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大山里的文学——纳张元作品研讨纪实

被这个文化所吞没。结尾，不能被本民族文化所容纳的二月妹，一旦进入汉文化中，就成了个漂亮、健全的人，整个寓意体现了汉民族启蒙文化的产物。每种文化都有自己存在的理由，也必然有自己不合理的地方。把“姑娘房”这种民俗文化真正写透，就能给当代文化提供新的参照系。“姑娘房”这种现象，如果用汉族的、现代文明的或者是女性主义的道德标准来衡量，肯定会遗漏很多东西。作为作者，就是要把遗憾的东西和美好的东西都写出来，把这种文化所有的矛盾、困惑、丰富性用艺术形象表达出来，不要遗漏什么，促使读者去反思自己的文化，而不要先入为主地去概括它。
　　钱亦蕉：大家都为他过多接受汉族文化的浸润而惋惜，认为根本不应用“文明”的眼光去批评山里人的“野蛮”。但是，如果我们能反过来想，纳张元实际上也是他们文化的反叛者，就像我们试图反思自己的文化一样，那又何必强求他作我们自己文化的反叛者呢？他对彝族文化的反思也是合理的，也是需要勇气的。
　　周伟鸿：我觉得我们可以不把汉民族文化／非汉民族文化作为对立的范畴来讨论问题，认为后者受前者的影响就一定导致自我独特性的丧失。反过来想一想，如果面对一位汉族作家受非汉民族文学影响写出来的东西，我们是否会基于类似的原因而忧心忡忡？我猜不会。打个不恰当的比方，“汉／非汉”的模式正与“中国／世界”的模式相似。“五四”以来新文学与旧文学的根本区别之一在于它带有了世界性的因素，自觉进入了世界文学的格局，我们都相信这显示了文学的进步发展而不是相反。我们的忧虑不如说是出于对汉民族文学自身的若干致命缺陷的警惕与反省。比如，“启蒙”作为一种“五四”知识分子作家创造出来的主流话语，使文学创作呈现出单调的准合唱局面，由此形成的要文学服从于某种现实需要或抽象概念的思维习惯更是流弊甚远。正因如此，我们格外希望从另一种文化氛围中产生出来的文学作为对上述文学痼疾的救助。
　　优秀的作家总是不仅面对本民族而写作，更是面对人类而写作。有这样的气度，是否可以接受外民族文化的影响就不再成为一个问题。老舍，沈从文，张爱玲，民族背景各不相同，但他们不约而同地在“齐声同唱”的局面中，充当了例外。他们都着意于在显在的“正统文化”之外，发掘沉潜于日常生活之中的“民族文化”，而在这一过程中，来自各自民族的“古老记忆”是不用去想就一直存在于他们的思想背景里，浸润于他们笔下的东西。也许正是有赖于这些“古老记忆”，他们才能够把耳朵从当时交响乐般宏亮的启蒙话语中解放出来，听到了别的，可能是更动听的声音。
　　2.乡土文学圣手沈从文——能为纳张元提供怎样的参照与启示？
　　安承雄：大概是因为我正在写有关沈从文的学位论文的缘故，越读纳张元的作品就越让我想到有着苗族血统的作家沈从文。纳张元的作品中，我最欣赏的是那还没被都市文明污染过的人民的世界观，它虽然具有蒙昧的一面（这也许只不过是都市人的价值尺度），但它提醒我们注意到人和人、人和自然的谐和的重要性，而且能让我们接近宇宙和人生的真谛。
　　纳张元是与沈从文一样想象力很丰富的人，而且善于组织千姿百态的想象的世界。不过，把他的作品跟沈从文作品相比时，总是让我觉得好像缺了什么东西似的。这主要是因为纳张元主要写了反映彝山、彝族生活的作品，却很少有反映他现在植根的城市的小说。沈从文是以写农村题材小说闻名的作家，但值得注意的是，沈从文大概一半的创作是城市题材小说。这就说明沈从文不是单纯地依恋农村朴素生活而写出农村小说，而是经历城市生活中灵魂的彷徨和挣扎的过程后写出来的。因此我们读沈从文的农村小说时，其内容虽然很单纯，而且与都市现实生活无关，但却让我们去思考忙碌的都市生活的意义进而深思人生的意义。沈从文优秀的农村题材小说离开他的都市题材小说是不能存在的。这就是辩证法的简单道理。所有的东西都有对立物存在，任何东西要发展应有与其对立物的斗争。对一个作家来说，他里面的矛盾越大越好，这决定了作家的创作能量。纳张元反映本民族生活和文化的作品具有丰富的文化因素，但这些宝贵的创作源泉，如果没有支持它的对应物，也许会失去方向，变成单纯的地域小说或题材中心的小说。不过应该有的对应物是什么，我也不知道。也许是和沈从文一样把都市文明作为农村文明的对应物，或者是其他一些什么，这要由植根于现实生活的作家自己决定。
　　陈思和：安承雄是说，沈从文笔下的湘西并不是他真正的家园，而是在和城市的对抗当中产生的。
　　黄红宇：“乡土文学”的概念不能光从字面上理解，它不仅指向一种特定的写作题材，同时蕴含了作家特定的写作立场：只有走出乡土，置身都市，反过来激活种种血脉深处的民族记忆、风土记忆，这样写就的农村题材小说才算是乡土文学。所谓“激活”，包含了两种地域／文化空间的相互对话，相互指涉，由此产生的个人记忆必然是“诗与真”的结合。纳张元没有像沈从文那样，以近乎方志的写实风格营造出一个文学上的桃花源，但是，将故乡描绘成阴森凶险的梦魇之地，未必不能为乡土文学提供一种新的可能。
　　3.用汉语写作的彝族作家——纳张元能否颠覆汉语言的优势？
　　张新颖：除了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外，纳张元的作品还让我感受到了另外一种冲突：尽管他是用地道、纯正的汉语写作，但也流露出对汉语的反叛意识，比如散文《永远的红房子》宣称：“把素有美名的汉字写得身败名裂”。这种语言上的冲突感能否有更自觉的表现？
　　陈思和：谈到语言，我想问一下：彝族有没有成系统的文字？你在用汉语写作时，有没有感到汉语和母语的冲突？
　　纳张元：彝族有成系统的文字，但我从小接受的又是汉语教育。在写作中，的确存在两种语言的冲突。随着汉语水平的提高，这种冲突感现在已不那么强烈。
　　陈思和：《老叫驴》开头的山歌：“石榴开花一大朵，没有老公来嫁我”，用彝文的语序怎么说：
　　纳张元：“花开得最大的那一朵是石榴，如果丈夫还没有就嫁给我来。”
　　陈思和：你对汉语掌握得非常好，像我刚才问你的这句山歌，你译得很好，从语言的流畅、句式的整齐、音节的谐和来说，是非常纯粹的汉语的诗。但反过来的感受是：你汉化得非常厉害。这种山歌能不能用彝文原有的语言结构来表达？如果仅

仅凭借故事和民俗描写，你并没有和其他的汉语作家拉开距离。要对汉语言的优势予以颠覆，尽可能将土生土长的家乡语言的特征如实转换出来，给读者提供一种陌生的新鲜感。
　　张新颖：我想起一个作家——张承志。张早期的作品，包括《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黑骏马》，也是非常流畅的汉语。但越到后来，他的语言越和通常的汉语不同，特别有表现力，和表现对象的语言特质相一致。这种语言有时很生硬，但很有力量。所以说，不应该为了迁就汉语而过多牺牲本民族的东西。
　　蔡兴水：纳张元娴熟地掌握了汉语的叙述技巧与语言结构，但我们也可以感受到作者脱离了自己的母语，在汉语言中挣扎的痕迹。他的作品中，用词显得有几分吃力，已出现汉语词汇反复使用、屡次重现的匮乏迹象。为了摆脱这一不利境况，有两种可能：要么进一步汉化，反叛本原，遗忘本我，融入到汉语言中去劈开一条曲径，这对离开母语的写作者来说可能有一段磨合、调适的过程，但也并非没有成功的例子；要么摆脱汉语言的牵制，携带新质重建自我，回归母语，到亲爱的母亲河般的语言之流中去寻找妥帖的语词——那些让人读起来似乎没有汉语言流畅、顺口，但读后绝对能体味到彝语本色的独特语境、独特情怀的语汇，这或许是纳张元可能有所超越、有所建树的地方。
　　钱亦焦：刚才几位都说到纳张元的作品汉化得比较厉害，但我觉得他的作品特别在语言上还是很有彝族的独特色彩。可能是生性好山歌，他的语言很有节奏感，还有一些稀奇古怪的比喻，这在一般汉族作家作品中是看不到的，而在他却是信手拈来。另外，他的文字流露着一种原始的野性的生命力，一种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爽快，这完全是一种充满男性话语和情绪的文字。

《漫谈大山里的文学——纳张元作品研讨纪实(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