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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美学史中重要问题的初步探索


是“言”,但不是普通的“言”,而是一种“长言”。“长言”即“歌”是“言”,但不是普通的“言”,而是一种“长言”。“长言”即入腔,成了一个腔,从逻辑语言、科学语言走入音乐语言、艺术语 
言。为什么要“长言”呢?就是因为这是一个情感的语言,“悦之故言之”,因为快乐,情不自禁,就要说出,普通的语言不够表达,就要“长言之”和“嗟叹之”(入腔和行腔),这就到了歌唱的境界。更进一步心情的激动要以动作来表现就走到了舞蹈的境界,所谓“嗟叹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这种思想在当时较为普遍。《诗大序》也说了相类似的话:“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这也是说,逻辑语言,由于情感之推动,产生飞跃,成为音乐的语言,成为舞蹈。 
     
那么,这推动逻辑语言使成为音乐语言的情感又是怎么产生的呢?古代思想家认为,情感产生于社会的劳动生活和阶级的压迫,所谓“男女有所怨恨,相从为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见《公羊传》宣公十五年何休注。韩诗外传,嵇康《声无哀乐论》)。这显然是一种进步的美学思想。 


、 三、“声中无字,字中有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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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逻辑语言进到音乐语言,就产生了一个“字”和“声”的关系 
问题。 
     
“字”就是概念,表现人的思想。思想应该正确反映客观真实,所以“字”里要求“真”。音乐中有了“字”,就有了属于人、与人有密切联系的内容。但是“字”还要转化为“声”,变成歌唱,走到音乐境界。这就是表现真理的语言要进入到美。“真”要融化在“美”里面。“字”与“声”的关系,就是“真”与“美”的关系。只谈“美”,不谈“真”,就是形式主义、唯美主义。既真又美,这是梅兰芳一生追求的目标。他运用传统唱腔,表现真实的生活和真实的情感,创造出真切动人的新的美,成为一代大师。 
     
宋代的沈括谈到过“字”与“声”的关系,提出了中国歌唱艺术的一条重要规律:“声中无字,字中有声。”他说: 
     
古之善歌者有语,谓“当使声中无字,字中有声”。凡曲,止是一声清浊高下如萦缕耳,宇则有喉唇齿舌等音不同。当使字字举本皆轻圆,悉融入声中,令转换处无磊块,此谓“声中无字”,古人谓之“如贯珠”,今谓之“善过度”是也。如宫声字而曲合用商声,则能转宫为商歌之,此“字中有声”也,善歌者谓之“内里声”。不善歌者,声无抑扬,谓之“念曲”;声无含韫,谓之“叫曲”。(《梦溪笔谈》卷五) 
     
“字中有声”,这比较好理解。但是什么叫“声中无字”呢?是不是说,在歌唱中要把“字”取消呢?是的,正是说要把“字”取消。但又并非完全取消,而是把它融化了,把“字”解剖为头、腹、尾三个部分,化成为“腔”。“字”被否定了,但“字”的内容在歌唱中反而得到了充分的表达。取消了“字”,却把它提高和充实了,这就叫“扬弃”。“弃”是取消,“扬”是提高。这是辩证的过程。 
     
戏曲表演里讲究的“咬字行腔”,就体现了这条规律。“字”和“腔”就是中国歌唱的基本元素。咬字要清楚,因为“字”是表现思想内容,反映客观现实的。但为了充分的表达,还要从“字”引出“腔”。程砚秋说,咬字就如猫抓老鼠,不一下子抓死,既要抓住,又要保存活的。这样才能既有内容的表达,又有艺术的韵味。 
     
“咬字行腔”,是结合现实而不断发展的。例如马泰在评剧《夺印》中,通过声音的抑扬高低,表现了人物的高度政治原则性。这在唱腔方面就有所发展。近来在京剧演现代戏里更接触到从生活出拨,从人物出发来发展和改进京剧唱腔和曲调的问题,值得我们注意。 
     
四、务头 
     
戏曲歌唱里有所谓“务头”,牵涉到艺术的内容和形式等问题, 
所以我们在此简略地谈一谈。 
     
什么叫“务头”?“曲调之声情,常与文情相配合,其最胜妙处,名曰‘务头’。”(童斐伯《中乐寻源》)这是说,“务头”是指精彩的文 
字和精彩的曲调的一种互相配合的关系。一篇文章不能从头到尾都精彩,必须有平淡来突出精彩。人的精彩在“眼”,失去眼神,就等于是泥塑木雕。诗中也有“眼”。“眼”是表情的,特别引起人们的注意。曲中就叫“务头”。李渔说: 
     
曲中有“务头”,犹棋中有眼,有此则活,无此则死。进不可战,退不可守者,无眼之棋,死棋也;看不动情,唱不发调者,无“务头”之曲,死曲也。一曲有一曲之“务头”,一句有一句之“务头”,字不聱牙,音不泛调,一曲中得此一句即使全曲皆灵,一句中得此一二字即使全句皆健者,“务头”也。由此推之,则不特曲有“务头”,诗、词、歌、赋以及举子业,无一不有“务头”(《闲情偶寄·别解务头》)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务头”的问题,并不限于戏曲的范围,它 
包含有各种艺术共有的某些一般规律性的内容。近人吴梅在《顾曲麈谈》里对“务头”有更深入的确切的说明。 


第五题  中国园林建筑艺术所表现的美学思想 


一、飞动之美 


前面讲《考工记》的时候,已经讲到古代工匠喜欢把生气勃勃的动物形象用到艺术上去。这比起希腊来,就很不同。希腊建筑上的雕刻,多半用植物叶子构成花纹图案。中国古代雕刻却用龙、虎、鸟、蛇这一类生动的动物形象,至于植物花纹,要到唐代以后才逐渐兴盛起来。 
     
在汉代,不但舞蹈、杂技等艺术十分发达,就是绘画、雕刻,也无一不呈现一种飞舞的状态。图案画常常用云彩、雷纹和翻腾的龙构成,雕刻也常常是雄壮的动物,还要加上两个能飞的翅膀。充分反映了汉民族在当时的前进的活力。 



这种飞动之美,也成为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的一个重要特点。 
     
《文选》中有一些描写当时建筑的文章,描写当时城市宫殿建筑的华丽,看来似乎只是夸张,只是幻想。其实不然。我们现在从地下坟墓中发掘出来实物材料,那些颜色华美的古代建筑的点缀品,说明《文选》中的那些描写,是有现实根据的,离开现实并不是那么远的。 
     
现在我们看《文选》中一篇王文考作的《鲁灵光殿赋》。这篇赋告诉我们,这座宫殿内部的装饰,不但有碧绿的莲蓬和水草等装饰,尤其有许多飞动的动物形象:有飞腾的龙,有愤怒的奔兽,有红颜色的鸟雀,有张着翅膀的凤凰,有转来转去的蛇,有伸着颈子的白鹿,有伏在那里的小兔子,有抓着椽在互相追逐的猿猴,还有一个黑颜色的熊,背着一个东西,蹬在那里,吐着舌头。不但有动物,还有人:一群胡人,带着愁苦的样子,眼神憔悴,面对面跪在屋架的某一个危险的地方。上面则有神仙、玉女,“忽瞟眇以响象,若鬼神之仿佛。’在作了这样的描写之后,作者总结道:“图画天地,品类群生,杂物奇怪,山神海

《中国美学史中重要问题的初步探索(第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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