形态，可以清晰地看到读者阐释与王小波文本呈现之间的一种"商讨"关系，这也正好印证了美国文化研究学者约翰·菲斯克所指出的"读者是根据文本制造出意义的主动制造者，而不是已建构成功的意义的被动接受者"[64]的结论。
注释：
[1] "特立独行"是王小波的一篇流传很广的文章标题中的名词《一只特立独行的猪》，也经常作为王小波杂文的代表作入选各种选集，比如林大中主编的《九十年代文存1990--2000》（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2001年1月。
[2] 王小波不仅是一位作家，而且还是研究中国同性恋文化的社会学家（曾与其妻子合著《他们的世界--中国男同性恋群落透视》，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11月，成为研究中国同性恋问题最早的专著），在某种程度上，他具有作家和学者的双重身份。
[3]参Roland Barthes :<The pleasure of the text>，New York :Hill and Wang,1975
[4]王小波小说的特殊性或者说与其他中国小说相比带来的陌生化，不仅来自于文本内部的一种张力，而且还在于他使用一种特殊的视角或叙述方式来处理文革的历史与记忆，并且在文本当中始终一个突出的因素就是"性"，当然，对于不同的读者来说，这里的"性"会读解成不同的意思或获得不同的满足感，从这个意义上说，王小波的流行除了其逝世的事件足以调动人们的视野之外，其小说中的大量的"性"描写，也是使其得以流行的关键因素，虽然当代并非一个道德禁欲的时代，但中国文化当中的对于欲望的压制，往往使性的表达脱离其本身的身体快感，而成为一种禁忌，同时也使性的表达被意外地夸大成一种反抗/抗争的象征符号，所以说，尽管王小波对性的描写属于严肃创作的范畴，但也在一定程度上使人们的"窥淫欲"得到了某种程度的实现与满足，并且这种对性的赤裸裸的描写作为反抗专制的自由行动。
[5]知识圈/批评界/文坛是一个不确定的描述，但如果借用布迪厄的"文化场域"的概念，王小波一方面是文坛之外的高手，另一方面在文学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种矛盾的身份认同，始终缠绕着人们对王小波的接受，或者说一些"文坛中人"对王小波处在既爱又恨的状态，即一方面钦佩王小波的才华，另一方面又对人们极力吹捧王小波看不惯，这一点，在后面我会详细论述的。
[6]引自花城出版社《时代三部曲》中关于作者王小波的简介。
[7]参见李银河整理《王小波作品暨小说集<黄金时代>研讨会纪要》，选自艾晓明、李银河编：《浪漫骑士--记忆王小波》，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7月，第259--264页。
[8]这里用"都市文化"（urban culture），而没有使用大众文化（mass culture）或流行文化(popular culture)，是根据中国的国情，即一种非常明显的城乡差别，如果排除农村的话（农村基本是一个没有消费文化的自然经济的区域），大城市/大都市与小城市/县城/城镇之间的区分也是很明显的，姑且不辩驳大众文化与流行文化之间的区分，可以它们广泛分布于除农村之外的其他区域，而都市文化则主要指存在于像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具有较高的现代化程度的大都市当中的文化形态或样式。
[9]"经典"是一个意义不那么确定的词汇，经典显然与学院体制分不开，或者说学院在某种程度就是建立、维护、颠覆经典的过程中完成自身的知识生产与消费的，颠覆经典在某种程度上表现 《试论关于王小波的文化想象(第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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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话语模仿只是一种表面的文字叙述，一种沉浸/缠绕在青春自恋中的创作练习，而根本没有能进入到王小波话语叙述的深层及其小说中所蕴涵的那份智慧与戏噱。
对王小波追随者提出的十个问题，基本上围绕着他们与王小波的关系以及对王小波的看法展开，相比《三联生活周刊》中的年轻人热衷于实践"特立独行"的人生，他们作为文学青年的发言身份显得格外明显，既不盲目推崇，也不随意贬低，而是在尊敬与理性中展开自己的讲述。欢乐宋说"王小波让我欣赏的地方是：1．独立的人格，自由主义的立场，决不为了谋求个人私利而献媚和屈服于世俗及体制的力量。2．对人的生存境遇的悲悯情怀。3．追求智慧。4．追求诗意的人生，反对任何力量对有趣的扼杀。"虽然依旧逃不出王小波通常的自由主义形象，但在欢乐宋那里也加上了诸如"追求智慧和诗意人生"等内容，在这里王小波似乎更像以精神导师的身份登场的，并且他们在一些问题的看法也和王小波极为一致，如欢乐宋对知识分子的批评："目前知识分子（尤其是年轻人）大都一副真理在握品位不凡的样子，仿佛自己就是天才和先知，还有人喜欢骂别人"弱智"，他们自以为凭小聪明读了几本书就可以睥睨众生了，缺乏敬畏之心。"
在问到王小波与网络、与文学史的关系时，他们的回答并不像那些新生代的作家，对文化场域中的权威和已经形成的经典秩序怀有那么强烈的不满，这间或因为他们还没有足够的发言权，去挑战现有的文学秩序，不过，也能隐隐感觉出他们对一种学院化生产的"文学史"即文学话语权争夺战最为集中的场域并不满意，而是分别选择了"大众当然也可以写文学史"（阿三）、"时间才是最有说服力的权威"（欢乐宋）、"如果中国真的有布罗代尔式的年鉴文学史，那么对王小波需要记录不需要评价"（刺小刀）、"但卡尔维诺和王小波都对未来的文学报以希望，我没有理由对未来的文学史感到绝望"（凌丁）的方式来安置王小波在当代"文学史"中缺失的现实。但在他们眼里，王小波显然不是什么权威和文化偶像，也对他们不能形成有效的压制，这或许是这些文学青年与新生代作家在对待王小波的问题最大的不同之处吧。
总之，王小波作为都市文化风景中的一个能指，其建构起来的关于王小波的文化想象在多个不同的层面和向度上展开，涉及到90年代多种文化讨论，并且在"沉默与狂欢"的接受中呈现出不同的形态，可以清晰地看到读者阐释与王小波文本呈现之间的一种"商讨"关系，这也正好印证了美国文化研究学者约翰·菲斯克所指出的"读者是根据文本制造出意义的主动制造者，而不是已建构成功的意义的被动接受者"[64]的结论。
注释：
[1] "特立独行"是王小波的一篇流传很广的文章标题中的名词《一只特立独行的猪》，也经常作为王小波杂文的代表作入选各种选集，比如林大中主编的《九十年代文存1990--2000》（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2001年1月。
[2] 王小波不仅是一位作家，而且还是研究中国同性恋文化的社会学家（曾与其妻子合著《他们的世界--中国男同性恋群落透视》，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11月，成为研究中国同性恋问题最早的专著），在某种程度上，他具有作家和学者的双重身份。
[3]参Roland Barthes :<The pleasure of the text>，New York :Hill and Wang,1975
[4]王小波小说的特殊性或者说与其他中国小说相比带来的陌生化，不仅来自于文本内部的一种张力，而且还在于他使用一种特殊的视角或叙述方式来处理文革的历史与记忆，并且在文本当中始终一个突出的因素就是"性"，当然，对于不同的读者来说，这里的"性"会读解成不同的意思或获得不同的满足感，从这个意义上说，王小波的流行除了其逝世的事件足以调动人们的视野之外，其小说中的大量的"性"描写，也是使其得以流行的关键因素，虽然当代并非一个道德禁欲的时代，但中国文化当中的对于欲望的压制，往往使性的表达脱离其本身的身体快感，而成为一种禁忌，同时也使性的表达被意外地夸大成一种反抗/抗争的象征符号，所以说，尽管王小波对性的描写属于严肃创作的范畴，但也在一定程度上使人们的"窥淫欲"得到了某种程度的实现与满足，并且这种对性的赤裸裸的描写作为反抗专制的自由行动。
[5]知识圈/批评界/文坛是一个不确定的描述，但如果借用布迪厄的"文化场域"的概念，王小波一方面是文坛之外的高手，另一方面在文学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种矛盾的身份认同，始终缠绕着人们对王小波的接受，或者说一些"文坛中人"对王小波处在既爱又恨的状态，即一方面钦佩王小波的才华，另一方面又对人们极力吹捧王小波看不惯，这一点，在后面我会详细论述的。
[6]引自花城出版社《时代三部曲》中关于作者王小波的简介。
[7]参见李银河整理《王小波作品暨小说集<黄金时代>研讨会纪要》，选自艾晓明、李银河编：《浪漫骑士--记忆王小波》，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7月，第259--264页。
[8]这里用"都市文化"（urban culture），而没有使用大众文化（mass culture）或流行文化(popular culture)，是根据中国的国情，即一种非常明显的城乡差别，如果排除农村的话（农村基本是一个没有消费文化的自然经济的区域），大城市/大都市与小城市/县城/城镇之间的区分也是很明显的，姑且不辩驳大众文化与流行文化之间的区分，可以它们广泛分布于除农村之外的其他区域，而都市文化则主要指存在于像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具有较高的现代化程度的大都市当中的文化形态或样式。
[9]"经典"是一个意义不那么确定的词汇，经典显然与学院体制分不开，或者说学院在某种程度就是建立、维护、颠覆经典的过程中完成自身的知识生产与消费的，颠覆经典在某种程度上表现 《试论关于王小波的文化想象(第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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