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学科特点与时代新质的嬗变　——兼谈当代文学史编写的另一种思路

文学政治化与文  学组织化的体制是密切相关的。当代文学的有关时代新质，包括其成就及局限，都可从  这种体制中找到客观依据。但也应当看到，当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并全方位、深层次  地进入改革开放之时，当代文学的这种政治化写作随之也出现了一些新变。作为实体性  的组织，文联、作协的机构虽也仍然存在，但它实际上已逐渐地向服务、联络的功能倾  斜。从第四次文代会开始，政府权力部门已逐步地将写什么、怎样写交还给了作家，“  创作自由”不仅成为作家的精神向往，而且也成了最高决策层对文学进行松绑的新的创  作口号。尤其重要的是，政府部门不再把作家简单地等同于干部(虽然作家干部身份没  有变)，而是开始把他们看作是自由职业者、个体精神劳动者，有区别地予以对待。随  着文化市场的出现，文学界还陆续冒出了一些以卖文为生的“文学个体户”和“自由撰  稿人”。这就使文学在整体上呈现出十分活跃的态势，作家的创作自由度也因此得到了  从未有过的扩大。
　　由此可见，当代文学学科的发展，不管是从文学与政治的角度观照，还是就文学与体  制的关系审思，它既有共同的时代新质、共同的创作风貌，又在不同发展阶段表现为一  定的节律，显示出并不相同的阶段性特征。而后者无疑也就为当代文学史的分期提供了  依据。现在最常见的是采用以时代为经、文体为纬以及作家作品为主体的“三分法”，  即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1949—1979年间的文学。这是当代文学重要的奠基时期和  开拓时期，也是历尽坎坷和艰难发展的时期。具体又包含“文革”前17年、“文革”10  年和新时期3年这样三个小的发展时段。但期间强势政治对文学的影响则贯串始终，文  学政治化现象上升为压倒一切的时代主流。所不同的只是影响于文学的这种政治，在性  质上有正确与错误或正确与错误兼杂的不同之分罢了。第二阶段是1979—1989年间的文  学。这是当代文学的过渡时期和转换时期，也是观念解放和艺术革新的时期。开始之初  ，它更多注重的是对前阶段文学的修复，试图回到“文革”前17年、回到五四时期去；  以后则侧重与西方现代主义的横向联系，文学日益从封闭走向开放，由政治性走向人文  性、艺术性。第三阶段是1989—2000年间的文学。这是当代文学的多元时期和活跃时期  ，也是混沌无序和焦虑不适的时期。文学在摆脱了太多的政治意识形态的重负，获得了  独立声音的同时，又身不由己地被商品经济所裹胁。于是，文学功能的边缘化、文学机  制的市场化与文学形式的通俗化，也成为不争的事实。当代文学进入了一个机遇与挑战  并存的新的发展阶段。
　　　　　　三
　　前面提到，当代文学不同于古代文学、现代文学，是一个只有起点而没有终点的发展  中的学科，也是一个充满风险的学科。我们与研究对象之间近距离的对话，是制约学科  发展的不可改变的因素，也是构成它与其他科学差异的最主要标志。尤其是当代文学的  下限(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象本身与我们完全重合，生活在同一时空领域，没有经过  任何哪怕些微的历时性意义上的时间筛选和考验，情况就更是如此了；它也更适合于作  文学批评式的研究或纳入文学批评的范畴。这样，也就自然而然地使这个学科具有特别  强的当代性特征，并含有明显的不定型或曰不确定性因素。
　　当代文学学科的这一特点，从正向意义上讲，它可使我们的研究包括文学史的编写有  效地跳脱传统僵化的经院范式，真正成为富有生命活力的现实开放体系。在这里，无论  是阐释还是接受，无论是学术层面还是教学层面，我们都可以而且有必要融进自我的生  存体验。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凸现和激活这个学科的生命内涵，感受、理解、体  会其中的丰富文本和历史进程，达到作家与研究者、教与学之间的能动对话。正是由于  这个缘故，不少学校的有关当代文学教学往往腾出相当的课时，组织学生围绕当前某一  代表性的作家作品或文学现象进行课堂讨论。这完全吻合当代文学学科的属性特点，确  实也收到了良好效果，值得鼓励和提倡。
　　当然，有利也有弊。与时代社会和研究对象靠得太近，拉不开距离，也容易使论者被  时势和对象所左右，从而自觉不自觉地给研究抹上了更多主观随意的东西，缺少应有的  学科规范。

而后者恰恰是写文学史所要避免的，甚至是与文学史自身的规律和特点相抵  触的。因此，如果对此不保持必要的警觉，将个人主观化的东西无限扩大，任其纵横驰  骋，那么，就很可能使当代文学史的编撰出现重观点、轻材料，强调主体理性认知和价  值判断，忽视客观知识和客体的相对独立品格的现象。结果就会产生严重的主观独断论  ，甚至颠倒了主客之间的第一性与第二性的关系，主观可以任意利用、改动客观事实。  “文革”前出版的部分当代文学史在当时“以论带史”口号及种种思潮和学风的影响下  ，对不少的作家作品或文学现象往往不是从具体的事实出发，而是根据当时现实的政治  需要，以偏概全，作武断的结论，这种状况就十分典型，有着深刻的教训可以记取。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笔者认为有必要提出并强调当代文学史编写的客观性问题，因为  “认识客体永远是最重要的，第一位的。认识主体的见识只有符合于客体，正确反映客  体，才够得上是科学的，才最终经得起时间的检验。这也是考验我们‘史德’的首要一  条”[5](p.28)。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笔者认为，文学史与文学批评及一般的文学研  究还是有区别的：前者既属于文艺科学，又属于历史科学，它兼有文艺学与历史学两方  面的性质和特征；后者则基本归属纯文艺科学的范畴，更具个人主观化的色彩。从研究  方法和价值取向看，文学史告诉我们的主要是“我们曾经有过什么”，“这些东西有怎  样的历时性意义”；而一般的批评和研究还要回答“我们何以有这些”，“我们为什么  只有这些”。当然，这只是相对的，并且文学史的写作是以文学批评和研究为基础的。  对当代文学史的当下形态这部分的写作，作为编者的我们，其实还无法摆脱“当事者”  的角色选择，故真正意义上的修史不仅不可能，也没有提前作古之必要。即或如此，无  论从理论还是从实践来看，强调文学史与文学批评及文学研究的区别，强调文学史写作  要遵循自身独特的学术规范、要有明确而强烈的定位意识，都是有必要的，也是有意义  的，包括当下形态的文学史著作的写作。事实上，站在修史的立场与站在一般的批评和  研究的立场，其内在的差异还是有的，甚至是可以辨析的。
　　基于以上的认识和理解，笔者认为，当代文学史编写完全可以而且应该允许有以“实  ”见长，而不是以“论”取胜的另一种思路，对此，笔者在刚刚主编出版的《中国当代  文学史写真》中作了有益的尝试。毫无疑问，文学史是多种多样的；而多种多样的文学  史

《当代文学学科特点与时代新质的嬗变　——兼谈当代文学史编写的另一种思路(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