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学”话语与中国思想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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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对这一系列问题，我以为，不仅要研究后现代由何而来，是否在中国产生了各种的变异和变形，而面对这种变异和变形及话语权力的争斗，应该用怎样的清明的理性进行反省，正确解决它与传统、现代和多种学科之间的关系，否则可能将一种学问、一种沉重的思想还原成一种时髦的游戏，或对当下时尚的撷取。我感到，在历史不再出现戏剧性变化的后现代中，人们的精神指向和价值热情也将在后现代秩序中变得冷漠。面对这种冷漠，当代后学研究必得关注中国社会世纪之交的社会转型问题，透视个体伦理与政治伦理经济伦理内在紧张和个体身位与超个体身位的断裂。事实上，历史并没有象福山所说的那样“终结”，社会意识形态图绘也没有在“后”时代“终结”。后现代在现代的废墟上并没有承诺价值新生，只有神学家们在以科学之名重建“后现代神学”。这使得后现代后殖民主义问题已经超出“个体身位”的安顿层面，而深达人类信仰的超个体身位层面。对这一新的整体性问题解决，需要更大的学术知识构架的支撑。
（二） 走向新世纪的中国思想。
不管是纳受还是拒斥，当代社会中的后现代后殖民主义思潮都已经改变了我们阐释世界和重建意义的符码，并改写了过去的乌托邦话语和中心性价值观。尽管其中的偏激使得社会正常的肌体也遭到了损害，但是总体上看，“政治正确”（political correctness）的基本共识使得边缘声音浮出了历史地表，多元价值和文化宽容精神使得当代社会更为个体化。如果说，后现代主义关注文本之外的边缘问题和被中心话语遮蔽的问题，那么，后殖民主义则注重在文本政治的解读中转换文本的解释语境和意义结果，在新的政治话语体系中重新寻觅文本失落的意义，进一步关注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渗透中所暴露出来的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的内在紧张问题。这种通过某种理论在社会现实中的具体实践使社会产生重大转型的话语，让中国知识界产生了离心和分化，这种离心和分化有其负面效应，同样也有其积极意义。一种理想的共识的破裂，表明今天的多元时代，每个人只能通过自己的思考获得自己的思想结论，没有放之四海的现成真理，也没有可以为万世开太平的圣人先师，而只有通过不同集团群体、不同思想层次、不同话语领域的持续不断的良性对话，才能获得多种意见的短暂共识，而后再分化，再力求获得新的共识。
可以说，面对这种后学大面积的思想消解性活动，在传统价值遭到合法性的困境时，只有通过理论和实践层面的不懈探索，通过后殖民时期知识分子的边缘性思考，在获得自身的个体独立性中，将对知识体系的更新和对学术思想的创新，作为自身存在的理由和中国思想延伸的契机。赛义德认为：“作为知识分子，最困难的是要以自己的作品介入想宣传的事物，而又不僵化为一种体制或为了某系统或方法服务的机制。”[⑦]在我看来，批判是学术发展的生命，但是如果批判仅仅是将知识消解为零散的碎片，仅仅不断复制自身的“批判话语”，而无视问题本身的深度和广度，就难以出现人类知识的新增长，致使话语批判变成时代知识主流的泡沫。因而，从事真正的思想批判和问题揭示，以自己平实的工作为时代做一个真实注脚，进而成为这个变革的社会肌体中的一种反思性微量元素，或许是对新世纪中国思想知识增长的有意义的工作。
（原载《天津社会科学》200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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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张旭东《后现代主义与中国现代性》。
[②]
[③] 张颐武《阐释“中国”的焦虑》，载香港《二十一世纪》，1995年4 月。
[④] 多人笔谈《后现代与中国文化建设》，载香港《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7年春季夏季号，第12页。
[⑤] 阿里夫·德里克在《后殖民气息：全球资本主义时代的第三世界批评》，载《文化与公共性》，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447页。
[⑥] 对精英意识和知识分子的贬损，成为九十年代世俗文化的一种常态，如在1998 年, 《北京文学》发表的朱文整理的《断裂，一份问卷和五十份答卷》中，成为所谓“晚生代”们对现有文化精神和秩序的全面颠覆。韩东认为: “在同一代作家中, 在同一时间内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甚至不共戴天的写作,……我们决不是这一秩序的传人子孙, 我们所继承的乃是革命创造和艺术的传统。”这一代写作者对传统和正统加以消解的根本目的在于，使传统的和正统精神在当代质疑中成为一个被拷问的问题，一个正在丧失合法性的“历史政治经典”而已。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他们既不是审父的一代，也不是弑父的一代，而是贬父尔后失父的一代。这一代以对精英文化消解为己任，如贺奕认为，精英刊物“《读书》是腐朽到无可救药的，《收获》是正在走向腐朽的。”；于坚的看法是“《读书》居然成为中国知识界最高读物乃是这个知识界没有头脑的证据之一”。这种看法，也许代表了更年轻一代人的价值选择，他们中的一些人的写作成为一种自我的感性宣泄和形式姿态：对真正的问题采用贬损的态度，而不再面对当代中国的一系列紧迫问题，甚至失去了提出新问题的敏? 泻湍芰Α?/P>
[⑦] Edward Said, Representations of the Intellectual: The 1993 Reith Lectures. London: Vintage, 1994. p.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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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学”话语与中国思想拓展(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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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对这一系列问题，我以为，不仅要研究后现代由何而来，是否在中国产生了各种的变异和变形，而面对这种变异和变形及话语权力的争斗，应该用怎样的清明的理性进行反省，正确解决它与传统、现代和多种学科之间的关系，否则可能将一种学问、一种沉重的思想还原成一种时髦的游戏，或对当下时尚的撷取。我感到，在历史不再出现戏剧性变化的后现代中，人们的精神指向和价值热情也将在后现代秩序中变得冷漠。面对这种冷漠，当代后学研究必得关注中国社会世纪之交的社会转型问题，透视个体伦理与政治伦理经济伦理内在紧张和个体身位与超个体身位的断裂。事实上，历史并没有象福山所说的那样“终结”，社会意识形态图绘也没有在“后”时代“终结”。后现代在现代的废墟上并没有承诺价值新生，只有神学家们在以科学之名重建“后现代神学”。这使得后现代后殖民主义问题已经超出“个体身位”的安顿层面，而深达人类信仰的超个体身位层面。对这一新的整体性问题解决，需要更大的学术知识构架的支撑。
（二） 走向新世纪的中国思想。
不管是纳受还是拒斥，当代社会中的后现代后殖民主义思潮都已经改变了我们阐释世界和重建意义的符码，并改写了过去的乌托邦话语和中心性价值观。尽管其中的偏激使得社会正常的肌体也遭到了损害，但是总体上看，“政治正确”（political correctness）的基本共识使得边缘声音浮出了历史地表，多元价值和文化宽容精神使得当代社会更为个体化。如果说，后现代主义关注文本之外的边缘问题和被中心话语遮蔽的问题，那么，后殖民主义则注重在文本政治的解读中转换文本的解释语境和意义结果，在新的政治话语体系中重新寻觅文本失落的意义，进一步关注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渗透中所暴露出来的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的内在紧张问题。这种通过某种理论在社会现实中的具体实践使社会产生重大转型的话语，让中国知识界产生了离心和分化，这种离心和分化有其负面效应，同样也有其积极意义。一种理想的共识的破裂，表明今天的多元时代，每个人只能通过自己的思考获得自己的思想结论，没有放之四海的现成真理，也没有可以为万世开太平的圣人先师，而只有通过不同集团群体、不同思想层次、不同话语领域的持续不断的良性对话，才能获得多种意见的短暂共识，而后再分化，再力求获得新的共识。
可以说，面对这种后学大面积的思想消解性活动，在传统价值遭到合法性的困境时，只有通过理论和实践层面的不懈探索，通过后殖民时期知识分子的边缘性思考，在获得自身的个体独立性中，将对知识体系的更新和对学术思想的创新，作为自身存在的理由和中国思想延伸的契机。赛义德认为：“作为知识分子，最困难的是要以自己的作品介入想宣传的事物，而又不僵化为一种体制或为了某系统或方法服务的机制。”[⑦]在我看来，批判是学术发展的生命，但是如果批判仅仅是将知识消解为零散的碎片，仅仅不断复制自身的“批判话语”，而无视问题本身的深度和广度，就难以出现人类知识的新增长，致使话语批判变成时代知识主流的泡沫。因而，从事真正的思想批判和问题揭示，以自己平实的工作为时代做一个真实注脚，进而成为这个变革的社会肌体中的一种反思性微量元素，或许是对新世纪中国思想知识增长的有意义的工作。
（原载《天津社会科学》200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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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张旭东《后现代主义与中国现代性》。
[②]
;刘小枫、吴伯凡《关于<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的对谈》，载《学术思想评论》第三辑，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③] 张颐武《阐释“中国”的焦虑》，载香港《二十一世纪》，1995年4 月。
[④] 多人笔谈《后现代与中国文化建设》，载香港《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7年春季夏季号，第12页。
[⑤] 阿里夫·德里克在《后殖民气息：全球资本主义时代的第三世界批评》，载《文化与公共性》，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447页。
[⑥] 对精英意识和知识分子的贬损，成为九十年代世俗文化的一种常态，如在1998 年, 《北京文学》发表的朱文整理的《断裂，一份问卷和五十份答卷》中，成为所谓“晚生代”们对现有文化精神和秩序的全面颠覆。韩东认为: “在同一代作家中, 在同一时间内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甚至不共戴天的写作,……我们决不是这一秩序的传人子孙, 我们所继承的乃是革命创造和艺术的传统。”这一代写作者对传统和正统加以消解的根本目的在于，使传统的和正统精神在当代质疑中成为一个被拷问的问题，一个正在丧失合法性的“历史政治经典”而已。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他们既不是审父的一代，也不是弑父的一代，而是贬父尔后失父的一代。这一代以对精英文化消解为己任，如贺奕认为，精英刊物“《读书》是腐朽到无可救药的，《收获》是正在走向腐朽的。”；于坚的看法是“《读书》居然成为中国知识界最高读物乃是这个知识界没有头脑的证据之一”。这种看法，也许代表了更年轻一代人的价值选择，他们中的一些人的写作成为一种自我的感性宣泄和形式姿态：对真正的问题采用贬损的态度，而不再面对当代中国的一系列紧迫问题，甚至失去了提出新问题的敏? 泻湍芰Α?/P>
[⑦] Edward Said, Representations of the Intellectual: The 1993 Reith Lectures. London: Vintage, 1994. p.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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