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独·疏离·悬置--牟宗三与儒家的当代境遇
贴。笔者曾从一个侧面论及熊、冯、唐、牟等人思想中"儒家"与"现代"的关系，指出："在我们使用'儒家'这一特殊的称谓来界定他们之前，应当首先考虑到他们同样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中的一群，而这些知识分子乃是西风劲吹、文化失范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出现的一批转型中的人物。也就是说，新儒家人物同样是生活在历史的夹缝中，同样难以摆脱心灵深处的种种彷徨、困扰、紧张与分裂。正如中国现代自由主义者或许并不像他们自己所标榜的那样'现代'一样，新儒家人物或许也并不像他们自己所标榜的那样'传统'。"(《没有圣贤的时代》，《当代新儒学论衡·代序论》，台北：桂冠图书公司，1995年，第4页)事实上，在一个全新的"境遇中"，现代(当代)儒学较之传统儒学，已经或正在发生着某种整体的、根本性的改变，此种改变在许多方面已远非宋明儒学的思想架构和话语系统所能包容。此方面《五十自述》这部著作恰好提供了一个生动的例证。
14 牟宗三：《五十自述》，第8页。
15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商务印书馆版，第209-210页。
16 唐君毅：《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后序》(下册)，(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97年)，第1144页。
17 牟宗三：《五十自述》，第3页。
18 同上书，第5页。
19 同上书，第21页。
20 同上书，第129页。
21 同上书，页147。
22 参见拙文《现代新儒学的逻辑拓展及其引发的问题》，第二届"当代新儒学国际研讨会"论文，载《当代新儒家人物论》(台北：文津出版社，1994年)，页302-309。
23 拙文：《没有圣贤的时代》，《当代新儒学论衡·代序论》(台北：桂冠图书公司，1995年)。
24 牟宗三：《五十自述》，页147-148。?
25 儒学是否是"生命的学问"是一回事，如何把它讲成生命的学问又是另一回事。生命的学问不仅要展示生命的崇高、神圣和庄严，且亦必须体会到生命的限制，体会到生命的无常和生命的可忧、可惧。牟宗三说："生命虽可欣赏，亦可忧虑。若对此不能正
26 牟宗三：《生命的学问》(台北：三民书局，1970年)，第2页。?
27 牟宗三：《五十自述》，第148-149页。
28 牟宗三：《生命的学问》，第5页。
29 牟宗三：《五十自述》，第116页。
30 参见《缺憾还诸天地》，《鹅湖月刊》，第239期，第27-28页。
31 这里我们比较一下熊、牟两先生是饶有趣味的。就总体而言，牟当然更"现代"，但在某些方面，他又似乎更"传统"。熊先生以家庭生活为累赘，在早年写给徐复观先生的一封信中，他说："昨年来忽增女儿外孙，顿令人感觉无味麻烦。老妇人性情又难说，往年，她住书院之下一室，我独住上，饭外不相见，我做我的事。今同住一屋，令人心烦。"(引自翟志成：《当代新儒学史论》，台北：允晨文化实业公司，1993年，第123页)余英时在《钱穆与新儒家》一文中，曾引到熊氏1951年写给梁漱溟先生的一封信，其中更有"家庭为万恶之源，衰微之本"的极端语(此信原刊于深圳大学国学研究所主编《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1987年号，北京：三联书店，1988年，页5-8)。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熊先生所言的"道德心"，乃是一种孤峭的"道德心"，我们于其中似乎很难发现对传统的伦常生活(所谓"天伦之乐")的依恋与感受。他把家庭生活与"担道"对立起来，且视著书立说为"担道"的同义语。牟宗三一生都在忙于著书立说，但他实际上并不以著书立说为满足。《五十自述》中始终渗透着一种强烈的对传统伦理生活(特别是家庭? ??的渴求，并以自己"未过过家庭生活，孝悌在我这里成了不得具体表现的空概念"为一无法弥补的不足和缺憾。这表明他至少在思想理念上认为精神之家与现实之家应当是统一的，而这又恰恰是儒家传统的重要之点。在去世的前几个月，他回顾自己的一生，认为"只写了一些书，却是有成，古今无两"，同时哀叹"教一辈子书，不能买一安身地"(见蔡仁厚：《牟宗三先生学思年谱》，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96年，第89页)。"安身地"乃阴宅也，足见其对于"家"的看重和渴求是贯穿其生命之始终的。
32 翟志成《熊十力在广州》一文云：熊"最喜欢炖乌龟，为起死回生的大补之物。然而乌龟不易求，退而求其次，鸡也可以将就。他每天都要炖一只鸡"(《当代新儒学史论》，第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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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牟宗三：《五十自述》，第8页。
15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商务印书馆版，第209-210页。
16 唐君毅：《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后序》(下册)，(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97年)，第1144页。
17 牟宗三：《五十自述》，第3页。
18 同上书，第5页。
19 同上书，第21页。
20 同上书，第129页。
21 同上书，页147。
22 参见拙文《现代新儒学的逻辑拓展及其引发的问题》，第二届"当代新儒学国际研讨会"论文，载《当代新儒家人物论》(台北：文津出版社，1994年)，页302-309。
23 拙文：《没有圣贤的时代》，《当代新儒学论衡·代序论》(台北：桂冠图书公司，1995年)。
24 牟宗三：《五十自述》，页147-148。?
25 儒学是否是"生命的学问"是一回事，如何把它讲成生命的学问又是另一回事。生命的学问不仅要展示生命的崇高、神圣和庄严，且亦必须体会到生命的限制，体会到生命的无常和生命的可忧、可惧。牟宗三说："生命虽可欣赏，亦可忧虑。若对此不能正
视，则无由理解佛教之'无明'，耶教之'原罪'，乃至宋儒之'气质之性'，而对于'理性'、'神性'，以及'佛性'之义蕴亦不能深切著明也。"(《才性与玄理·序》，台湾学生书局，1974年)，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不能够充分重视和理解牟先生的《五十自述》，不能够正视和理解《五十自述》所展示的生命的挣扎与奋进，生命中魔道相契的苦斗，生命中的空虚、无常和荒谬感，也就很难真正理解牟先生所讲的何以是"生命的学问"。
26 牟宗三：《生命的学问》(台北：三民书局，1970年)，第2页。?
27 牟宗三：《五十自述》，第148-149页。
28 牟宗三：《生命的学问》，第5页。
29 牟宗三：《五十自述》，第116页。
30 参见《缺憾还诸天地》，《鹅湖月刊》，第239期，第27-28页。
31 这里我们比较一下熊、牟两先生是饶有趣味的。就总体而言，牟当然更"现代"，但在某些方面，他又似乎更"传统"。熊先生以家庭生活为累赘，在早年写给徐复观先生的一封信中，他说："昨年来忽增女儿外孙，顿令人感觉无味麻烦。老妇人性情又难说，往年，她住书院之下一室，我独住上，饭外不相见，我做我的事。今同住一屋，令人心烦。"(引自翟志成：《当代新儒学史论》，台北：允晨文化实业公司，1993年，第123页)余英时在《钱穆与新儒家》一文中，曾引到熊氏1951年写给梁漱溟先生的一封信，其中更有"家庭为万恶之源，衰微之本"的极端语(此信原刊于深圳大学国学研究所主编《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1987年号，北京：三联书店，1988年，页5-8)。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熊先生所言的"道德心"，乃是一种孤峭的"道德心"，我们于其中似乎很难发现对传统的伦常生活(所谓"天伦之乐")的依恋与感受。他把家庭生活与"担道"对立起来，且视著书立说为"担道"的同义语。牟宗三一生都在忙于著书立说，但他实际上并不以著书立说为满足。《五十自述》中始终渗透着一种强烈的对传统伦理生活(特别是家庭? ??的渴求，并以自己"未过过家庭生活，孝悌在我这里成了不得具体表现的空概念"为一无法弥补的不足和缺憾。这表明他至少在思想理念上认为精神之家与现实之家应当是统一的，而这又恰恰是儒家传统的重要之点。在去世的前几个月，他回顾自己的一生，认为"只写了一些书，却是有成，古今无两"，同时哀叹"教一辈子书，不能买一安身地"(见蔡仁厚：《牟宗三先生学思年谱》，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96年，第89页)。"安身地"乃阴宅也，足见其对于"家"的看重和渴求是贯穿其生命之始终的。
32 翟志成《熊十力在广州》一文云：熊"最喜欢炖乌龟，为起死回生的大补之物。然而乌龟不易求，退而求其次，鸡也可以将就。他每天都要炖一只鸡"(《当代新儒学史论》，第39页)
《孤独·疏离·悬置--牟宗三与儒家的当代境遇(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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