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独·疏离·悬置--牟宗三与儒家的当代境遇
而付之以无可奈何之叹。他只就各个人直接观察。我当时不明其所以。心想吾人勤俭平正，虽无富贵，何至受苦? 后来我才知道，那是一种共业，大家都要受苦，这是一种民族的劫数，早就反映到每个人的相貌与心习上。
这里所表现出来的神秘、恐惧和哀怨，与人们一般在牟氏著作中所感受到的理性、自信和孤傲，可以说是判若两人，人们通常也只注意后者而不在意前者。事实上，此类表述在传统儒家的典籍中，也是决然找不到的。当传统的价值系统和生活世界走向崩解，人们失去了精神上的庇护和依托，而必须作为独立的个体，赤裸裸地面对这个充满了矛盾、冲突、苦痛和罪恶的世界之际，感到命运既难以把捉，亦难以抗拒，便是很自然的了。
随之而来的，便是对世态炎凉的感受和对不被人理解的境遇的抗争。牟先生说：
吾自念我孑然一身，四无傍依，我脱落一切矜持；我独来独往，我决不为生存委曲自己之性情与好恶；我一无所有，一无所恃，我暗然而自足，但我亦意气奋发，我正视一切睚眦，我冲破一切睚眦；我毫不委曲自己，我毫不饶恕丑恶：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恶声至，必反之，甚至嘻笑怒骂，鄙视一切。我需要骄傲，骄傲是人格之防线。我无饶恕丑恶之涵养与造诣。我在那阶段与处境，我若无照体独立之傲骨，我直不能生存于天地间。
从较为具体的意义上说，这段话所描述的，是牟宗三抗战时期一段"落难"生活中的感受和心境。当时牟"因扼于昆明，谋事不成"，生活无着，靠好友张遵骝接济度日。他另有一段话描述其在云南大理的生活：
人不理我，我不理人。心灵投于抽象之思考，自然生命则下坠而投于醇酒妇人。个体破裂之象由此开其端。普遍性与特殊性趋于两极化，此之谓个体性之破裂。此是生命离其自己而以种种因缘促成之结果，亦是最痛苦之境地。整个时代在破裂，吾之个体生命亦破裂。此是时代之悲剧，亦是吾之悲剧。
抗战时期那段独特的生活经历，对牟氏思想的发展来说，十分重要。他自述："昆明一年，重庆一年，大理二年，北碚一年，此五年间为我最困扼之时，亦为抗战最艰苦之时。国家之艰苦，吾个人之遭遇，在在皆足以使吾正视生命，从'非存在的'抽象领域，打落到'存在的'具体领域。" 此一阶段也是牟之存在感受最丰富的时期。人或以为此中所谓"存在"与五十年代后新儒家所着力彰显的那种纯净的、道德化的生命存在不同，而鲜于提及。实际上，在牟宗三的思想中，始终贯穿着两条不同的线索：一方面是讲"心体与性体"(道德的形上学)，可以《心体与性体》、《现象与物自身》、《圆善论》等书为代表；另一方面则是讲"时代与感受"，可以《五十自述》、《生命的学问》、《时代与感受》等书为代表。两方面的话语有很大的差异性：在前一方面，牟更接近于讲道德本体与实践工夫的宋、明儒家；而在后一方面，则包涵了更多传统儒家的词汇所无法表达的东西。遗憾的是，论者们多注意前者而忽视后者，其结果是牟先生更多地只是被描述为一位生活在现时代的宋、明儒家，而不是一位面对、感受、纠结于时代与社会的诸种矛盾与问题的现代儒者。 物质生活的困顿是与抗战时期的特殊境遇相关，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是上面几段文字中所表露出来的牟先生应付世事的方式，"人不理我，我不理人"，"恶声至，必反之"，"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甚至嘻笑怒骂，鄙视一切"，这些固然可以从孔子的反对"乡愿"和"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处得到解释，但同时亦可以成为一种当代儒家之"艰难时事"的写照。当牟先生讲"我需要骄傲，骄傲是人格之防线"，"我若无照体独立之傲骨，我直不能生存于天地间"的时候，他是在推崇一种特立独行的狂者性格和我行我素的生存勇气。熊、牟等人的"狂傲"，人所共知。人或以为由于其"狂傲"所以难为流俗所接受，却忽视了其所谓"狂傲"正是与现实中处处碰壁和不为人理解的境遇相关。牟先生说："我常常会把我内外都明白的事藏在心里而不说出来，遂形成一种明知他人误会而却不说的委曲。这情形一直到现在还是有。" 这可以说流露出牟氏性格中，在"狂傲"掩盖下软弱的一面。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牟宗三所抒发者，既不能简单地归之于某种现代学人所共有的存在感受，也根本不同于佛家"人生皆苦"的体验，因而也就与向往"持佛家精神，过佛家生活"的梁漱溟先生有异。梁先生说："我晓得人类是无论如何不能得救的，除非他自己解破了根本二执-- 我执，法执。" 这其中没有历史意识，亦没有家国天下意识，直下便是个体的、宗教的。牟氏所感受和抒发者，甚至亦与唐君毅先生之著作中常常表露出来的那种悲天悯人的情调不同。唐先生说："忆吾年七八岁，吾父迪风公为讲一小说，谓地球一日将毁，日光渐淡，唯留一人与一犬相伴，即念之不忘；尝见天雨后地经日晒而裂，逐忧虑地球之将毁。" 这其中所包涵的对于无常的感受和忧患，似乎更易于与佛教和基督教相契接。相比较而言，牟宗三的感受可以说是更典型的"儒家式的"，因为它是与家国天下意识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三、
孤独根源于疏离。疏离即是脱离了自己的家。此所谓"家"，当包括现实之家与精神之家，因为在儒家传统中，两者原是不可分的：精神之家与现实之家、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精神之家必须在现实之家(伦常关系和伦理生活)中得到养育和滋润，离开了后者，精神之家就无从安顿。这也是儒家区别于一般之所谓宗教最显著的特征之一。
"家"的观念在《五十自述》中，居于中心的位置。从来论述牟之思想历程者，都是从《五十自述》第三章《直觉的解悟》讲起，而对于前两章《在混沌中长成》和《
有趣的是：牟在《五十自述》中讲到少年生活，并不像早几年写作的《说"怀乡"》一文所描述的那样悲凉，相反，字里行间都充溢着一种纯真自然的顺畅和谐：清明时节去扫墓，"黄的花，绿的长条，丛集在坟墓上。纸灰化作蝴蝶"。"这时没有嚎哭，没有啜泣。生离死别那种突然来的情感上的激动，因着年月的悠久，而进入永恒，化作一种超越的顺适与亲和。" "我常伴着兄弟姊妹去采桑。也在沙滩上翻筋斗，或横卧着。阳光普照，万里无云，仰视天空飞鸟，喜不自胜。那是生命最畅亮最开放的时节。无任何拘束，无任何礼法。"
四时递转，时光流逝，自然和谐中又平添一份诗意的神秘与浪漫，此与牟先生在其后来著作中所表现出来的严刻、冷峻适成对照。此少年的生活意境，从年届"知天命"的牟宗三笔下写出，实际上已不是指谓一种原始的混沌，而是代表了某种生命理念，此生活理念的背后，隐含着一种浓厚的家园感。牟说："家庭、乡村、乡村的地理环境、自然风光、风俗习惯，这谐和的根深蒂固的一套，一年三百六十日，一共十五年，我一直生活在那里，在那里生，在那里长，没有时间上的间隔，没有空间上的睽离，所以没有逆旅之感，也没有过客之感。" 他甚至于感叹："我现在想，我只有一段少年孩童的生活。"
《五十自述》的重心在于反观"生命之离其自己的发展"，此种反观同时也是实践意义上的内省与转化。从中我们不难看出，牟氏皈依于儒家的精神之旅，远不似人们一般所描述的那样直接而平坦。
牟自述自十五岁离开家乡到县城求学始，便开始了一种"耗费生命的生活，在所追求或所扑着的一个对象上生活，不是在生命中生活"，这也就是所谓"生命之离其自己"的生活。这一过程可以说是相当的漫长， 《孤独·疏离·悬置--牟宗三与儒家的当代境遇(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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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所表现出来的神秘、恐惧和哀怨，与人们一般在牟氏著作中所感受到的理性、自信和孤傲，可以说是判若两人，人们通常也只注意后者而不在意前者。事实上，此类表述在传统儒家的典籍中，也是决然找不到的。当传统的价值系统和生活世界走向崩解，人们失去了精神上的庇护和依托，而必须作为独立的个体，赤裸裸地面对这个充满了矛盾、冲突、苦痛和罪恶的世界之际，感到命运既难以把捉，亦难以抗拒，便是很自然的了。
随之而来的，便是对世态炎凉的感受和对不被人理解的境遇的抗争。牟先生说：
吾自念我孑然一身，四无傍依，我脱落一切矜持；我独来独往，我决不为生存委曲自己之性情与好恶；我一无所有，一无所恃，我暗然而自足，但我亦意气奋发，我正视一切睚眦，我冲破一切睚眦；我毫不委曲自己，我毫不饶恕丑恶：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恶声至，必反之，甚至嘻笑怒骂，鄙视一切。我需要骄傲，骄傲是人格之防线。我无饶恕丑恶之涵养与造诣。我在那阶段与处境，我若无照体独立之傲骨，我直不能生存于天地间。
从较为具体的意义上说，这段话所描述的，是牟宗三抗战时期一段"落难"生活中的感受和心境。当时牟"因扼于昆明，谋事不成"，生活无着，靠好友张遵骝接济度日。他另有一段话描述其在云南大理的生活：
人不理我，我不理人。心灵投于抽象之思考，自然生命则下坠而投于醇酒妇人。个体破裂之象由此开其端。普遍性与特殊性趋于两极化，此之谓个体性之破裂。此是生命离其自己而以种种因缘促成之结果，亦是最痛苦之境地。整个时代在破裂，吾之个体生命亦破裂。此是时代之悲剧，亦是吾之悲剧。
抗战时期那段独特的生活经历，对牟氏思想的发展来说，十分重要。他自述："昆明一年，重庆一年，大理二年，北碚一年，此五年间为我最困扼之时，亦为抗战最艰苦之时。国家之艰苦，吾个人之遭遇，在在皆足以使吾正视生命，从'非存在的'抽象领域，打落到'存在的'具体领域。" 此一阶段也是牟之存在感受最丰富的时期。人或以为此中所谓"存在"与五十年代后新儒家所着力彰显的那种纯净的、道德化的生命存在不同，而鲜于提及。实际上，在牟宗三的思想中，始终贯穿着两条不同的线索：一方面是讲"心体与性体"(道德的形上学)，可以《心体与性体》、《现象与物自身》、《圆善论》等书为代表；另一方面则是讲"时代与感受"，可以《五十自述》、《生命的学问》、《时代与感受》等书为代表。两方面的话语有很大的差异性：在前一方面，牟更接近于讲道德本体与实践工夫的宋、明儒家；而在后一方面，则包涵了更多传统儒家的词汇所无法表达的东西。遗憾的是，论者们多注意前者而忽视后者，其结果是牟先生更多地只是被描述为一位生活在现时代的宋、明儒家，而不是一位面对、感受、纠结于时代与社会的诸种矛盾与问题的现代儒者。 物质生活的困顿是与抗战时期的特殊境遇相关，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是上面几段文字中所表露出来的牟先生应付世事的方式，"人不理我，我不理人"，"恶声至，必反之"，"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甚至嘻笑怒骂，鄙视一切"，这些固然可以从孔子的反对"乡愿"和"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处得到解释，但同时亦可以成为一种当代儒家之"艰难时事"的写照。当牟先生讲"我需要骄傲，骄傲是人格之防线"，"我若无照体独立之傲骨，我直不能生存于天地间"的时候，他是在推崇一种特立独行的狂者性格和我行我素的生存勇气。熊、牟等人的"狂傲"，人所共知。人或以为由于其"狂傲"所以难为流俗所接受，却忽视了其所谓"狂傲"正是与现实中处处碰壁和不为人理解的境遇相关。牟先生说："我常常会把我内外都明白的事藏在心里而不说出来，遂形成一种明知他人误会而却不说的委曲。这情形一直到现在还是有。" 这可以说流露出牟氏性格中，在"狂傲"掩盖下软弱的一面。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牟宗三所抒发者，既不能简单地归之于某种现代学人所共有的存在感受，也根本不同于佛家"人生皆苦"的体验，因而也就与向往"持佛家精神，过佛家生活"的梁漱溟先生有异。梁先生说："我晓得人类是无论如何不能得救的，除非他自己解破了根本二执-- 我执，法执。" 这其中没有历史意识，亦没有家国天下意识，直下便是个体的、宗教的。牟氏所感受和抒发者，甚至亦与唐君毅先生之著作中常常表露出来的那种悲天悯人的情调不同。唐先生说："忆吾年七八岁，吾父迪风公为讲一小说，谓地球一日将毁，日光渐淡，唯留一人与一犬相伴，即念之不忘；尝见天雨后地经日晒而裂，逐忧虑地球之将毁。" 这其中所包涵的对于无常的感受和忧患，似乎更易于与佛教和基督教相契接。相比较而言，牟宗三的感受可以说是更典型的"儒家式的"，因为它是与家国天下意识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三、
孤独根源于疏离。疏离即是脱离了自己的家。此所谓"家"，当包括现实之家与精神之家，因为在儒家传统中，两者原是不可分的：精神之家与现实之家、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精神之家必须在现实之家(伦常关系和伦理生活)中得到养育和滋润，离开了后者，精神之家就无从安顿。这也是儒家区别于一般之所谓宗教最显著的特征之一。
"家"的观念在《五十自述》中，居于中心的位置。从来论述牟之思想历程者，都是从《五十自述》第三章《直觉的解悟》讲起，而对于前两章《在混沌中长成》和《
生命之离其自己的发展》似很少提及，实则在前两章中，可以说包涵了理解牟氏思想的全部暗示。而无论是生命自然混沌中的"在其自己"，还是所谓生命之"经由一曲"而有"离其自己的发展"，在其深层的内涵上，都是与"家"的观念关联在一起的。
有趣的是：牟在《五十自述》中讲到少年生活，并不像早几年写作的《说"怀乡"》一文所描述的那样悲凉，相反，字里行间都充溢着一种纯真自然的顺畅和谐：清明时节去扫墓，"黄的花，绿的长条，丛集在坟墓上。纸灰化作蝴蝶"。"这时没有嚎哭，没有啜泣。生离死别那种突然来的情感上的激动，因着年月的悠久，而进入永恒，化作一种超越的顺适与亲和。" "我常伴着兄弟姊妹去采桑。也在沙滩上翻筋斗，或横卧着。阳光普照，万里无云，仰视天空飞鸟，喜不自胜。那是生命最畅亮最开放的时节。无任何拘束，无任何礼法。"
四时递转，时光流逝，自然和谐中又平添一份诗意的神秘与浪漫，此与牟先生在其后来著作中所表现出来的严刻、冷峻适成对照。此少年的生活意境，从年届"知天命"的牟宗三笔下写出，实际上已不是指谓一种原始的混沌，而是代表了某种生命理念，此生活理念的背后，隐含着一种浓厚的家园感。牟说："家庭、乡村、乡村的地理环境、自然风光、风俗习惯，这谐和的根深蒂固的一套，一年三百六十日，一共十五年，我一直生活在那里，在那里生，在那里长，没有时间上的间隔，没有空间上的睽离，所以没有逆旅之感，也没有过客之感。" 他甚至于感叹："我现在想，我只有一段少年孩童的生活。"
《五十自述》的重心在于反观"生命之离其自己的发展"，此种反观同时也是实践意义上的内省与转化。从中我们不难看出，牟氏皈依于儒家的精神之旅，远不似人们一般所描述的那样直接而平坦。
牟自述自十五岁离开家乡到县城求学始，便开始了一种"耗费生命的生活，在所追求或所扑着的一个对象上生活，不是在生命中生活"，这也就是所谓"生命之离其自己"的生活。这一过程可以说是相当的漫长， 《孤独·疏离·悬置--牟宗三与儒家的当代境遇(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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