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形式回到历史
风格渗透与各个细节之中。这种统一的主题或风格，如巴洛克风格、哥特式风格以及我们常说的"五四精神"，所表现的就是时代精神，即一个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这种表现因果律不拘泥于作品与外在生活的一一对应，因为元素或细节离开整体就变得毫无意义。它从探讨作品的外部动因转为考察作品的内部动因，因而可以解释更多的文学现象。 在文学批评领域这种表现因果律最有影响的代表就是前苏联和我国五、六十年代流行的"典型说"。"典型说"有浓厚的黑格尔美学色彩。而熟悉黑格尔哲学的别林斯基、恩格斯和卢卡奇对典型理论的建立和发展都有重要的贡献。这种既有个性又有共性，既有丰富多彩的性格特征又反映出历史发展规律的艺术形象，成为我们认识社会生活的途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成为文本联系历史的一种普遍有效的方式。在我国八十年代，由于当时批评家对于作品的审美层面和个人情感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典型说竟用于改造主观的情感表现说，认为只有反映时代精神的情感才是具有典型意义的情感。一时"典型的感情"、"典型体验"、"典型情绪"等新概念相继出现，引发了文艺界的广泛争论。 由此可见典型理论的生命力和影响。
但是上述理论有一个共同的假设，就是历史是可以认识的。无论是通过历史材料的考据，还是通过历史发展规律的分析，我们这些后之来者可以发现历史，接近过去的生活。只是这种发现，由于材料的多寡，有准确与错误之分；或者由于分析的粗细，有理解的深刻与浅薄之分。总之历史静静地沉睡在那里，只要我们掌握了足够的材料，运用有效的理论工具，我们就可以使之复活，重建历史之本来面目。然而问题是如此简单吗?古往今来的批评实践已经说明有关历史的问题是一个极为复杂的理论问题。
其实人们重建历史的梦想从来没有完全实现过。每个时代都对历史材料重新组合并"发现"新的历史。而所谓历史发展规律，是客观事实还是主观想象，本身就是问题。每个时代对历史都有不同于前一时代的理解。比如我们现在还有兴趣探讨《红楼梦》中封建社会没落这一问题吗？特别是欧洲的封建制度这一概念能否应用于中国历史已经引起了争论。或者，在读过佩里 · 安德森(Perry Anderson)阿里夫 · 德里克(Arif Dirlik)和贡德 ·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的历史著作之后，我们还能相信"亚细亚生产方式"这一东方特有的"历史现象"吗？或许它根本就是现代性这一理论框架中生成的历史想象。 事实是，当我们去寻找历史的时候我们的头脑里已经有了先入之见。对历史材料的检索不是为了去发现，而更多情况下是去证实某个已经存在的观念。可见，是历史在先还是主体的认识框架在先，是一个难以遽下结论的问题。我们因此陷入了一种"阐释的循环"(hermeneutical circle)。一方面，我们要从浩瀚的历史材料中发现某种规律、现象、特点。但另一方面，如果没有某种"先见之明"，这种发现就无从下手。即便是掌握了历史材料，也是完全没有意义的堆积。即使考证出某些"事实"，这些史实也是根据当时人的记载，其中所掺杂的主观理念和社会权力运作在所难免。而我们今天对材料的取舍，也体现了当代人对历史的理解。因此克罗齐则干脆认为，"一切真正的历史都是当代史"。
但是当代文化批评仍然承认历史的客观性，承认文本与历史有着密切关系，绝非一切均为主观创造。只是历史就象是一块黑暗的大陆，理性之光难以投射其上。就象我们无法认识我们心中的无意识，因为它无影无形。但是它的"不在场"却丝毫不妨碍它发挥作用。实际上它无时无刻不发生决定性影响。这也正是历史的特点。我们无法确切地知道过去究竟发生了什么，但是过去仍然笼罩着我们的现在。因此，如果要摒弃解释文本与历史的关系的简单化倾向，就必须引进主体的心理分析作为中介。拉康谈到主客体关系时使用了"想象界"、"象征界"、
阿尔都塞和巴里巴尔(Etienne Balibar)在《读〈资本论〉》(1968)一书中把这种阅读在文本中的"空缺"、"误解"、"疏忽"里反映出的深层含义的方法称为"症候式阅读"(symptomatic reading)。 法国批评家皮埃尔 · 马舍雷(Pierre Macherey)的《文学生产理论》(1966)把这一方法运用于文学批评。 "症候式阅读"要求批评家关注文本的无意识内容而非理性内容，要求我们解释作品中没有说出的话或不愿意说出的话。正如伊格尔顿在论及拉康语言与无意识的关系时指出，"对拉康来说我们所有的语言从某种意义上说都是一种语误……，我们永远无法确切地表达我们说出的东西，而且我们也永远不能说清楚我们想要表达的意思。"因此，"和所有书面文字一样，作品的洞见深深地植根于作品的盲点之中。作品没有说出的东西，以及它为什么沉默，与说出的东西一样重要。那些看起来不在场、边缘化或模糊不清的东西也许为理解作品的意义提供了最关键的线索。"
因此可以看出，我们正是在对这种历史"不在场"的分析中发现了历史。只不过这是在更高层次上对历史的回归，超越了对作品表面的阅读。这种历史主义批评不抛弃形式、不排斥文本、不忽略作品的审美感性。但是文本与历史的关系却获得了一种空前复杂的表述，因为两者之间横亘着一道心理和语言的中介。因为历史只有经过主体对它进行再文本化之后才变得可以理解，而文本化则拉大了我们与历史的距离。詹明信指出，"必然性并非是某种内容，而是事件的无可避免的形式。因此它是一个叙事范畴，是对历史的再文本化。这种再文本化并非将历史变为一种新的表现或’景象’或新的内容，它是斯宾诺莎和阿尔都塞所说的’不在场原因’的形式结果。……历史只能在这种结果中被理解。" 因此历史只能在文本形式而非内容之中被发现与阐述。阿尔都塞把这种从形式和结构本身探讨历史"不在场原因"的方法称为"结构因果律"(structural causality)。 也就是说，原因内含于结果之中，形式与历史"异质同构"。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对二十世纪文学批评理论最重要的贡献之一。上述? 砺墼诘贝?幕?芯亢托吕?分饕逦难??乐械挠τ茫?谎砸员沃?就是从形式回到历史(第4页)。
&nbs 《从形式回到历史(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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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上述理论有一个共同的假设，就是历史是可以认识的。无论是通过历史材料的考据，还是通过历史发展规律的分析，我们这些后之来者可以发现历史，接近过去的生活。只是这种发现，由于材料的多寡，有准确与错误之分；或者由于分析的粗细，有理解的深刻与浅薄之分。总之历史静静地沉睡在那里，只要我们掌握了足够的材料，运用有效的理论工具，我们就可以使之复活，重建历史之本来面目。然而问题是如此简单吗?古往今来的批评实践已经说明有关历史的问题是一个极为复杂的理论问题。
其实人们重建历史的梦想从来没有完全实现过。每个时代都对历史材料重新组合并"发现"新的历史。而所谓历史发展规律，是客观事实还是主观想象，本身就是问题。每个时代对历史都有不同于前一时代的理解。比如我们现在还有兴趣探讨《红楼梦》中封建社会没落这一问题吗？特别是欧洲的封建制度这一概念能否应用于中国历史已经引起了争论。或者，在读过佩里 · 安德森(Perry Anderson)阿里夫 · 德里克(Arif Dirlik)和贡德 ·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的历史著作之后，我们还能相信"亚细亚生产方式"这一东方特有的"历史现象"吗？或许它根本就是现代性这一理论框架中生成的历史想象。 事实是，当我们去寻找历史的时候我们的头脑里已经有了先入之见。对历史材料的检索不是为了去发现，而更多情况下是去证实某个已经存在的观念。可见，是历史在先还是主体的认识框架在先，是一个难以遽下结论的问题。我们因此陷入了一种"阐释的循环"(hermeneutical circle)。一方面，我们要从浩瀚的历史材料中发现某种规律、现象、特点。但另一方面，如果没有某种"先见之明"，这种发现就无从下手。即便是掌握了历史材料，也是完全没有意义的堆积。即使考证出某些"事实"，这些史实也是根据当时人的记载，其中所掺杂的主观理念和社会权力运作在所难免。而我们今天对材料的取舍，也体现了当代人对历史的理解。因此克罗齐则干脆认为，"一切真正的历史都是当代史"。
但是当代文化批评仍然承认历史的客观性，承认文本与历史有着密切关系，绝非一切均为主观创造。只是历史就象是一块黑暗的大陆，理性之光难以投射其上。就象我们无法认识我们心中的无意识，因为它无影无形。但是它的"不在场"却丝毫不妨碍它发挥作用。实际上它无时无刻不发生决定性影响。这也正是历史的特点。我们无法确切地知道过去究竟发生了什么，但是过去仍然笼罩着我们的现在。因此，如果要摒弃解释文本与历史的关系的简单化倾向，就必须引进主体的心理分析作为中介。拉康谈到主客体关系时使用了"想象界"、"象征界"、
"真实界"一组三个概念。"真实界"这种理性无法认识、语言无法表达的领域，按照詹明信的理解，就是历史。 我们对历史的理解与对无意识的认识一样是复杂而且困难的。我们从来不知道无意识是什么样子，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对梦的分析，对语误、玩笑、重复、空缺、症候等非正常思维和特殊语言材料的把握，了解它的结构、功能与运作方式。我们面对的文学文本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类似于这种梦文本及边缘化的语言材料。就象梦的荒谬内容不直接反映无意识的真实一样，作品中所表现的内容也同样不直接反映历史的真实。文本只是语误，或是症候。症候与疾病固然有联系，但绝非对应关系。梦是无意识的产物，但它的内容却是无稽之谈。因此我们关注作品形式而非内容，就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内容与社会生活的关系不是同一性的关系，历史在文本中缺席或不在场。而形式才是回归历史的可能途径。
阿尔都塞和巴里巴尔(Etienne Balibar)在《读〈资本论〉》(1968)一书中把这种阅读在文本中的"空缺"、"误解"、"疏忽"里反映出的深层含义的方法称为"症候式阅读"(symptomatic reading)。 法国批评家皮埃尔 · 马舍雷(Pierre Macherey)的《文学生产理论》(1966)把这一方法运用于文学批评。 "症候式阅读"要求批评家关注文本的无意识内容而非理性内容，要求我们解释作品中没有说出的话或不愿意说出的话。正如伊格尔顿在论及拉康语言与无意识的关系时指出，"对拉康来说我们所有的语言从某种意义上说都是一种语误……，我们永远无法确切地表达我们说出的东西，而且我们也永远不能说清楚我们想要表达的意思。"因此，"和所有书面文字一样，作品的洞见深深地植根于作品的盲点之中。作品没有说出的东西，以及它为什么沉默，与说出的东西一样重要。那些看起来不在场、边缘化或模糊不清的东西也许为理解作品的意义提供了最关键的线索。"
因此可以看出，我们正是在对这种历史"不在场"的分析中发现了历史。只不过这是在更高层次上对历史的回归，超越了对作品表面的阅读。这种历史主义批评不抛弃形式、不排斥文本、不忽略作品的审美感性。但是文本与历史的关系却获得了一种空前复杂的表述，因为两者之间横亘着一道心理和语言的中介。因为历史只有经过主体对它进行再文本化之后才变得可以理解，而文本化则拉大了我们与历史的距离。詹明信指出，"必然性并非是某种内容，而是事件的无可避免的形式。因此它是一个叙事范畴，是对历史的再文本化。这种再文本化并非将历史变为一种新的表现或’景象’或新的内容，它是斯宾诺莎和阿尔都塞所说的’不在场原因’的形式结果。……历史只能在这种结果中被理解。" 因此历史只能在文本形式而非内容之中被发现与阐述。阿尔都塞把这种从形式和结构本身探讨历史"不在场原因"的方法称为"结构因果律"(structural causality)。 也就是说，原因内含于结果之中，形式与历史"异质同构"。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对二十世纪文学批评理论最重要的贡献之一。上述? 砺墼诘贝?幕?芯亢托吕?分饕逦难??乐械挠τ茫?谎砸员沃?就是从形式回到历史(第4页)。
&nbs 《从形式回到历史(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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