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乐美之吻：唯美主义、消费主义与启蒙现代性

现代性不同的时间观念，即对当前的强调和对过去以及未来的否定。当前成为被关注的焦点，与现在有关的一切，特别是审美，受到突出地强调。在这里，时间实际上已经停止，并且向空间形式转化。把当前与过去和未来切断并孤立起来的结果，就是主体对现在的体验其深度和强度极大地增加；感觉、视觉、听觉本身得到充分地发展。同时，客体的审美性质也大大加强。所以身体、物体等等都成为审美欣赏的对象而得到顶礼膜拜。詹明信在谈到精神分裂病人对世界的体验的哲学和美学意义时指出，由于时间的连续性被切断，对于当前的体验变得强而有力，极为生动而且’物质化’：精神分裂者面前的世界极为浓烈，具有神秘而压抑的色彩，闪烁着幻觉的力量。          詹明信正是从这个角度，出色地阐述了后现代艺术与后工业社会的必然联系。当代西方拼凑式的怀旧电影，约翰·凯奇无声的音乐片断，新句子诗派毫无联系的句子组合，所有这些表现的正是强烈的、分离的、物质化的瞬间，也就是西方学者所说的精神分裂式的生活体验。如果从这个角度看，莎乐美亲吻死者的头颅这种疯狂的举动就不难理解了。实际上这是体验生活一种方式，一种非理性的、常人无法企及的方式。而那些莎乐美的模仿者的言辞，包括白薇对情人所说的谵语，应该说是真实可信的。因为从精神分裂者的观点看世界，这种时间上的断裂，这种对于瞬间快感的追求不仅没有任何不合理之处，甚至完全就是正常的。          西方的学者主要是从后现代主义和消费社会的角度理解并阐释这种纯粹现在时的观念和瞬间快感的。詹明信认为这种时间观念的种种形式特点从各种方面表达了某种社会系统的深刻逻辑，即消费资本主义的逻辑。          无论这种对于当前的体验显得多么崇高，多么纯粹，多么就有审美和艺术的价值，从根本上说都已经被商品社会所同化而成为消费文化的产物。如前所述，现在西方唯美主义研究中有一派学者从商品文化的角度探讨唯美主义与社会的关系。雷吉尼亚·加尼尔在《市场的田园诗》(1986)中把王尔德与维多利亚大众和消费社会联系起来讨论。          乔纳森·弗里德曼在《趣味的专业：亨利·詹姆斯、英国唯美主义与商品文化》(1990)探讨了艺术作为社会实践的商品化过程。  雷彻尔·鲍尔比在《推销道林·格雷》(1987)一文中从消费主义的角度阐释了王尔德和佩特。她认为，瞬间的快感把唯美主义者和消费者的兴趣联结在一起。她作了一个有趣的比较，把上述佩特在《文艺复兴·结论》中的那一段话与现代广告技巧作了一番对比：和专业推销员的伪劣艺术一样，艺术的代表也是这样推销他的产品：’艺术来到你的面前’，而且’诚挚地保证’它无与伦比的优点：’除了最高的质量以外没有别的……。’《文艺复兴·结论》中的最后一句话的确是巧妙的广告结束语。促销物品所提供的瞬间个人快感，可以说标志着现代消费文化的开端。          上述几部著作对此还有许多精辟细致的论述，这里不再赘述。他们在高度发达的商品社会中形成的这些看法对于我们理解《莎乐美》在中国上海的接受与传播是有启发性的。可以说，《莎乐美》在中国的摹仿者也在推销莎乐美唯美主义式的死亡艺术和刹那主义的瞬间快感，而这正是以象征的方式表达了商品文化的某种内在的逻辑。实际上，中国的唯美主义者和颓废主义者在实际生活中也卷进当时都市文化和消费文明的海洋。          

四、唯美主义与都市消费文化

       最早介绍王尔德和唯美主义的是上海文人。而后来唯美主义和颓废主义最流行的地区也是上海。虽然王尔德的话剧在天津和成都也上演过，但影响不及上海地区。          王尔德最大的读者群是在上海，他的著作的译本有百分之九十由上海的出版社出版。  他的诗歌、童话、批评论文也基本上是在上海的杂志或报纸的副刊上连载的。当然王尔德和唯美主义在海派文人中风行有其地理上的原因。相比其它城市，上海离东京较近，而上海的重要作家如鲁迅、周作人、郭沫若、田汉、郁达夫等等，大多数宣扬或批判王尔德思想的人都是日本的留学生。是他们从日本把王尔德、唯美主义、颓废主义进口到中国，最近的口岸当然是上海。但是，这里面还有更深层的社会文

化因素，正如贾植芳论及海派文学时指出，北京文人出思想明星，上海文人出文学先锋；北京文人讲载道，上海文人讲创新；北京文人提倡为人生，上海文人讲为艺术而艺术，什么唯美派、现代派、颓废派、新感觉派……全出在上海。……海派近商。  

       唯美主义和颓废主义不仅是一种文艺思想，它还是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如前所述，唯美主义的生活实践性是有别于其它文艺流派的特点之一。而这样的生活方式只有在当时的上海，这样一个世界性的大都市里才能充分地实现。19世纪末20世纪初上海已经是亚洲最大的商业城市之一，其繁荣昌盛有目共睹，被称之为东方巴黎，          它的繁华与信息流通甚至超过了当时的东京。  20世纪初，由于中国民族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以及国际资本的涌入，上海的商品消费和商品广告业极为繁荣。1930－1940年代上海的广告图片的精美充分显示了当时商品文化的发达。可以说，这些广告与维多利亚晚期大英帝国的广告相比是毫不逊色的。          它们的艺术化程度说明当时的商品已经充分形象化，而商品消费已经完全达到了审美的层次。商品消费已经成为一种消费文化和生活方式，其中隐匿着大量西方的观念。在这方面，杭稚英1940年代的自行车月份牌广告          (图2)  是很有代表性的。可以看出，山峦和海滨代表自然的概念，自行车和健美的大腿代表着健康的观念，而且有一点色情的味道。与其它身穿中国旗袍的女性广告形象来说，它们完全是非传统的、西化的、进口的生活方式和生活观念。

       图2  老上海月份牌广告。山峦、运动、健美。自然与健康的观念表现出西方的生活方式。杭  英作于1940年代。

       在这样一种商业文化氛围里，在商品形象充分艺术化、审美化的大都市中，唯美主义和颓废主义可以找到极为适合它生长的思想土壤。唯美主义和颓废主义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也容易得到人们特别是艺术家和文人的认可和接受。佩特的刹那主义也特别能够体现人们在商业生活中的体验。我们可以从海派文学中发现大量的例证，说明人们在商业社会中对刹那主义的赞美，对当前的重视与追求，对瞬间快感的玩味与欣赏。迷云在《现代人底娱乐姿态》(1930)中写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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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乐美之吻：唯美主义、消费主义与启蒙现代性(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