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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美学史中重要问题的初步探索(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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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从线条中透露出形象姿态 
   
  我们以前讲过,埃及、希腊的建筑、雕刻是一种团块的造型。米开朗琪罗说过:一个好的雕刻作品,就是从山上滚下来滚不坏的。他们的画也是团块。中国就很不同。中国古代艺术家要打破这团块,使它有虚有实,使它疏通。中国的画,我们前面引过《论语》“绘事后素”的话以及《韩非子》“客有为周君画荚者”的故事,说明特别注意线条,是一个线条的组织。中国雕刻也像画,不重视立体性,而注意在流动的线条。①中国的建筑,我们以前已讲过了。 

  中国戏曲的程式化,就是打破团块,把一整套行动,化为无数线条, 
再重新组织起来,成为一个最有表现力的美的形象。翁偶虹介绍郝寿臣所说的表演艺术中的“叠折儿”说:折儿是从线条中透露出形象姿态的意思。这个特点正可以借来表明中国画以至中国雕刻的特点。中国的“形”字,字旁就是三根毛,以三根毛来代表形体上的线条。这也说明中国艺术的形象的组织是线纹。 
     
  由于把形体化成为飞动的线条,着重于线条的流动,因此使得中国的绘画带有舞蹈的意味。这从汉代石刻画和敦煌壁画(飞天)可以看得很清楚。有的线条不一定是客观实在所有的线条,而是画家的构思、画家的意境中要求一种有节奏的联系。例如东汉石画像上一幅画,有两根流动的线条就是画家凭空加上的。这使得整个形象显得更美,同时更深一层的表现内容的内部节奏。这好比是舞台上的伴奏音乐。伴奏音乐烘托和强化舞蹈动作,使之成为艺术。用自然主义的眼光是不可能理解的。 
     
  荷兰大画家伦勃朗是光的诗人。他用光和影组成他的画,画的形象就如同从光和影里凸出的一个雕刻。法国大雕刻家罗丹的韵律也是光的韵律,中国的画却是线的韵律,光不要了,影也不要了。“客有为周君画荚者”的故事中讲的那种漆画,要等待阳光从一定角度的照射,才能突出形象,在韩非子看来,价值就不高,甚至不能算作画了。 
     
  从中国画注重线条,可以知道中国画的工具——笔墨的重要,中国的笔发达很早,殷代已有了笔,仰韶文化的陶器上已经有用笔画的鱼。在楚国墓中也发现了笔,中国的笔有极大的表现力,因此笔墨二字,不但代表绘画和书法的工具,而且代表了一种艺术境界。 
     
  我国现存的一幅时代古老的画是1舛9年长沙出土的晚周帛画。对于这幅画,郭沫若作了这样极有诗意的解释: 
     
  画中的凤与夔,毫无疑问是在斗争。夔的唯一的一只脚伸向凤颈抓拿,凤的前屈的一只脚也伸向夔腹抓拿。夔是死沓沓地绝望地拖垂着的,凤却矫健鹰扬地呈现着战胜者的神态。 
     
  的确,这是善灵战胜了恶灵,生命战胜了死亡,和平战胜了灾难。这是生命胜利的歌颂,和平胜利的歌颂。 
     
  画中的女子,我觉得不好认为巫女。那是一位很现实的正常女人的形象,并没有什么妖异的地方。从画的位置看来,女子是分明站在凤鸟一边的。因此我们可以肯定的说,画的意义是一位好心肠的女子,在幻想中祝祷着:经过斗争的生命的胜利、和平的胜利。 
     
  画的构成很巧妙地把幻想与现实交织着,充分表现着战国时代的时代精神。 
     
  虽然规模有大小的不同,和屈原的《离骚》的构成有异曲同工之妙。但比起《离骚》来,意义却还要积极一些:因为这里有斗争,而且有斗争必然胜利的信念。画家无疑是有意识地构成这个画面的,不仅布置匀称,而且意象轩昂。画家是站在时代的焦点上,牢守着现实的立场,虽然他为时代所限制,还没有可能脱尽古代的幻想。 
     
  这是中国现存的最古的一幅画,透过两千年的岁月的铅幕,我们听出了古代画工的搏动着的心音。(《文史论集》第296--297页) 
     
  现在我们要注意的是,这样一幅表现了战国时代的时代精神的含义丰富的画,它的形象正是由线条组成的。换句话说,它是凭借国画的工具——笔墨而得到表现的。 
 

 
 
  二、气韵生动和迁想妙得(见洛阳西汉墓壁画) 
     
  六朝齐的谢赫,在《古画品录》序中提出了绘画“六法”成为中国后来绘画思想、艺术思想的指导原理。“六法”就是:(一)气韵生动;(二)骨法用笔;(三)应物象形;(四)随类赋彩;(五)经营位置;(6)传移模写。 
     
  希腊人很早就提出“模仿自然”。谢赫“六法”中的:“应物象形”、随类赋彩”是模仿自然,它要求艺术家睁眼看世界:形象、颜色,并把它表现出来。但是艺术家不能停留在这里,否则就是自然主义。艺术家要进一步表达出形象内部的生命,这就是“气韵生动”的要求。气韵生动,这是绘画创作追求的最高目标,最高的境界,也是绘画批评的主要标准。 
     
  气韵,就是宇宙中鼓动万物的“气”的节奏与和谐。绘画有气韵,就能给欣赏者一种音乐感。六朝山水画家宗炳,对着山水画弹琴说:“欲令众山皆响”,这说明山水画里有音乐的韵律。明代画家徐渭的《驴背吟诗图》,使人产生一种驴蹄行进的节奏感,似乎听见了驴蹄的的答答的声音,这是画家微妙的音乐感

觉的传达。其实不单绘画如此,中国的建筑、园林、雕塑中都潜伏着音乐感——即所谓“韵”。西方有的美学家说:一切的艺术都趋向于音乐。这话是有部分的真理的。 
     
  再说“生动”。谢赫提出这个美学范畴,是有历史背景的。在汉代,无论绘画、雕塑、舞蹈、杂技,都是热烈飞动、虎虎有生气的。画家喜欢画龙、画虎、画飞鸟、画舞蹈中的人物。雕塑也大多表现动物。所以,谢赫的“气韵生动”,不仅仅是提出了一个美学要求,而且首先是对于汉代以来的艺术实践的一个理论概括和总结。 
     
  谢赫以后,历代画论家对于“六法”继续有所发挥。如五代的荆浩解释“气韵”二字:“气者,心随笔运,取象不惑。韵者,隐迹立形,备遗不俗”(《笔法记》)。这就是说,艺术家要把握对象的精神实质,取出对象的要点,同时在创造形象时又要隐去自己的笔迹,不使欣赏者看出自己的技巧。这样把自我融合在对象里,突出对象的有代表性的方面,就成功为典型的形象了。这样的形象就能让欣赏者有丰富的想象的余地。所以黄庭坚评李龙眠的画时说,“韵”者即有余不尽。 
     
  为了达到“气韵生动”,达到对象的核心的真实,艺术家要发挥自己的艺术想象。这就是顾恺之论画时说的“迁想妙得”。一幅画既然不仅仅描写外形,而且要表现出内在神情,就要靠内心的体会,把自己的想象迁入对象形象内部去,这就叫“迁想”;经过一番曲折之后,把握了对象的真正神情,是为“妙得”。颊上三毛,可以说是“迁想妙得”了——也就是把客观对象真正特性,把客观对象的内在精神表现出来了。 
     
  顾恺之说:“台榭一定器耳,难成而易好,不待迁想

《中国美学史中重要问题的初步探索(二)(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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