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文艺广播的文化心灵轨迹（上）

理想主义，革命英雄主义激情的极端化发展，究其本质并没有违背中国人民情感发展的逻辑。这是一次具有全民性的群体精神的亢进，是脱离社会发展正常轨迹的盲目自信。诚然，我们无意为大跃进和大跃进时期的文艺广播做历史翻案，我们只是试图阐明任何历史挫折的背后似乎都有某种合情不合理的动因。善良的中国人民的美好愿望没有达到，却犯了一次集体性的错误。但是无论如何，有一点可以肯定，大跃进时期的中国人和大跃进时期的文艺广播始终高涨着冲天的理想主义与革命英雄主义的万丈豪情。
二、 “文革”十年：被政治极权话语统治的文艺广播
“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号令揭开了中国极权政治时代的灰幕。在民众的意识中“继续革命”的警钟被敲得一阵紧似一阵，许多在17年间孕育产生的优秀文艺作品被封为封资修黑货打入冷宫，文化专制主义笼罩着中国大地。中央电台无节目可播，1966年11月只好取消了主要播文艺节目的第三套节目，因为第三套所播送的文艺节目不论从内容到风格都与“革命的形势”太不相适宜了，既然阶级敌人还躲在阴暗角落里时时企图颠覆社会主义，那么我们的人民还有什么闲心听文艺节目放松本不该放松的神经！1967年1月14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发出《关于广播电台问题的通知》，对地方广播电台实行军管，责令停止播出自办文艺节目，只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1969年，中央台增加“革命样板戏”播出时间，占全天播出文艺节目时间的85%以上，于是中国进入八亿人民八出戏的文化洪荒时代，中央台只能播放《国际歌》、《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经过改词的革命历史歌曲《毕业歌》、《工农一家人》、《抗日战歌》、《大刀进行曲》等八首歌，以及《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三部电影录音剪辑。这就是在偌大中国土地上回响了十年的文艺广播节目，这就是八亿中国人贫困到极点的精神生活！在政治极权话语的统治下，文艺广播沦为政治的奴婢，变成政治工具，从而丧失了艺术的本体属性，具体表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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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在文艺节目创作上“以阶级斗争为纲”，
割裂了文艺与社会的真实联系，违背了艺术规律。
艺术作品是艺术家审美意识的物化形态，是艺术家体验社会生活的反映，社会生活是艺术创作的源泉，是一切文学艺术之母。文革时期，由于政治拥有强势话语权力，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即经济、军事、教育、科研都围着政治轴心转，文学艺术自然也不能幸免。于是所有的文艺创作都首先要符合政治需要，体现政治标准。由于不把民众的审美需要、文化—心理欲求置于艺术创作的视界中，而是一味地媚政治，炮制“高大全”式的英雄人物，使得这一时期的广播文艺节目极度单调和模式化，所塑造的人物形象都是脱离生活原生态的只有优点没有缺点，只有怒目圆睁的革命理性，毫无亲情人伦之情感世界的“单面人”。这种“单面人”的塑造不是得源于生活，而是与生活相背离的，究其根源在于艺术家违背了艺术创作的规律，将艺术与生活相割裂，离开客观真实的生活，纯粹在主观世界中营造虚假幻想的乌托邦，臆造毫无生活体验之原形的“英雄形象”。 这一时期所塑造的艺术形象用政治人格替代审美人格，在这些形象里，美与情感等艺术的内在品质被抽空了，本应意蕴丰富的艺术作品蜕化为简单、粗糙、毫无审美意趣的政治应声虫。“文革”的政治文艺把“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延安文艺路线扭向了极端，其实质是对这一在历史上起过正确指导作用的文艺路线的大反动。
（二） 在评判艺术的价值体系中，政治标准为首要、必需标准的错误理念极大地影响了人们审美心理的健康发展。
“文革”时期，随着运动的不断深入，林彪、“四人帮”一伙日益加紧了对电台的控制，文艺节目的广播，一律要报他们批准。频繁的请示报告密如雪片，以政治为惟一标准的艺术评价原则封杀了大量的优秀节目。在极左思想影响下，中央台的文艺广播日益单调贫乏。漫漫十年长夜，人们听不到自己内心深处想听的歌，看不到让自己兴奋感动的艺术作品，精神世界日渐呈现荒漠化。由于以政治替换审美的艺术评价标准得不到及时拨正，久而久之，在人们的心灵世界打下了烙印，沉淀为一定程度的“集体无意识”，从而严重地影响了中华民族审美心理的健康发展。
中华民族的审美心理是在华夏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积淀而成的。“阴柔”、“尚德”、“追求意境”等审美志趣都是民族审美心理的积极构成。当然，在民族审美心理中也有不少消极的元素，这其中就包括十年“文革”在人们心理造成的负面影响。 十年“文革”使人们不自觉地养成一种艺术评价模式，即以一部作品反动不反动，有没有政治问题来作为评价艺术作品优劣的重要标准。至于作品内容是否真正以政治为题材、寓含阶级性，则不在他们的观照视野之中，反正“以我（政治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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