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时代的小说隐痛——评《小说选刊》兼与一种文学观念的讨论

改变作家的创作的动机，但在现代中国，许多作家也是靠稿酬生存的。鲁迅的收支帐目大多来自稿酬；巴金甚至解放后也未领取工资。这些靠稿酬生活的作家与市场有极密切的关系，但并没有因市场的存在而改变大师的创作动机，也没有因市场的存在而失去他们大师的魅力。另一方面，市场的诱惑又确实可以改变作家的目标诉求。利益也可以成为一个作家创作潜在或明确的目标。因此，小说的衰落与其说是与市场的关系，不如说是与人格力量的关系。现在，对鲁迅及其那一代作家有了不同的评价及其争论，不同的评论我们暂不评说，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说，鲁迅的意义和价值，其人格成就可能大于他的文学成就。鲁迅的魅力不仅仅来自他对现代小说形式把握的能力，不仅仅来自他娴熟的现代小说艺术技巧，而是更来自于他的文化信念和坚守的人格。也正因为如此，他才能在小说中表达出他的悲悯和无奈。他是在市场化的时代用一种非市场的力量获得尊重和信任的。当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在不间断的政治批判运动和不间断的检讨过程中，独立的精神空间几近全部陷落。当政治挤压被置换为经济困窘之后，检讨也置换为世俗感慨。当希望能够维护知识分子最后尊严的时候，推出的也是陈寅恪、顾准以及民间已经作古的思想家。因此，作家人格力量的问题才是当代小说最重要的问题。
     另一方面，多元文化初步格局的形成和传媒多样化的发展，也终结了小说在文化市场一枝独秀的“霸权”历史。虽然我们可以批判包括网络在内的现代电子传媒是虚拟的“电子幻觉世界”，以“天涯若比邻”的虚假方式遮蔽了人与人的更加冷漠。但在亚文化群那里，电子幻觉世界提供的自我满足和幻觉实现，是传统的平面传媒难以抗衡的。它在提供“开放、平等、自由、匿名”的写作空间的同时，也在无意中解构了经典文学的观念和历史，分流了阅读人群。在我看来，人格力量的缺失和现代传媒的发展，是现代小说不断走向衰微的内、外部原因和条件。
     即便如此，我认为，就当下小说创作的最高水准而言，对它乐观的评价仍然是可以给出的。我的阅读经验是，除了莫言、余华、苏童、刘震云、叶兆言、贾平凹、阎连科、刘庆邦、王安忆、张抗抗、铁凝、方方等在内的80年代成名的作家，仍有好作品不断发表之外，毕飞宇、李冯、鬼子、东西、徐坤、赵凝、韩东、麦家、吴玄、红柯、艾伟、北北、须一瓜、叶弥、邵丽、朱日亮、齐铁民、陈希我、陈应松、欧阳黔森等作家的中、短篇小说，可以说仍然不在韩少功的评价之内。这些作家的小说不能说没有参与当下历史处境中的公共事务，不能说他们的“个人性”已经成为“普遍性。韩少功的判断，如果不是武断的话，那么可以肯定的是他对当下中、短篇小说创作的情况并没有太多的了解，或者说，即便他有所了解，而把小说的整体形势描绘成了“万恶的旧社会”，也是不能让人同意的。我为当下小说创作做如上辩护，并不意味着我对当下小说创作的状况没有条件的认同。恰恰相反，我是希望能够面对小说创作的具体问题，并且能够在具体分析的基础上做出判断，而不是以君临天下的面目“横扫千军如卷席”。还需要指出的是，不要说中国的小说创作已经很难获得普遍的认同和满意，近些年来，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作品在中国的反映也不断降温，文学界过去普遍认同的西方大师尚且如此，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切实际地要求中国的当代小说。大师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试图通过文学解决社会问题的时代也已成为过去。文学在这个时代尚可占有一席之地已实属不易。我曾在不同的场合说过，我的批评立场越来越犹豫不决，是因为我手执两端莫衷一是，我还难以判断究竟那种小说或它的未来更有出路。但是，看了韩少功的文章之后，我认为需要保卫当下的小说形势，捍卫当下小说高端的艺术成果和他们的倾向，以解脱我们对小说总体评价的困惑和隐痛。
    
     二、2004：小说创作的心理和情感隐痛
    
     如上所述，我总体上肯定当下小说的成就和倾向，还来自我切近的阅读。当我集中读了《小说选刊》2004年已经出版的三期六卷作品之后，更加坚定了我的看法。应该说，这些小说确实不再关注高端的意识形态风云，对“宏大的历史叙事”似乎也失去了兴趣。这一现象与国际冷战结束和日常生活合法性的确立有关，也与当代作家对小说功能的时代性理解有关。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小说不再承担“公共事务重荷”。不同的是，小说在这个时代不可能都象《中国农民调查》、《往事并不如烟》等纪实性作品那样直接面对或参与社会问题，产生重大的社会效应和影响。
     即便如此，当看到北北的《转身离去》、须一瓜的《第三棵树是和平》、李国文的《一条悲哀的狗》、孙春平的《说是高官》等作品后，同样能够感到作家对社会问题的深切关注。这些虚构故事的背后，或是一种彻骨的悲凉、或是一种心理的隐痛，但都和我们经历的历史和当下生活有密切的关联。北北的小说始终关注人的心灵苦难，日常生活的贫困仅仅是她小说的一般背景，在贫困的生活背后，她总是试图通过故事来壮写人的心灵之苦，并力图将其写到极致。《转身离去》叙述的是一个志愿军遗孀芹菜卑微又艰难的一生。短暂的新婚既没有浪漫也没有激情，甚至丈夫参加志愿军临行前都没有回头看上她一眼。这个被命名为“芹菜”的女性，就像她的名字一样微不足道，孤苦伶仃半个世纪，她不仅没有物资生活可言，精神生活同样匮乏得一无所有。她要面对动员拆迁的说服者，面对没有任何指望和没有明天的生活，她心如古井又浑然不觉。假如丈夫临行前看上她一眼，可能她一辈子会有某种东西在信守，即便是守着一个不存在的乌托邦，芹菜的精神世界也不致如此寂寞和贫瘠；假如社会对一个烈士的遗孀有些许关爱或怜惜，芹菜的命运也不致如此惨不忍睹。因此，“转身离去”，既是对丈夫无情无义的批判，也是对社会世道人心的某种隐喻。
     须一瓜的小说一贯地复杂，她的小说必须用心阅读，假如错过她对细节的精心雕刻，阅读过程将会全面崩溃，或者说，遗失一个具体的细节，阅读已经断裂。另一方面，须一瓜的小说还有明显的存在主义的遗风流韵，她对人与人之间的

难以理解、沟通和人心的内在冷漠麻木，有持久的关注和描摹。《第三棵树是和平》同样是一篇扑朔迷离的小说，它有精密的细节构成的内在逻辑。犯罪嫌疑人发廊妹孙素宝的杀夫案似乎无可质疑，她年轻漂亮却无比残忍，她的杀夫与众不同，她肢解了丈夫，而且每个切口都整齐得一丝不苟，就像精心完成的一个解剖作业。法官对这样一个女人的不同情顺理成章。但年轻的法官戴诺却在办案过程中的细微处发现了可疑处，这个倍受摧残的女人并不是真正的凶手，她是一个真正的受害者：不仅在日常生活中她没有尊严，即便在丈夫那里她也受尽凌辱。丈夫被杀后她被理所当然地指认为杀人凶手。但通过一个具体的细节，法官发现了真正的案情。小说虽然以一个女性的不幸展开故事，但它却不是一个女性主义的小说。它是一个有关正义、道德、良知和捍卫人的尊严的作品。对人与人之间缺乏怜悯、同情和走进别人内心的起码愿望，作家表达了她挥之不去的隐忧。
     老作家李国文的《一条悲哀的狗》，有趣的是原发于一家散文杂志，《小说选刊》将其钩沉作为小说发表，可见编辑的良苦用心。狗是人类忠实的朋友，许多作家都写过都狗。80年代有一篇《远村》，是写人不如狗的故事：人的情爱生活如履薄冰压抑而沉重，而狗却可以自由地往来于两个村庄与伴侣频频相会。《一条悲哀的狗》以沦为“狗”的人的视角写人一样的狗。这也是一个在特殊年代里人不如狗的故事。那个名为“长毛”的狗有户口有粮食定量，曾威风八面地演过电影咬死过公狼。和这样的狗生活在一个世界，沦为“狗”的人会有怎样的悲凉心境？但狗还是没有人残忍，当“长毛”被屠杀后狗皮撑开时，作者也有一种死过去的感觉。这种感觉是对人的残忍的恐惧，是一种难以磨灭的记忆的创伤。
     这些小说的批判性是显而易见的，社会问题不仅是案件、腐败、环境污染、下岗待业、资源匮乏、全球一体化，它同样也包括世道人心以及人的心理环境。上述小说所揭示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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