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阅听人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内容提要　本文概要地回顾了台湾的阅听人研究，并就两岸两个较大规模的针对阅听人媒介使用情形进行的问卷调查做了比较，对于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阅听人研究提出期盼。
在回顾台湾阅听人研究的部分，本文分别检视学术研究单位和传播实务机构的实施进程。就前者而言，中华传播学会搜集的近年来在台湾发表的198篇论文是本文主要的分析对象。总的来说，本文在回顾相关文献的时候，旨在找出影响台湾阅听人研究发展的原因，认为在学术圈里，学术权力结构厥为关键，而在实务单位里，则是受到市场机制的影响。
本文对于过去长期致力于探讨台湾阅听人的研究人员致以敬意，对于两岸开展具有中国特色的阅听人研究抱有殷切期望。
一、前言
这次研讨会探讨的主题，是使用大众媒介的人。这些人是媒介讯息的接收者，对应于国外传播研究里的receiver，中文称之为受众。近几十年来，传播研究的趋势之一是，认为receiver不只是被动地接收媒介讯息而已，还会主动地寻找讯息、处理讯息，receiver一词难以涵盖周延，因此有andience一词的出现，中文可译为阅听人。全国受众研究学术研讨会已经举行过两届，获致丰硕成果，今年第三次举行，大会列出的研究子题里，有“受众心理学”、“特殊受众群体研究”等项目，其中隐含的意义似要探讨读者、观众、听众面对媒介讯息的主动性。因此，采用阅听人一词，或许较能涵括此次研讨会的全貌，也较能彰显此一研究社群在探索阅听人课题上的进步和成就。在本文里，阅听人即为受众。

阅听人涵盖的范围相当广。要对这个主题有较为具体的讨论，得先大致界定这个概念的范围。衡诸此次研讨会的性质，在这篇论文里，阅听人指的是媒介的使用者。对阅听人进行研究，主要发生在两种场域，一是学术研究机构，一是传播实务单位。本篇论文主要回顾台湾过去的阅听人研究，同时尝试勾画阅听人研究的未来发展。就前者而言，台湾的学术机构和实务单位进行的阅听人研究，都将被涵括在检视范围之内。就后者而言，采取的是实证的取向、比较的途径。
在新旧世纪之交，台湾传播学界出现不少检视本身学门发展的回顾式或前瞻式的论文。在这些论文里，阅听人研究多是其中探讨的课题之一。为避免重复，本文的重点将置于成因的探讨，亦即在描绘台湾阅听人研究的发展和现况时，尝试找出影响此一研究领域的潜在因素。
本文要“回顾台湾过去的阅听人研究”。在这个命题里，“台湾”的定义还算明确，凡是在台湾进行的、或是由台湾的学者主持的阅听人研究，或许都可列入此一命题指涉的范围之内。困难的是：什么才算是“阅听人研究”。有研究者将阅听人研究的领域极度扩张，认为文化研究也是阅听人研究的一环。另一方面，也有研究者认为，以阅听人就亲身接触媒介的经验所做的报告为研究材料的，才算是阅听人研究。[1]当然，在这个概念性定义的层面，如果还要就什么是媒介做讨论，固然有其意义，却似离题太远。而“回顾”和“过去”，检视的深度和时间的长度也有待斟酌。
这些看似繁复的问题，在本文里，采取单刀直入的方式，取得暂时性的解决。在以下探究学术研究机构和传播实务单位进行的阅听人研究时，将分别做出具体界定。
二、台湾学术机构的阅听人研究
一般认为，台湾最先进行阅听人研究的学术机构，是于1954年成立的政治大学新闻研究所。时序至今，目前在台湾已有超过五十个学术单位，在进行以传播为主的教学或研究活动，包括阅听人研究。这些单位绝大多数是各大专院校里的科系，少数是具有官方或非官方身份的法人团体。此外，还有些学术单位，尽管传播现象不是他们的主要研究课题，也间或涉猎阅听人研究。初步估计，目前台湾有超过一百多名具有博士学位的传播研究人员在上述五十多个学术单位工作，他们大部分是近十年在国外取得博士学位的。[2]
本文回顾台湾的阅听人研究，将循量和质两方面进行。
就量而言，从历年来以探讨阅听人为主的论文数量在整个传播研究领域里所占的比例，可以一窥阅听人研究受重视的程度。近年来，台湾出现了好些篇论文，从此一角度检视过往的传播研究。例如，祝基滢（1987），汪琪和臧国仁（1992），汤允一、王旭和莫季雍（2000），林东泰等（2000）。他们的研究指出，属于阅听人研究的论文，少到只占了全部传播研究论文的百分之十左右。总的来说，在整个传播领域里，阅听人研究受到的重视程度，似乎未如想象般高。[3]
如果媒介生产的内容没有使用者，如果媒介研究离开了阅听人，这似乎是很难想象的事情。而在上述研究的发现里，属于阅听

《台湾阅听人研究的回顾与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