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克政治思想述评

等级制度的传统观念：有产阶级对下层阶级实施指导和保护。[7](p17)迈克兰(McClelland)也认为，尽管从历史中找论据支持自己的观点一般被视为右派，但18世纪的英格兰，热爱自由的辉格党是从历史中寻求论据的典型，它发明了“古代英吉利宪法”的概念，国王也不能随意改变这个“宪法”。[8](p421)但这是一种向后看的自由主义，从英国政治思想史的背景来看，柏克背离了洛克为自由主义奠定的基本原则，如平等，理性主义，人民主权，人民的普遍选举权、革命权等。随着法国革命的爆发，他的自由主义色彩愈来愈黯淡，保守主义的色调则愈来愈浓厚。
　　　　　　三　柏克与法国大革命
　　如果说柏克对英国的政治改革态度冷淡、支持有限，那么，对法国革命却始终持完全否定的态度。
　　1789年法国革命爆发后，经过短暂的判断，柏克写了《法国革命论》(1890年11月出版)，表明自己的立场。该书首先抨击了英国国内一些主张政治改革、拥护法国革命的政治社团，赞扬了英国“光荣革命”的合理有节，对英国政治家表现出的守成、审慎和睿智给予极高的评价，然后浓墨重彩地攻击法国制宪会议所奉行的革命原则和采取的所有革命措施，这种攻击有时完全变成了谩骂。同时，他极力赞美欧洲传统社会的宗教、风俗、习惯和制度，悲叹它们的毁灭、式微。此书中抨击法国革命的部分远不如对英国的政治考察和对传统价值的认识更精彩和更有说服力。[9]
　　的确，由于启蒙学派此前已厘清了符合正义的政府与国民之间的新型关系，革命者现在的任务是设法建立这种关系(英国则不存在此问题，他们只需延续、维护及改良这一关系而已)，所以制宪议会做了大量如柏克所指责的清除旧制度和依照启蒙学说建立新制度的工作。法国人是想在他们自己与过去之间掘一道鸿沟，摆脱过去的一切束缚，“用简单而基本的从理性与自然法中汲取的法则来取代统治当代社会的复杂的传统习惯”[10](p175)。这些法则在《人权宣言》中都有明确的体现。柏克指责革命的法国完全靠理想过活是不公平的，也是对革命的无知。研究大革命的著名学者乔治·勒费弗尔指出：“在《人权宣言》的每项条款背后，制宪议员们以及他们同时代的人心里都想着他们为之感到痛苦的具体事实。”[11](p131)在旧制度下，教士和贵族等级享有免缴几乎一切赋税的特权(特权的大量存在是法国人异常热烈地追求平等的主要现实原因)，占据国家职位要津而又无所事事，还独享“精神货币”——荣耀，他们成了严重阻碍社会发展的巨大赘疣。而在英国，托克维尔认为，因为贵族承担最沉重的公共负担，以便获准进行统治；在法国，贵族直到灭亡仍保持免税权，作为失掉统治权的补偿。[10](p136)也许恰恰由于法国贵族对统治权的放弃，导致了法国专制主义王权的建立。托克维尔又深刻地指出，自15世纪始，法国国王们不再与国民合作便擅自征税，逐渐蚕食中世纪法国人的自由。到路易国王时代，王权达到顶峰，政治自由荡然无存。(注：实际上，柏克也认识到了英国与法国政治发展的殊异，遗憾的是，一遇不同于他珍爱的英国式的政治变革，他就失去了判断力。)[10](p136)作为第三等级的农民、城市平民和资产阶级要担负特权等级奢靡生活和国家运转所需的各种赋役，却没有任何政治权利，他们既然没有英国式的传统自由资源可以用来反抗专制和特权，只好借用启蒙理论；而18世纪的欧洲与法国已远远地走出了中世纪的蒙昧时代，启蒙运动之前已有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这些运动使越来越多的人们重新认识人与人类生活，并提出各种改进的可能方案。启蒙运动尤其坚信人类能够运用自己的理性改善生活，实现人生此世的幸福。当第三等级一旦认识到自己的力量、现实的不公和他们作为人应享有的权利时，他们便不再犹豫抛弃过去而努力争取一个更符合理性要求的社会，不仅要建立“自由的制度”，更要建立“平等的制度”。阿克顿认为，法国人热烈追求平等有更深远的历史原因：由于“罗马高卢在恺撒与克洛维之间的5个世纪里彻底接受了绝对权威与无差别的平等观念，以至于人民已经无法与新体系(封建制度)协调”[12](p431)。所以法国人的“目标是平等”，在1789年，它“试图清除条顿种族带来的不平等因素”[12](p432)。而美国人以启蒙学派的三权分立原则立国的鲜活例子也预示了自由无限广阔的前景。西耶斯以先知般的口吻说道：“第三等级现在是什么?是一切，是被束缚被压迫的一切。没有特权等级，第三等级将会是什么?是一切，是自由的欣欣向荣的一切。没有第三等级，将一事无成；没有特权等级，一切将更为顺利。”[13](p22)也无怪乎哲学家康德在听到法国大革命爆发之后，第一次改变了他钟表一样准确的作息习惯，将这件事看成是“理性”的体现，赞扬法国人依照内心的“道德原则”发动革命的壮举。只有柏克，为了他所欣赏的“中世纪的贵族精神”能够延续，而置大多数人的自由幸福于不顾。潘恩也尖锐地指出，柏克反对法国革命，“仅仅因为法国人抛弃了他无限珍爱的、自由蕴含其中的——对法国人并非如此的传统”[14](p275)。换句话说，柏克的愚蠢在于他把法国的历史

等同于英国的历史，欲使英国的经验作为普世真理推广到法国。革命爆发本身已无可置疑地表明法国君主政治完全而彻底的破产，但靠一套完美的抽象理论绝不可能引爆一场巨大的革命。法国人虽失去了传统的自由资源来改善自己的命运，但他们还有理性设计自己的命运，有勇气去实现自己的设计，这正是法兰西民族的伟大。
　　事实上，法国的资产阶级也并不想走得太远，起初，他们只是要建立一个“有产者”的君主立宪国，与国王、贵族分享政治权利。但由于后者拒绝放弃自己的特权与权力，使得法国大革命逐渐走向深入。另外，也正是欧洲各国君主、贵族及柏克之辈对大革命的敌视，以及支持流亡贵族的叛乱活动，才使大革命走出法国国境，向四处传播。国内外的紧急局势促使革命派不得不依靠平民的力量来拯救革命，当然就不得不满足平民的要求，这使得法国大革命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是空前的。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法国革命是由反动力量造就的。曼内特(Manent)指出，19世纪的自由主义者接受并赞扬法国革命，不仅其结果，而且其行动本身；由于柏克对法国革命的攻击，19世纪法国任何一个伟大的自由主义者都不会去追随他，他们“在感情上与理智上都在革命派一边而反对旧制度”[15](p80)。
　　柏克也许有意忽略英国政治史并非光风霁月的一面。就在柏克之前的一个多世纪，英格兰人为了自由而与他们的国王拔刀相向，也有弑君(查理一世)之举；但这也没有让复辟的詹姆士二世变得聪明些，其恢复专制统治的行为使他后来不得不过流亡生活。柏克称颂的“光荣革命”则直接导致了辉格党“政治上的反动”，革命后的英国实行的是赤裸裸的寡头政治；臭名昭著的“保护人制(patronage)(注：实际上，柏克正是这一腐败制度的受益者(即作为前文罗金汉勋爵控制的选区的下院议员)，并为自己这样优秀的人物入选国会而自喜。)成了政府运转的润滑油”[16](p74)。柏克仍把捍卫国会政府作为拒绝进一步改革的借口，[7](p12)民主仍在遥遥无期的未来。阿克勒肖认为，1688年后，“辉格党的优势使辉格主义不再是一种反对派的意识形态，它转变为为现存政治秩序辩护，这一秩序支撑着——用J.H.Plumb教授的话——‘一个绅士们的天堂’”[7](p13)。而且，美洲独立战争反证了英国“光荣革命”以来腐败的议会政治的无能，它远非如柏克所说的那样完美无缺。
　　此后的英国之所以避免了革命的发生，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是，英国广大的殖民地成了阻止革命的安全阀，遭受迫害的非国教派信徒和其他对前途绝望的人们大都移居(或被强制送往)北美或其他殖民地，这大大缓解了国内的政治压力。再则，若没有“蚱蜢们”(柏克对那些主张改革者的蔑称)和下层人的鼓动与强烈要求，英国缓慢的政治改革也不会发生。因为，对把权力当作谋取自己私利工具的统治者而言，任何变革都是对他们利益的威胁，这就使柏克主张的政治变革要由有经验的政治家来领导成为不可能，实际上几乎从未发生过，即使有，也从未有成功的例子。霍布豪斯指出，性格保守的边沁“晚年由于统治阶级漠视或敌视他的改革方案，被迫转向了激进主义”[17](p75)。在法国做了几年大使而深谙法国政治的杰斐逊也由温和转向激进，他更是一言中的：自由之树需经常由革命志士和暴君的血来浇灌才能保持常青。历史证明了这一点。法国人靠一次次的革命

《柏克政治思想述评(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