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形式回到历史

p;      不过应该指出，由于历史因素对于文本的这种非理性渗透，传统的形式概念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文本与历史的非同一性关系，使那种从古希腊到浪漫主义以及新批评以来把形式理解为一个完整和谐的整体的观念受到挑战。这种有机主义的形式概念已经无法容纳广阔的历史内容。包括上述"格式塔"和"同构性"形式概念，也难以囊括丰富多彩的社会文本与庞杂多样边缘材料。就在文本历史化的同时，历史也促使文本从封闭走向开放。因此形式的概念从完整统一走向支离破碎是后现代文化的特征。  现在无论是在文艺创作领域还是在文化批评领域，人们已经很难再使传统的形式概念复活。那种完整的语义结构以及象自然界生物一样和谐成长的有机形式概念，那种封闭的、和谐的、统一的形式概念已经让位于开放的、多元的、破碎的形式概念。如果用修辞学术语描述这两种形式的特点，可以说一种是完满和谐的隐喻，一种是机械组合的转喻。专注于一棵古松的优美和谐并见出人格的刚强伟大，这是传统美学家的兴趣。收集政府文件、逸闻趣事、日常生活材料，与传统文本一起排列组合为一套新的叙事，是当代理论家福柯、赛义德以及新历史主义批评家的拿手好戏。作品中为人忽视的边角内容、日常生活形式、档案馆里尘封的文献，这些过去理论家不屑一顾的材料如今都具有了真实而重要的意义。因此症候式阅读是一种更丰富、更广泛也是更艰苦的阅读。这种阅读正是当代文化研究的批评实践所屡见不鲜的。文化批评已经不再局限于文学作品本身，它的触角覆盖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因此后结构主义打开了过去封闭的文本和结构，使崇尚和谐整体的美学转换为异质的、非连续性的、矛盾冲突的、多义性的美学。但是，这种开放的文本只是提供了文本走向历史的可能性。德里达和巴尔特的解构主义仍然是远离社会的形式主义之一种。巴尔特在S/Z(1970)中对文学文本的拆解以及其它文本后结构主义的断裂、异质、散播理论，正如詹明信所指出，只是阿尔都塞阐释学的出发点。阿尔都塞"要求把文本中的碎片、不相称的层面、杂乱文章的倾向重新协调起来，但是以一种结构差异和显示矛盾的方式联系起来。"  因此，批评家是通过不和谐的形式与分裂的文本回归历史，但必须组合为一套新的系统或叙事。自称"文化诗学"的美国新历史主义批评家正是将令人晕眩的庞杂史料组合为新的历史叙事，用以说明文学与社会历史的同构关系。格林布拉特(Stephen  Greenblatt)将警察机构、种植园、金币伪造、文艺复兴时期的语法、语言教学与莎士比亚的方言并置研究；  W.B.麦克斯(Walter  Benn  Michaels)从医药、赌博、产权、虐待狂、奴隶制、摄影、契约、神经病、货币等种种社会史料的聚合推导出自然主义的逻辑。  从这些"文学"批评实践中可以看出，"寓杂多于统一"和内在形式概念在当代文化研究中已经发展为极为复杂的体系，当然这是基于矛盾对立的体系。这种批评方法，用詹明信极为生动的术语说，就是一种"魅力史料的蒙太奇"(montage  of  historical  attractions)。

  这种重新组合过的叙事符号系统与历史不是"反映"关系，也不是"象征"关系，而是"寓言"式的异质同构关系。正是这种"寓言"法则，使本雅明能够"把废墟、摧毁、打断、震惊这一类反和谐的范畴引入美学理论"，使艺术形式中的"虚无的、破碎的、枯朽的元素"重新获得了历史与现实的意义。  

       最后我们回到文学研究方法论这个问题。当今文化批评的驳杂性、多样性、跨学科、反传统等诸多特点的背后，的确有其理论依据。人们对于形式与内容的关系以及文本与历史的关系有了全新的理解。文本与历史之间关系的复杂化、中介化以及形式概念向社会生活领域的极度扩张，为人文学术研究展示了一个广阔的视野。借助这些新型理论工具与批评方法，文学研究终于可以走出传统形式主义的象牙之塔，步入社会生活的十字街头。恩格斯在1859年评论斐迪南  ·  拉萨尔的悲剧《济金根》时提出了著名的"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批评原则，并称之为"非常高的、即最高的标准"。  如果从传统的内容与形式结合的观点看，这一原则的内涵不过是政治性与艺术性的统一。但是在引进了"内在形式"以及文化碎片的蒙太奇组合诸概念之后，美学与历史的结合就达到了空前复杂的程度。对于从事文化批评的学者而言，这的确是"非常高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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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形式回到历史(第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