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身份认同与艺术描写的空间--宗璞的《我是谁？》与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比较所引出的思考

磷在黄香久的怀抱里从半个人变为一个完整的人之后，章永磷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本性再次显示。他进一步认识到：维系我们的，在根子上恰恰是情欲激起的需求，是肉与肉的接触；那份情爱，是由高度的快感所升华出来的。离开了肉与肉的接触，我们便失去了相互了解，互相关怀的依据。  他对大青马说：所以我想走了！我渴望行动，我渴望摆脱强加在我身上的羁绊！费尔巴哈长期蛰居在乡间限制了他哲学思想的发展；我要到广阔的天地中去看看！我要到人多的地方去！我要听到人民的声音，我要把我想的告诉别人。章永璘这些话的内在逻辑是：作为知识分子，在情欲的满足中和异性的维系，毕竟是暂时的外在的，而思考的自由、追求更高的精神的归宿，到更广阔的世界中去，才是知识分子的本质性特征的体现。他意识到，黄香久所布置安排的小家庭的舒适的氛围，是能麻痹人的思考、进取和对更高理想的追求精神的。形而下的现实束缚了形而上的思考。离开黄香久，是对现实的超越，也是对自己的超越。更潜在的逻辑是，和腐败的政治相对应的是真诚的政治理想，真诚的政治理想是一个可以置放各种内容，甚至迥然有别的内容的筐。真诚的政治理想，在章永璘那里表现出来的就是对现实中极左政治路线的反对、批判，他说，这样的现实已经快到底了，我总觉得会有一次运动，一次真正属于人民的运动。章永璘的政治理想，还含有对真正的人的意义的追求，生活难道仅仅是吃羊肉吗？的质问正是他思索的痕迹。从他的真诚的政治理想对现实的反思性、批判性，我们能看到文本里隐含的作者对知识分子身份的设想和定位，已经脱离了单纯和祖国母亲相联系，而进入到对知识分子是外在于政治的具有独立追求和思考的群体的确认。这比宗璞的《我是谁？》的知识分子自我身份的定位要进步的多。
       章永璘的行为和对人生的理解中已经有西方文化的因素，大青马、马克思等与章永璘的对话，充满着诸如人的创造力依赖人的生命力、人生来是自由平等的、人都有自己的权力等观念，马克思甚至论证说：章永璘应该设身处地地为黄香久想一想，并且以尊重的态度对待黄香久，既然自己没有尽到作丈夫的责任，就无权谴责黄香久。而章永璘也接受了这些西方的西方文化观念。知识分子身份的内涵在章永璘的人生体验中不断地被建构着。
       从章永磷对自己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定位，可看出东西方观念的交融和相互借鉴，相对于传统，有了更多的建构的成分。

四、身份认同的复杂与描写空间的拓展

       韦弥和章永磷各自对自己身份及这个身份特质的自我认识，呈现出诸多不同。首先，韦弥基本上在直线上将自己与国家、党和人民联系在一起，个人利益和权利依附于那个自己所属于的整体。而章永磷则在一定程度上意识到自己是一个独立思考的个体，具有自由思想、追求自己个体性的权利。其次，韦弥的追求因为是直线性的，所以，她的心理感受也就比较单一，大致可以用痛苦、失落来概括。而章永磷由于既自认为是一个知识分子，同时也时刻意识到自己是一个男人，创造性与男性的觉醒和能力是同在的，当他得到男性能力之后又力图突破婚姻的束缚，他的感受和追求呈现出多个侧面。因为有较多的层次，所以他的自我身份认同的寻找和确认，就成为一个复杂的心理过程，而这一系列心理过程外化为一系列行为，必然引申出一系列的伦理学悖论。而在《我是谁？》中的韦弥那里，则不会出现如此复杂的伦理学悖论。悖论可以看成许多有道理有存在价值的东西的相互冲突，有所得，有所牺牲，影响到人的心理的矛盾困惑，难以选择。所以，从叙事伦理学来看，叙事性作品的艺术魅力恰恰来自于不同伦理之间的差异和冲突。伦理悖论的展开是艺术描写空间的开拓的资源。我们从对章永磷的心理分析中可以体味到这些悖论的价值。  
       比如，在章永璘脱离黄香久,章永璘在道德上得到的必然是否定性评价，而他对更高人生境界、知识分子的社会性和人类性责任的追求却又是有意义的，在创造伦理学中将得到肯定性评价。牺牲一种价值，为的是另一种价值，这是两个伦理学体系，互相无法评价，但却由章永璘这个个体来承担，章永璘是悲剧性的，用别尔嘉耶夫的话来说，就是人被迫成为残忍的，如果他为了一种价值而必须牺牲另外一种价值，为了一种善而必须牺牲另外一种善，比如，为了祖国或为了社会真理的斗争而牺牲近人，为了科学、艺术创造而牺牲爱国主义或社会的活动，或者相反。10目的和手段之间的悖论也在章永璘的身份寻找和认同中有所表现。章永璘是如此地被他所追求的目的所吸引，那目的包含对人的解放，包含对一个更人道、更有人性、人的爱情能够得到最大实现的社会的追求。但是为了这个目的，他使用了可能的一切手段，包括开空白介绍信，和黄香久离婚，为了和黄香久离婚，特意以不断提及黄香久曾经和曹书记有过奸情一事，激起黄香久的愤怒。而这些手段，是与他所追求的目的南辕北辙的。章永磷的悲剧是，他所实践的是非真理和对活生生的人的残酷迫害，为的竟然是这样的目的，它们被认为是必要的，但在实

现目的的道路上，这些手段已经开始掩盖目的。生活的虚假的外围就如此地形成了，伪善出现了，这个伪善已经不被认为是恶，而被认为是义务。11别尔嘉耶夫是从目的和手段的一般伦理学角度而言的，但是作为我们思考章永璘挣脱黄香久及其婚姻，思考章永磷对更高境界的追求中的悲剧性，是很有启发的。
       知识分子身份认同中，单一的中国文化传统与东西方文化冲突及结合，引起的艺术效果，何止是人物的心理深度不同，相应地也引起开拓出不同程度的文学描写空间。是否可以说，身份认同所含有的层次越丰富，可描写的空间就越大。仅仅从这个角度说，多元文化的宏阔视野对文学也是有价值的。

注释：
1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室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57页
2  此处关于宏隐喻和微隐喻的思想借鉴了季广茂的《隐喻视野中的诗性传统》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3  此处的意象概念所依循的为童庆炳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修订版）1998年第2版
4  关于大雁以及相关的几个词，所引材料来自《辞源》相关条目。
5  见《辞源》相关条目
6  高辛勇：《修辞学与文学阅读》第79-80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7  信念伦理和责任伦理思想来自马克斯·韦伯。见冯克利：《时代中的韦伯--代译序》，转引自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第8页，三联书店1998年版。
8  所谓互文性，是指任何一部文学文本应和其他的文本，不可避免地与其他文本相互关联的种种方法。这些方法可以是公开的或隐秘的引证和隐喻；较晚的文本对较早的文本特征的同化；对文学的代码和惯例的一种共同积累的参与等。
9参见佛克马  蚁布思：《文学研究与文化参与》第五章，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10别尔嘉耶夫：《论人的使命》第205页，学林出版社，2000年版
11别尔嘉耶夫：《论人的使命》第219页，学林出版社，2000年版

《知识分子身份认同与艺术描写的空间--宗璞的《我是谁？》与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比较所引出的思考(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