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郭沫若后三十年的学术争鸣
称颂武训 。[4](P822)其实他对武训未作过研究，未写过文章，所谓“错误”不过是为《武训画 传》题词时作过有保留的称赞。[4](P827)对俞平伯红学研究的批判，郭老身居文联主 席之位，只得紧跟表态，提出“我们应该坚决地展开对于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思想斗争； 应该广泛展开学术上的自由讨论，提倡建设性的批评；加紧扶植新生力量”等三点建议 。[10](P19-36)郭老虽然对这些被赋予政治性质的学术论争，口头号召积极参与，但他 并未写文章参加批判。同时，作为文化界领导人，还主动为所谓“错误思想”的泛滥承 担责任。至于由红学讨论延伸到对胡适“反动思想影响”的批判，郭老的态度则显得更 积极一些。这一方面是他真诚地认为“资产阶级唯心论的头子”是胡适，“战斗的火力 不能不对准胡适”；[10](P25)另一方面，他同胡适的思想分岐由来已久，早在20和30 年代古文字研究和古代社会研究过程中已同胡适学术思想有了交锋。自称“一出马我们 就反对胡适”。[11](P145)当胡适蔑视地称左派是拿“没有东西”打“有东西”时，郭 沫若以学术界初生之犊的勇气喊出就是要拿“有东西”来打倒胡适的“东西”。因此， 在全国开展对胡适思想的批判时，郭老积极推波助澜是顺理成章的。
至于反胡风和反右运动，在当时的大气压下，郭老表态坚决，讲过慷慨激昂的话，但 那已不属于学术论争范围，他也没有以自己的研究来为被批判者罗织罪名。
第二段是1958年至1965年，这是郭老倡导学术争鸣相当活跃、积极的时期，几乎每年 有一个大讨论的专题。1959年是围绕蔡文姬《胡笳十八拍》和替曹操翻案，1960年围绕 武则天的功过是非，1961年围绕《再生缘》，1962年则围绕郑成功开展讨论。1965年， 又就世传摹临王羲之《兰亭序》帖原作真伪问题发起讨论。在这一时期，郭老还积极参 与了有关新诗发展方向及史学研究“厚今薄古”等问题的讨论。
在这一时期，郭老的学术争鸣有这样一些特点：
一是历史研究与史剧创作结合。他从事的学术研究和发起的学术讨论，多是“作为创 作的准备”。郭老“很喜欢把历史人物作为题材而从事创作，”[12](P3)这是他创作历 史剧的又一个盛产期。
二是中心围绕“替一切受了委屈的历史人物翻案”，[13](P476)以“人民本位”和“ 对历史发展所起的作用”作为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18](P37)“从新的观点来追求历 史的真实性”。[13](P476)“写蔡文姬的主要目的是要替曹操翻案”，[1](P409)写《 武则天》剧本是为了还她作为发展贞观之治、为开元之治奠定基础的盛唐女开明政治家 形象的本来面目。[15](P245)对于多遭否定的殷纣王、秦始皇，他都认为应该翻案。
三是在写这些剧本时，大量融入了郭老自己的生活经历、经验和感情。他曾宣称“蔡 文姬就是我!——是照着我写的。”他自述“在我的生活中，同蔡文姬有过类似的经历 ，相近的感情”，因而“我写这个剧本是把我自己的经验融化了在里面的。”[1](P408 -409)写屈原、写武则天，也贯穿了自己的感情体验，同时又注意了历史的真实性。他 也曾宣称屈原就是我!武则天就是我!他是把艺术的创造与历史的真实充分地结合了起来 的。
四是由郭老发起的这几次学术讨论参加的规模大、范围广，讨论问题较为深入。在左 的干扰和阶级斗争为纲的影响日益浓厚的情况下，郭老仍竭力贯彻“双百”方针，实践 学术民主，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他的蔡文姬剧本和武则天剧本都曾主动征求戏剧家、 导演、演员、学者等数十位朋友的意见。关于《再生缘》和《兰亭序》的讨论，尤其体 现了这种真诚的民主学风。郭老是看到陈寅恪对《再生缘》的高度评价后才开始阅读它 的。陈的高度评价使他感受到“高度的惊讶”。而在读过之后，他十分倾心佩服陈的看 法，认为《再生缘》的艺术价值可以和印度、希腊有名的大史诗相比。他公开声称：“ 《再生缘》之被再认识，首先应归功于陈寅恪教授”。同时又检讨自己属于“厚远薄近 、厚雅薄俗，厚男薄女、厚外薄中”的类型。他先后两次登门会见陈寅恪，进行惬意会 心的讨论，并公开承认正是陈寅恪的钩沉发掘，引起他四读《再生缘》的浓烈兴趣，而 从事《再生缘》前十七卷的校订工作的。[1](P880，P929-930)近日由郭老校订的该书 终于出版，这可以作为郭老民主、谦虚、务实学风的证物。王羲之兰亭序的真伪，从来 是中国书法史上的一大谜。传世的近二百种帖子都是后世的摹本或临本。郭沫若从当时 新出土王谢墓字迹及《兰亭序》与《世说新语》注引的《临河序》文字不同，怀疑连书 法带文章都出于隋代智永的依托，这又引起了高二适、章士钊、商承祚先生的驳议。过 去有人盛传郭沫若压制对《兰亭序》真伪问题的不同意见。不久前高二适先生的公子高 泽迥已撰文澄清了这一事实。高二适《兰亭序的真伪驳议》一文经章士钊推荐给毛泽东 ，毛致函郭老商议发表，郭接该稿后第五天《光明日报》就发表了高文，并无压制不发 之事。[15]接着郭老又发表文章欢迎高文的发表，并表示，“《兰亭序》依托说，如果 经过驳议，证明确实是‘站不住脚’，我愿意认错，撤消这种说法。但在仔细阅读了《 驳议》之后，却感觉着这种说法尚未被驳倒。因此，我要把我的见解再写些出来，作进 一步的商讨。”[1](P592)郭老对此采取的仍是他对待学术争鸣平等虚心商讨的态度。
第三段是1966年至1976年，正值“文化大革命”期间，没有正常的学术争鸣可言。196 6年春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郭老在4月14日人大常委会上即席发言，表示拿今天的 标准来讲，自己“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说，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 [16](P1328)对郭老这一表态，当时许多人不理解，也有人表示异议。郭老于1967年8月 25日在答复读者来信中说：“凤凰每经五百年要自焚一次，从火中再生，这就是我所说 的‘烧掉’的意思。”[17](P409)这是郭老在“文革”期间反思自己学术思想的真实心 态，其深刻内涵值得玩味。尽管当时只有铺天盖地的“大批判”而无正常的学术争鸣， 尽管郭老连续经受了两次老年丧子的切肤之痛，他仍坚持做了两方面的工作：一是指导 和关心考古发掘，如河北满城中山王墓的发掘，关心云南昭通出土的西汉孟孝琚残碑的 情况和下落，要昭通文物部门注意保护。
“文革”后，郭老在世时间很短，精力日衰，不可能再发起和倡导学术争鸣活动，但 他一直不辍笔耕，关注着民族的复兴和科学的繁荣。
二、学术争鸣与新价值的创造
学术发展的生命力贵在创新和养新。清代学者钱大昕著有《十驾斋养新录》，特地标 出“养新”二字，并在自序中引用宋代哲学家张载咏芭蕉诗：“芭蕉心尽展新枝，新卷 新心暗已随。愿学新心养新德，长随新叶起新知。”如以“新枝”、“新叶”比拟学术 时累时进的创新成果，则“蕉心”“新心”体现做学问的功力和根底，“新德”体现学 者常新的道德性情，这些都需要不断地涵养调养，不断地吸取养分，获取“新知”。以 上诸端结合起来，良性互动，就是学术创新的全过程，而创新的关键又在“养新”二字 。“养新”绝不限于学者的个人修养，重要的是在学术群体内以至在全社会形成有利于 培育“新知”并催发“新知”成长的环境氛围，所谓“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 沉”，说的正是这层意思。在这个意义上，“养新”与“创新”的关系，也就相当于学 术争鸣氛围与新价值创造之间的关系。
郭老作为专博兼擅的文化巨人，作为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开拓者和创新者，与时 俱进，领异标新，“在许多学术领域都做出了许多开拓性的贡献，取得许多创新的成果 。”[19]郭老一生许多创新性成果就是在学术争鸣中发展起来的，是不断“养新”的结 果。在建国以前，以鲁迅、郭沫若等为代表的 《论郭沫若后三十年的学术争鸣(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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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反胡风和反右运动，在当时的大气压下，郭老表态坚决，讲过慷慨激昂的话，但 那已不属于学术论争范围，他也没有以自己的研究来为被批判者罗织罪名。
第二段是1958年至1965年，这是郭老倡导学术争鸣相当活跃、积极的时期，几乎每年 有一个大讨论的专题。1959年是围绕蔡文姬《胡笳十八拍》和替曹操翻案，1960年围绕 武则天的功过是非，1961年围绕《再生缘》，1962年则围绕郑成功开展讨论。1965年， 又就世传摹临王羲之《兰亭序》帖原作真伪问题发起讨论。在这一时期，郭老还积极参 与了有关新诗发展方向及史学研究“厚今薄古”等问题的讨论。
在这一时期，郭老的学术争鸣有这样一些特点：
一是历史研究与史剧创作结合。他从事的学术研究和发起的学术讨论，多是“作为创 作的准备”。郭老“很喜欢把历史人物作为题材而从事创作，”[12](P3)这是他创作历 史剧的又一个盛产期。
二是中心围绕“替一切受了委屈的历史人物翻案”，[13](P476)以“人民本位”和“ 对历史发展所起的作用”作为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18](P37)“从新的观点来追求历 史的真实性”。[13](P476)“写蔡文姬的主要目的是要替曹操翻案”，[1](P409)写《 武则天》剧本是为了还她作为发展贞观之治、为开元之治奠定基础的盛唐女开明政治家 形象的本来面目。[15](P245)对于多遭否定的殷纣王、秦始皇，他都认为应该翻案。
三是在写这些剧本时，大量融入了郭老自己的生活经历、经验和感情。他曾宣称“蔡 文姬就是我!——是照着我写的。”他自述“在我的生活中，同蔡文姬有过类似的经历 ，相近的感情”，因而“我写这个剧本是把我自己的经验融化了在里面的。”[1](P408 -409)写屈原、写武则天，也贯穿了自己的感情体验，同时又注意了历史的真实性。他 也曾宣称屈原就是我!武则天就是我!他是把艺术的创造与历史的真实充分地结合了起来 的。
四是由郭老发起的这几次学术讨论参加的规模大、范围广，讨论问题较为深入。在左 的干扰和阶级斗争为纲的影响日益浓厚的情况下，郭老仍竭力贯彻“双百”方针，实践 学术民主，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他的蔡文姬剧本和武则天剧本都曾主动征求戏剧家、 导演、演员、学者等数十位朋友的意见。关于《再生缘》和《兰亭序》的讨论，尤其体 现了这种真诚的民主学风。郭老是看到陈寅恪对《再生缘》的高度评价后才开始阅读它 的。陈的高度评价使他感受到“高度的惊讶”。而在读过之后，他十分倾心佩服陈的看 法，认为《再生缘》的艺术价值可以和印度、希腊有名的大史诗相比。他公开声称：“ 《再生缘》之被再认识，首先应归功于陈寅恪教授”。同时又检讨自己属于“厚远薄近 、厚雅薄俗，厚男薄女、厚外薄中”的类型。他先后两次登门会见陈寅恪，进行惬意会 心的讨论，并公开承认正是陈寅恪的钩沉发掘，引起他四读《再生缘》的浓烈兴趣，而 从事《再生缘》前十七卷的校订工作的。[1](P880，P929-930)近日由郭老校订的该书 终于出版，这可以作为郭老民主、谦虚、务实学风的证物。王羲之兰亭序的真伪，从来 是中国书法史上的一大谜。传世的近二百种帖子都是后世的摹本或临本。郭沫若从当时 新出土王谢墓字迹及《兰亭序》与《世说新语》注引的《临河序》文字不同，怀疑连书 法带文章都出于隋代智永的依托，这又引起了高二适、章士钊、商承祚先生的驳议。过 去有人盛传郭沫若压制对《兰亭序》真伪问题的不同意见。不久前高二适先生的公子高 泽迥已撰文澄清了这一事实。高二适《兰亭序的真伪驳议》一文经章士钊推荐给毛泽东 ，毛致函郭老商议发表，郭接该稿后第五天《光明日报》就发表了高文，并无压制不发 之事。[15]接着郭老又发表文章欢迎高文的发表，并表示，“《兰亭序》依托说，如果 经过驳议，证明确实是‘站不住脚’，我愿意认错，撤消这种说法。但在仔细阅读了《 驳议》之后，却感觉着这种说法尚未被驳倒。因此，我要把我的见解再写些出来，作进 一步的商讨。”[1](P592)郭老对此采取的仍是他对待学术争鸣平等虚心商讨的态度。
第三段是1966年至1976年，正值“文化大革命”期间，没有正常的学术争鸣可言。196 6年春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郭老在4月14日人大常委会上即席发言，表示拿今天的 标准来讲，自己“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说，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 [16](P1328)对郭老这一表态，当时许多人不理解，也有人表示异议。郭老于1967年8月 25日在答复读者来信中说：“凤凰每经五百年要自焚一次，从火中再生，这就是我所说 的‘烧掉’的意思。”[17](P409)这是郭老在“文革”期间反思自己学术思想的真实心 态，其深刻内涵值得玩味。尽管当时只有铺天盖地的“大批判”而无正常的学术争鸣， 尽管郭老连续经受了两次老年丧子的切肤之痛，他仍坚持做了两方面的工作：一是指导 和关心考古发掘，如河北满城中山王墓的发掘，关心云南昭通出土的西汉孟孝琚残碑的 情况和下落，要昭通文物部门注意保护。
[18](P407)因不涉及学术争鸣，在此不详述。 二是写出了争鸣性的学术著作《李白与杜甫》。“文革”后，此书甚为学者诟病。如从 “火中凤凰再生”的郭老的真实思想看，仍不失为破传统、拓新意之作，可由此读出个 中况味，近年已有一些论文进行读解。
“文革”后，郭老在世时间很短，精力日衰，不可能再发起和倡导学术争鸣活动，但 他一直不辍笔耕，关注着民族的复兴和科学的繁荣。
二、学术争鸣与新价值的创造
学术发展的生命力贵在创新和养新。清代学者钱大昕著有《十驾斋养新录》，特地标 出“养新”二字，并在自序中引用宋代哲学家张载咏芭蕉诗：“芭蕉心尽展新枝，新卷 新心暗已随。愿学新心养新德，长随新叶起新知。”如以“新枝”、“新叶”比拟学术 时累时进的创新成果，则“蕉心”“新心”体现做学问的功力和根底，“新德”体现学 者常新的道德性情，这些都需要不断地涵养调养，不断地吸取养分，获取“新知”。以 上诸端结合起来，良性互动，就是学术创新的全过程，而创新的关键又在“养新”二字 。“养新”绝不限于学者的个人修养，重要的是在学术群体内以至在全社会形成有利于 培育“新知”并催发“新知”成长的环境氛围，所谓“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 沉”，说的正是这层意思。在这个意义上，“养新”与“创新”的关系，也就相当于学 术争鸣氛围与新价值创造之间的关系。
郭老作为专博兼擅的文化巨人，作为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开拓者和创新者，与时 俱进，领异标新，“在许多学术领域都做出了许多开拓性的贡献，取得许多创新的成果 。”[19]郭老一生许多创新性成果就是在学术争鸣中发展起来的，是不断“养新”的结 果。在建国以前，以鲁迅、郭沫若等为代表的 《论郭沫若后三十年的学术争鸣(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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