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的诱惑

愉悦的人生。这种愉悦的源泉不是放浪形骸式的淫乐，而是维系人与人的感情纽　带和真爱。(注：Ann  Crippen  Ruderman,The  Pleasures  of  Virtue:PoliticalThought  in  the  Novels  of 
 Jane  Austen(Lanham,Maryland:Rowan  &  LittlefieldPublishers,1995),p.7.)这也是作者浪漫主义色彩较浓厚的一面。所以，奥斯丁小说中　的贤惠女性虽未必全能继承丰厚的财产，却都享有非常和谐的人际关系和较好的名声。　这些女性内能与父母兄弟姐妹亲密相处，外又以较好的口碑出入于她们所属的乡村妇女　小圈子，并常以其学识和为人拥有众多的朋友。她们所受的“奖励”，唯较之于书中“　不贤”女性所遇的“惩罚”，才显出其价值之丰厚。利蒂亚·贝内特和朱莉亚·伯特兰　的私奔丑闻不仅使自己名声扫地、众叛亲离，也让其各自家庭为之蒙辱。奥斯丁的奖惩　机制可能在玛丽安·达什伍德身上表现得最为淋漓尽致。玛丽安命运的每一转折都与她　的行为、选择休戚相关。追逐激情纵情浪漫使这位天真少女初涉爱河即遭挫折，而回归　现实遵从常规又帮她找回一个虽不如威勒比般光彩照人却也踏实体面的“替代品”布兰　登上校。
　　奥斯丁和里查逊作品风格迥异，对社会的态度也相去甚远，但两者在小说中

或明或暗　宣扬的却是一个主题：即美德有报。写作之于奥斯丁也不尽是个人好恶的表达，而更具　有深刻的社会意义。无论其主观目的为何，她对小说人物的奖惩客观上鼓励了当时的女　性读者认可并接受她所倡导的社会道德观，以免重蹈利蒂亚和朱莉亚的覆辙。面对社会　问题给妇女带来的种种困难，奥斯丁的答案不是挑战和消除这些问题(她甚至对此都无　甚怨言与谴责)，而是如何在困难的缝隙中求得幸福。单就这点，奥斯丁便说不上是个　女权主义者。近些年有人试图为她平反，其中尤以美国的Claudia  Johnson最为突出，(　注：Claudia  Johnson,Jane  Austen:Women  Politics  and  the  Novel(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8).)但两个世纪以来多数评论家仍认为奥斯丁是一　个较为保守的小说家。奥氏对妇女处境的关注固然出乎真心，但她所提倡的忍让、节制　与“贤惠”无助于唤起人们消除造成这些社会问题的政治经济基础，反而纵容了这些不　平等的继续存在，在客观上加深妇女的逆境。在奥斯丁看来，妇女的出路不在改变不公　平的社会政经秩序，而在于找个合适的男人。奥斯丁最喜欢的人物伊丽莎白·贝内特倒　是表现出几分抗争精神，可惜这种抗争对象模糊，也未辅以改变的见解，因此经不起财　富的诱惑。作者也未对这种叛逆表现出太多的赞许。(注：Marilyn  Butler,JaneAusten  and  the  War  of  Idea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7),p.209.)伊　丽莎白在参观完达西的豪宅后即对这位傲慢的贵族之裔产生了爱慕之情。另外，奥斯丁　的小说多以皆大欢喜结局，也抵消了小说人物对现实表现出的不满情绪。
　　奥斯丁小说所代表的意识形态以及小说的发表时间引发人们猜测，这些作品可能是对1　8世纪末开始流行的女权运动的一种消极反应，也正如今天的电影界对奥氏小说极其忠　实的改编可能是对始于本世纪80年代的新一波女权运动的一个软性反击。(注：此点为　美国学者、亚利桑那大学教授Jerrold  Hogle之见解。)奥斯丁的小说完成了与里查逊的　作品极其类似的一个社会行为：为未婚女性提供婚恋上的建议与帮助——只是奥斯丁注　重的是态度与操守，而早查逊则更集中在手段上。
　　　　　　女性：诱惑者抑或被诱者?
　　尽管两位小说家的作品都有“教育文学”之称，里查逊对其写作目的更为坦率。里氏公开宣称其作品宗旨之一便是在世俗化日益严重的英国实现宗教尤其是清教的复兴(当然，也如瓦特指出，里查逊的宗教观念未免失之肤浅(注：参见Ian  Watt:The  Rise  of　  the  Novel:Studies  in  Defoe,Richardson  and  Fielding(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CP,1957),45-49,151-152,139-141,141-144,48,161,170,151-154,137,166,216,222,2　19,218,137页。))。也因如此，里氏笔下的女主人公(尤其是克拉丽莎)的美德具有强烈　的清教色彩。克拉丽莎虽身处富足，却过着极其严格的修道院式的生活，每日必面对上　帝自省其身。(注：Rita  Goldberg,Sex  and  Enlightenment:Women  in  Richardson  and　  Diderot(Cambridge:Cambridge  UP,1984),pp.47-51,p.41,p.41,pp.123-127,p.47.)她对肉欲的反感也体现清教伦理中自我节欲这一基本守则。与此同时，克拉丽莎为两大敌　对阵营所围困：一边是由拉弗雷斯代表的贵族阶级，另一边是以她父亲为首的父权家族　制度。这位性格刚毅的年轻女子因而也象征着“新的个人主义中自由的、正面的那一部　分，特别是与清教密切相关的精神独立”。(注：参见Ian  Watt:The  Rise  of  theNovel:Studies  in  Defoe,Richardson  and  Fielding(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CP,　1957),45-49,151-152,139-141,141-144,48,161,170,151-154,137,166,216,222,219,2　18,137页。)她之坚拒屈从他人意志更与里查逊所追随的宗教团体“不服从派”(或“异　见派”)如出一辙。(注：Rita  Goldberg,Sex  and  Enlightenment:Women  inRichardson  and  Diderot(Cambridge:Cambridge  UP,1984),pp.47-51,p.41,p.41,pp.12　3-127,p.47.)对于克拉丽莎的死因评论圈内众说纷纭。无论是她自己的选择，(注：Rita  Gol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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