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大众的方向与革命实践的精神—毛泽东美育思想略论
各种各样的主张，但由于当时的争论目标不明，标准不清，未能形成统一的意见。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的革命实际相结合，提出一套建立民族形式的完整理论。他说：“屁股要坐在中国的现在，一手伸向古代，一手伸向外国。”[2]（P40）这句话非常形象地概括了创造民族形式的原则和途径，这就是要紧紧围绕中国现实需要，吸取古代的，借鉴外国的。批判地继承我国传统的美育思想，是建立当代美育思想的基础，没有对古代美育传统的吸收，就会丧失美育的民族特质，也就不可能建立民族形式。毛泽东美育思想的形成，与传统文化的滋养是分不开的。中国儒家美学思想与美育密切相关，儒家谈“美”不离“育”，孔子在《论语·阳货》中讲“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这便是艺术与教育的统一，即美育。毛泽东所提出的政治标准与艺术标准的统一，正是这种美育思想的继承。孔子讲“文”、“质”关系，毛泽东讲革命的政治内容与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孔子讲“学而时习之”，毛泽东主张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总之，审美与道德修养的统一是毛泽东对儒家美育思想的继承。对于传统文化，毛泽东总是立足于现实需要，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进行具体分析，“取其民主性的精华，去其封建性的糟粕”，这成为我们学习传统文化的一条准则。
吸收外来文化，发展民族文化，这是一条文化发展的规律。毛泽东在20世纪50年代就坦率地承认：“近代文化外国比我们高，要承认这一点。艺术是不是这样呢？中国在某一点上有独特之处，在另一点上外国比我们高明。小说，外国是后起之秀，我们落后了。”[3] 他还举出我国历史上汉代、唐代吸收外来文化，发展本国文化的成功事例，说明吸收外来文化的重要性。他说：唐代的一些音乐舞蹈形式就是从外族传过来的，用久了，也就成了中国的了。所以说外来文化经过充分的中国化，是完全可以变成民族形式的。
具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美育思想，必须创造和形成独特的民族风格。要创造民族风格就要勇于标新立异。毛泽东说：“艺术要有独创性，要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和民族特点，中国的艺术既不能越搞越古，也不能越搞越洋化，而应当越搞越带有自己的时代特点，在这方面要不惜标新立异。我们学习古代，借鉴外国，不能被古代和外国同化，而是要同化古代和外国。标新立异。”[3] 这就是说要创造出与众不同的独特风格，提倡创造，而不是照抄照搬。
艺术作品——作为美育的基本材料，它是艺术家个体精神的文化形式，而个体精神是千差万别的。因而艺术风格也应是丰富多彩的。强调艺术的独创性，就必须鼓励风格的多样性。毛泽东说：“艺术的基本原理有其共同性，但表现形式要多样化。”[3] 他把“百花齐放”作为发展文艺的方针，就是为了鼓励不同艺术风格的发展。不同的审美主体，其审美需要和爱好各不相同，只有创造出风格各异的艺术品，才能满足不同审美主体的多样性需要，达到审美教育的目的。艺术的民族风格是一个成熟的民族艺术的典型表现，只有具备成熟的民族风格的艺术品才能够跨越民族，走向世界，去参与世界文化的大交流。这就不仅仅是解决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基本美育条件，而且能够增强民族自信力和自豪感，是美育的长远之计。
3
毛泽东是崇高美的欣赏和创造者。他继承了中国传统艺术之刚阳一派，他的美学倾向影响了中国半个世纪的审美趣味，因而具有深刻的美育意义。
勇于斗争精神是毛泽东崇高美的一个重要表现。他崇尚与天奋斗，与地奋斗，与人奋斗，其乐无穷。他亲自树立的大庆人、大寨人以及革命战争年代的英雄形象，正是作为楷模而塑造了一代人的灵魂。他把这些感性认识与马克思哲学观点结合起来，提出了自己的矛盾学说。他认为事物的对立统一是有条件的、暂时的、相对的，而对立的相互斗争则是绝对的。这种矛盾斗争的绝对性，正是他勇于斗争精神的哲学基础。由矛盾统一转化为矛盾斗争是一切事物发展变化的根本原因，自然界是如此，社会生活也是如此。在社会生活中一切美好的事物都要经过艰苦的斗争才会出现。毛泽东说：“真的、善的、美的东西总是在同假的、恶的、丑的东西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4]（P390 ）一个文艺工作者，从美育的角度要求他，就应当创造出“使人民群众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5]（P861）。 热衷于现实社会的矛盾斗争和努力创造反映这种矛盾斗争的作品，都是为着一个目标——创造一个美好的社会。从审美心理来说，崇高美的体验，通常是通过主体的精神力量超越因客体的强大带来的痛感，肯定主体的本质力量而产生审美愉悦。作用力越大，反作用力也就越大，这是一切事物内部力量的运动规律。要表现人的崇高伟大，就应当把人放到自然和社会的实践活动中，把人置于与自然力量和社会力量的矛盾冲突当中，使人在与强大的自然力量和社会力量的较量中，战胜、超越这些强大的力量，以此来表现人格力量的崇高。“无限风光在险峰”就极其典型地表现了毛泽东对崇高美的体验。
毛泽东的崇高美还表现在他那种任意挥洒的自由精神上。他认为人的主观意志在激情的鼓动下，能释放出极大的能量，能冲破重重阻力，创造奇迹。在他的哲学思想中非常重视人的主观能动性，重视艺术对于改造人的主观世界并作用于客观世界的力量。所以，他认为革命就是创造，就是打破陈规陋习，冲破本本主义，要走自己的路。他多次讲寄希望于青年人，因为青年人最少保守，最有生气，最富有创造精神。
由于种种复杂的主客观原因，毛泽东在后期的美育思想和实践活动中出现了一些失误。对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提出文艺从属于政治，要求文艺为党在一定时期中的革命任务服务。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当时的文艺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很大贡献。但建国之后，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已基本结束，新民主主义的革命任务基本完成，人民群众的审美要求不断提高，审美情趣越来越丰富，再坚持文艺服从于政治的提法就不确切了。由于理论上的失误给文艺工作造成了
收稿日期：2000—03—24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何其芳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3]毛泽东.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N］.人民日报，1979—9—9.
[4]毛泽东选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
[5]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6]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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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收外来文化，发展民族文化，这是一条文化发展的规律。毛泽东在20世纪50年代就坦率地承认：“近代文化外国比我们高，要承认这一点。艺术是不是这样呢？中国在某一点上有独特之处，在另一点上外国比我们高明。小说，外国是后起之秀，我们落后了。”[3] 他还举出我国历史上汉代、唐代吸收外来文化，发展本国文化的成功事例，说明吸收外来文化的重要性。他说：唐代的一些音乐舞蹈形式就是从外族传过来的，用久了，也就成了中国的了。所以说外来文化经过充分的中国化，是完全可以变成民族形式的。
具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美育思想，必须创造和形成独特的民族风格。要创造民族风格就要勇于标新立异。毛泽东说：“艺术要有独创性，要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和民族特点，中国的艺术既不能越搞越古，也不能越搞越洋化，而应当越搞越带有自己的时代特点，在这方面要不惜标新立异。我们学习古代，借鉴外国，不能被古代和外国同化，而是要同化古代和外国。标新立异。”[3] 这就是说要创造出与众不同的独特风格，提倡创造，而不是照抄照搬。
艺术作品——作为美育的基本材料，它是艺术家个体精神的文化形式，而个体精神是千差万别的。因而艺术风格也应是丰富多彩的。强调艺术的独创性，就必须鼓励风格的多样性。毛泽东说：“艺术的基本原理有其共同性，但表现形式要多样化。”[3] 他把“百花齐放”作为发展文艺的方针，就是为了鼓励不同艺术风格的发展。不同的审美主体，其审美需要和爱好各不相同，只有创造出风格各异的艺术品，才能满足不同审美主体的多样性需要，达到审美教育的目的。艺术的民族风格是一个成熟的民族艺术的典型表现，只有具备成熟的民族风格的艺术品才能够跨越民族，走向世界，去参与世界文化的大交流。这就不仅仅是解决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基本美育条件，而且能够增强民族自信力和自豪感，是美育的长远之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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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是崇高美的欣赏和创造者。他继承了中国传统艺术之刚阳一派，他的美学倾向影响了中国半个世纪的审美趣味，因而具有深刻的美育意义。
勇于斗争精神是毛泽东崇高美的一个重要表现。他崇尚与天奋斗，与地奋斗，与人奋斗，其乐无穷。他亲自树立的大庆人、大寨人以及革命战争年代的英雄形象，正是作为楷模而塑造了一代人的灵魂。他把这些感性认识与马克思哲学观点结合起来，提出了自己的矛盾学说。他认为事物的对立统一是有条件的、暂时的、相对的，而对立的相互斗争则是绝对的。这种矛盾斗争的绝对性，正是他勇于斗争精神的哲学基础。由矛盾统一转化为矛盾斗争是一切事物发展变化的根本原因，自然界是如此，社会生活也是如此。在社会生活中一切美好的事物都要经过艰苦的斗争才会出现。毛泽东说：“真的、善的、美的东西总是在同假的、恶的、丑的东西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4]（P390 ）一个文艺工作者，从美育的角度要求他，就应当创造出“使人民群众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5]（P861）。 热衷于现实社会的矛盾斗争和努力创造反映这种矛盾斗争的作品，都是为着一个目标——创造一个美好的社会。从审美心理来说，崇高美的体验，通常是通过主体的精神力量超越因客体的强大带来的痛感，肯定主体的本质力量而产生审美愉悦。作用力越大，反作用力也就越大，这是一切事物内部力量的运动规律。要表现人的崇高伟大，就应当把人放到自然和社会的实践活动中，把人置于与自然力量和社会力量的矛盾冲突当中，使人在与强大的自然力量和社会力量的较量中，战胜、超越这些强大的力量，以此来表现人格力量的崇高。“无限风光在险峰”就极其典型地表现了毛泽东对崇高美的体验。
毛泽东的崇高美还表现在他那种任意挥洒的自由精神上。他认为人的主观意志在激情的鼓动下，能释放出极大的能量，能冲破重重阻力，创造奇迹。在他的哲学思想中非常重视人的主观能动性，重视艺术对于改造人的主观世界并作用于客观世界的力量。所以，他认为革命就是创造，就是打破陈规陋习，冲破本本主义，要走自己的路。他多次讲寄希望于青年人，因为青年人最少保守，最有生气，最富有创造精神。
由于种种复杂的主客观原因，毛泽东在后期的美育思想和实践活动中出现了一些失误。对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提出文艺从属于政治，要求文艺为党在一定时期中的革命任务服务。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当时的文艺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很大贡献。但建国之后，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已基本结束，新民主主义的革命任务基本完成，人民群众的审美要求不断提高，审美情趣越来越丰富，再坚持文艺服从于政治的提法就不确切了。由于理论上的失误给文艺工作造成了
一些损失。60年代之后，阶级斗争扩大化，把文艺直接当成阶级斗争的传声筒，政治宣传代替了艺术，政治教育代替了美育，艺术的个性被扼杀，美育的娱乐意义被取消。1980年邓小平吸取这些教训指出：“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的口号，因为这个口号容易成为对文艺横加干涉的理论根据，长期的实践证明它对文艺的发展利少害多。但是，这当然不是说文艺可以脱离政治。文艺是不可能脱离政治的。任何进步的、革命的文艺工作者不能不考虑作品的社会影响，不能不考虑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党的利益。”[6]（P255 ）这是新时期关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的科学概括，是对毛泽东美育思想的完善和发展。
收稿日期：2000—03—24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何其芳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3]毛泽东.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N］.人民日报，1979—9—9.
[4]毛泽东选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
[5]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6]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民族大众的方向与革命实践的精神—毛泽东美育思想略论(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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