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镕基与中国

读了黄叶先生《永别朱熔基》一文，也想说几句。

一，黄叶先生的认识误区

对政治人物的评价，很不容易客观。首先，评论者可能是事件的参与者或相关者，不免带上私人感情和立场。无论是囿于情感还是利益，都可能使人一叶障目，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与事态无关者，可能更糟。他们不能对整件事情形成全面概念，要么只能从抽象观念出发；要么只能从琐碎枝节出发。前者是戴有色眼镜，看一切东西都变了颜色，有时甚至是戴哈哈镜，看事物变了形状；后者是瞎子摸象，摸到什么是什么。

问题的根本在于：政治人物的所作所为、是非功过，与整个社会整个时代是联在一起的。不了解现实社会，不洞悉时代脉搏，就不可能真正解读政治人物的言行，更遑论评价其功过是非。

黄叶先生正是因为没读懂这个时代，不了解中国现在正处在什么样的历史阶段，不明白中国改革的真实含义，因此才会误读朱熔基，得出偏狭结论。

二，中国改革的实质

中国现在正处在什么样的历史时期？中国改革的实质是什么？这个问题，在改革初期（1980年代）曾经是清晰的。但随著改革深入，越来越多的人被卷入其中，随著历史的车轮一起滚动。事件不再有旁观者，认识被打上情感、利益、处境和立场的印记。于是，清晰的图景不再清晰，开始变得模糊。在此过程中，大多数知识分子都自觉不自觉充当了各种利益的代言人，不能或不愿跳出来，俯瞰历史。思想的纷纭由此而生，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中国改革始于毛泽东时代终结。正象所有高度集权的国家机器一样，在凭借强大的资源动员能力，经历了1950年代短暂的经济高速增长后，这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其弊端逐渐裸露出来。一方面，高度集中的资源动员能力，其效率取决于民心的凝聚力和民众的奉献精神，但民众的这种“心醉神迷”状态（列宁语）是不可持续的，只能奏效于一时。随著权力的集中运用而来的是权力本身的腐化以及民心的逐渐冷却涣散，经济运行陷入不可救药的低效率中，短缺型经济由此而生。另一方面，这种高度集中的平均主义运转模式，由于缺乏阶级分化，阻塞了社会分工（分工不仅仅是生产技术上的，更是社会角色上的。只有分工到位，角色齐备，社会效能才能充分发挥出来），其经济活动的增值效率很低，以至于当资源动员的力量运用到一个极限后，经济增长就后继乏力，经济发展的引擎熄火，再也找不到新的推动力。于是国困民穷，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越拉越远。

正是在这种山重水复中，邓小平开始了他的改革。作为现实主义政治家，邓并不是历史目的论者，他并不相信什么历史必然规律或普世道路。邓只是从人类已有的经验教训出发，为当时的中国选择了一条现实可行的路，一种可以走出困境的发展模式。这是中国改革和社会转型的开始。

邓的转型战略，发韧于1979年改革之初，在实践中逐渐成熟清晰，到1992年南巡讲话时终于大成圆满。从那时起，中国今后要走的路就很清楚了，清楚得不可能让人发生误解。后来者也难以逆转这一进程，只能在此基础上进行有限调整和修正。

这种转型战略可概括为：经济先行，政治缓行的改革；经济改革的实质是：在资源配置上，以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在产权形式上，以私有制经济取代公有制经济；在财富分配上，以阶级分化取代平均主义；总而言之，在经济制度上，以资本主义取代社会主义。这是中国在历经几十年狂乱、迷惘和碰壁的痛苦后，在血与泪的洗礼中，重新找出的唯一可行之路。其中，除了经济改革的第一层含义外，其它三层在今天都还只宜做不宜说。但只要承认了第一点，后面三点就是逻辑的必然。这四者四位一体，不可分割。不能设想，现实中能够运转公有制的市场经济或平均主义的市场经济。

既然要从公有制中化生出私有制经济，财富分配的倾斜和集中就是不可避免的；既然要变平均主义为阶级社会，贫富分化也是必然的。在中国这种整体经济发展程度不高的国家，这种转型和分化，必然要有部分人承担牺牲，为全社会理顺结构、轻装前进承受痛苦。如果还象原来那样，将所有人绑在一起，就只能重复过去平均主义的老路。这可能符合许多人一时的愿望，但对于全社会来说，这只是饮鸠止渴的慢性自杀。因此，转型期分娩的一时痛苦是难免的，是为新生命诞生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这样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随著改革深入，大多数人会开始感觉痛苦，对改革产生怨恨。如果是少数人付出代价，大多数人受益，由于总量限制，阶级分化和私营经济仍然不可能孕育出来，社会分工仍然受到阻碍，经济增长仍然不可能获得必要动力，社会仍然只能在原来轨道上运行。因此，经济转轨是今天中国不能不迈过去的一道坎。只有忍痛挨过去，才可能分娩出全社会的希望和未来。

理想主义之所以被称为乌托邦，是因为他们的思维始终停留在理想境界，又想马儿跑，又想马儿不吃草。确实，改革在初期曾经呈现出人人受益的可喜局面，但那只是多种历史因素综合作用的偶然结果，是经济在长期压抑后的短暂爆发，其过程不可复制。这样的好事不会天天有，历史的曲线已开始向下弯曲，中国必须咬牙挺过波谷期的阵痛。

痛苦只是暂时的，转轨完成后，社会关注的重点又会回到“公平”上来。在转轨过程中，一方面必须保证转型不被逆转；另一方面，必须考虑牺牲者的承受能力和感受，尽可能减轻阵痛强度，防止分化，走向极端。为此，可以根据情况，暂缓或暂停改革进程，有时甚至不妨先退一步，但根本的战略路向不能变。

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的改革总是如此艰难、如此漫长的内在奥秘。外界曾指责中国改革步履迟缓，犹豫不决，有时候还会走两步退一步。分析将此归因为没有政治改革配合，经济改革跛足难行。其实，此处倒不关政治体制事，这是从利益调整角度出发的考量。顾虑到大多数人在接下来的改革中可能要承受的牺牲，顾虑到他们的承受能力和可能反应，改革不能不如履薄冰，缓缓而行。反过来，如果此时启动政治改革，在民主的制度环境下，这种迈向私有制经济和阶级社会的转型是根本不可能进行下去的。人口如此之多，家底如此之薄，即使平均分配到个人，每个人又能得几何？当民众明白自己将要到手的是什么时，难道他们还会投票赞成这种瓜分公有制的改革，何况还有俄罗斯的前车之鉴？除非采用欺骗和不负责任的承诺，否则，如果让民众自己选择，大多数人可能都宁愿回到没有贫富差别、没有竞争压力的大锅饭时代。谁还会管它大锅饭到底能吃多久！——这也是邓小平暂缓政治改革的根本原因之一。论文朱镕基与中国来自WWW.66WEN.COM免费论文网r{T)^e?fI+y\,Kf4"&)vn)"q3[0nw ^pg8哲学论文}~#sT,Vt4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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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朱熔基与中国改革

由此来看朱熔基的改革，就会明白为什么在朱所主导的住房、医疗、教育和国企等系列改革中，利益损失最大的似乎都是中下层民众。改革成本实际上是按人头分摊的，虽然朱已尽力减轻方案对民生的震荡，但对于低收入阶层来说，仍然负担得很吃力。为什么改革成本不能按收入水平分摊？因为这不符合改革本身的逻辑。改革的目标之一就是要孕育出私有经济，化生出阶级。在转轨过程中，“公平”是暂时不能不被置于第二位的价值。要刺激起经济增长的效率，建构起经济发展的动力，对“公平”的关注，暂时就只能止于底线之上。

这实际上又回到马克思以前的公平观。传统观念认为，结果平均的“公平”，只是一种空想；现实可行的，是阶级社会中人人有机会改变命运的“机会平等”。马克思蔑视这种公平，认为资本主义的“机会平等”中蕴藏著大量不平等的罪恶。马是对的，真正的“公平”只是一种理想，在现实中从来不曾有过。马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设想通过消灭“私有制”来消灭阶级，实现结果平均的理想。但一方面私有制的消灭抹杀了社会分工，使社会发展丧失了最强大的动力；另一方面，公有制国家的强势集团在私有财产之外据有了大量特权，制造了新的不平等。事实上，只要资源稀缺性存在，实际占有上的不平等就不会消失。反复试错的结果是，人们不得不接受“机会平等”的有限公平，承认私有制和阶级社会的合理性，容忍一定程度的不平均结果。中国正处在向私有制经济和阶级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其间的不平等，必然比已成型的阶级社会更甚。

由此，我们也才能够理解，为什么朱在1995年所主导的宏观调控中，不能象黄叶先生主张的那样，扶持高效的私营经济，放弃低效的国有经济。中国的事情很复杂，不能完全按经济规律办。给陷入困境的大型国企输血，既是一种政治上、意识形态上的必要妥协，更是一种顾虑到大多数人即时利益的策略让步。如果国家金融力量转而支持私有企业，那么本来就已经陷入困境的国企，在遽然断奶下，必然会訇然倒下。那不但在政治上不好交代，成千万上亿的失业工人更无法安置。正在扩张中的私企难道能容纳下这么多工人？中国的失业问题，根子在人口过多，劳动力过剩，只有低效率的国企才能容纳这么多“多余”的人。这是一种变相的社会保障机制；这也是社会保障体系尚未建立完善以前，低效率的国企有必要尽力维持的理由。转型期也是敏感期，稍有风吹草动，就可能成燎原之势。国企倒闭，大量工人突然失业，而私营企业聚集和增殖的财富短期内又不可能转化为社会福利，怎么办？改革不能不瞻前顾后，匍伏而行。

由此，我们也才能理解，为什么朱熔基承诺国企三年脱困。朱并非不知道国企已不可救药，实际上朱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推动私有经济取代国有经济。但很多事在朱是只能干不能说，甚至还得说相反的话。实事求是地看，在朱任上，国企改革的进展和力度都是最大的。但是改革涉及到千万人的利益损失，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