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毛泽东功过评价中的辩证关节

层面来论，人们援引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的论点：“现在的中国是多了一个外国的帝国主义和一个本国的封建主义，而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相反地，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注：《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60页。）而在1953年，中国的资本主义并未比1945年多了多少，为什么就去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呢？  
本文认为：评价47年前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必须放在当时的国际国内环境之下，“知其当初”，方能作出合理的判断。离开历史条件，抽象地讨论问题，要求那时就“早知今日”，这不是正确的方法。  
现代决策科学告诉我们：一项科学决策，一是来源于对客观环境的正确分析，二是来源于主体对价值要求的清醒自省，二者结合，既有需要，又有可能，就产生应做而又可行的决策。就“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决策而言，客观环境是什么呢？一方面，国外帝国主义的封锁和侵略，国内旧政权的企图复辟，资产阶级对共产党的不断挑战（“三反”、“五反”中揭露出来的“五毒”的事实说明了这一点），迫使党不能不考虑着手建立社会主义经济的主体地位，而一旦有了这种主体地位，我国也就进入了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另一方面，国有经济迅速发展，一部分私人资本主义开始向国家资本主义转变，农村中土地改革之后生长起越来越多的合作组织，已经显示出向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逐步过渡的趋势。这就说明，毛泽东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是因时之需，因势利导。当时的主体价值要求是什么呢？这就是刚刚翻身解放的工人、农民要求迅速发展经济、要求做生产关系的主人。一方面，苏联的社会主义经过二次世界大战的考验和战后经济的迅速恢复，呈现出强劲的生命力，深深地吸引着世代受苦、现已摆脱了剥削的工人、农民；另一方面，在各种不同的所有制单位中工作的工人，都向往着像国有企业中的工人那样做企业的主人翁，而一部分生产条件不足的贫苦农民确有组织起来的积极要求。对于这样的价值要求，如果不考虑客观条件的制约性，盲目加以追求，就会作出错误决策；但如果同时考虑可行性，那就具备了作出科学决策时必须予以重视的基本前提。  
这条“过渡时期总路线”，不但是当时条件下作出的大体正确的决策，而且具有一定的理论合理性。第一，它以国家工业化即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为基础，相应地逐步改造社会生产关系。第二，它确认中国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中介性。所谓中介性，是指它有着现代生产力和传统生产力同时并存的二元性，有着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非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同时并存的二元性。在中介性理解的基础上，还在实践中把握了它的过渡性。所谓过渡性，是指上述二元性是变动着的。现代生产力日益发展，比重日益增大；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因其生产力基础的日益增强而随之扩展。第三，它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和平赎买的方针，并且以国家资本主义为过渡形式，逐步地加以改造。第四，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毛泽东认为，如同西方资本主义发展中曾经以“工场手工业”形式催生新的生产力一样，中国农村也可以通过劳动力组合逐渐创造出农业机械化的条件；毛泽东还认为，从个体农业到社会主义农业，并不是直接跃生的，而要经过互助组、初级社这样的中介形态。刘少奇本来是反对搞合作化的，但在合作社具有类似“工场手工业”的历史功能、合作化可以经过一系列中介形式来逐步实现这两点上，被毛泽东说服（注：参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国共产党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91、204页。）。这又说明，毛泽东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是对马克思主义原理的运用，是基本符合科学社会主义的。  
今天来评价“过渡时期总路线”，一个重要的参照物是毛泽东1956年12月关于中国应实行“新经济政策”的谈话。他说：“现在我国的自由市场，基本性质仍是资本主义的，虽然已经没有资本家。它与国家市场成双成对。上海地下工厂同合营企业也是对立的。因为社会有需要，就发展起来。要使它成为地上，合法化，可以雇工。现在做衣服要三个月，合作工厂做的衣服一长一短，扣子没有眼，质量差。最好开私营工厂，同地上的作对，还可以开夫妻店，请工也可以。这叫新经济政策。我怀疑俄国新经济政策结束得早了，只搞两年，退却就转为进攻，到现在社会物资还不足。我们保留了私营工商业职工二百五十万人（工业一百六十万，商业九十万），俄国只保留了八九万人。还可以考虑，只要社会需要，地下工厂还可以增加。可以开私营大厂，订条约，十年、二十年不没收。华侨投资的二十年、一百年不没收。可以开投资公司，还本付息。可以搞国营，也可以搞私营。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注：参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国共产党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33～434页。）这份史料极为重要。今天看来，它至少说明这样三个问题：第一，毛泽东搞“一化三改”，主要是为了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或优势地位，借以在国内外复杂形势下，使新中国站稳脚跟，并建立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制度前提；第二，毛泽东认为，“一化三改”总路线实行的结果是好的，其间有过头现象，应加以解决；第三，毛泽东进一步树立了信心，认为在社会主义已经建立了优势地位之后，需要也能够放胆地发展非公有制经济。这就是“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的真实含义。  
由此可见，“过渡时期总路线”是当时条件下一项大体正确而可行的主体选择。它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根据，是不能脱离历史地全盘否定的。但是，“过渡时期总路线”也存在两个问题：一个是，在实行过程中发生了中央决议所说的“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过于简单划一”的错误，造成了大量的遗留问题。实际工作中出现的错误，是违背“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逐步有序地过渡的基本构想的。它的发生，不是证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不对，而恰好证明原来的设计是比较合理的。如果照“过渡时期总路线”本来的要求，将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改变恰当地结合起来，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坚持实践标准，不断总结经验，及时解决问题，创造公有制的多种实现形式，适度保留并发展非公有制经济，那么，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就会好得多。 &n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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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问题是：“过渡时期总路线”本身是一定历史条件的产物，带有不可避免的历史局限性。这就是：当时，全世界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发展都未让我们党（不仅是某一个人而是全党）意识到，在我们所处的时代中，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必须同市场经济机制实行结合，通过这样一种结合的成功实现，达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毛泽东作为一个极具创造力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没有跳出“如来佛的手掌心”——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传统观念。即使按原定计划，用15年或更长的时间，比较健康地实现“一化三改”，建立起来的仍然是这种计划经济体制。而由于这样，也就缺乏创造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多种实现形式以及多种所有制并存发展的观念。  
如果我们具有历史主义的态度，应当承认，历史的前进并不是直线的，而是迂回的。当时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引领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这是历史的伟大进步；但在同时，由此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实行计划经济的制度，它又是存在着弊端的；然后才有20多年来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代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改革。这样的曲折前进，是可以理解的。毛泽东在建国后前7年领导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实践，功绩是主要的。  
三、关于毛泽东功过的社会根源  
毛泽东的丰功伟绩和他晚年的错误形成尖锐的反差。许多人发出疑问：同一个人会如此地相异，简直无法理解。在寻找他犯错误的原因的时候，人们往往寻源于他在胜利时的骄傲。应该说，这是一个重要的主观原因，但局限于此，却是比较浅层的观察。仅仅这样看，绝弄不清毛泽东功与过的关系，更想不到功与过实出于同一个社会根源。中国的革命是在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大国中发生的、以无产阶级为领导阶级、以农民群众为主力军的革命；是经过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战争，推翻代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然后引导中国社会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革命。在这样的国家中，无产阶级有其鲜明的特点和优点。首先，中国无产阶级受着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三重压迫，革命非常坚决；其次，中国无产阶级

《论毛泽东功过评价中的辩证关节(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