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建党思想的中国文化特质
级集体主义时，批判了传统群体意识在压抑人性方面的消极成份，继承和发扬了其中的积极因素，为确立无产阶级集体主义提供了有益借鉴。毛泽东要求无产阶级尤其是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必须坚持集体主义原则，“以革命利益为第一生命”。中国共产党党章规定：党是中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除了人民利益之外，没有自己的任何特殊利益。对个体利益服从群体利益的传统命题，毛泽东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取它的合理内核。他指出，一个共产党员，不仅应以革命利益为第一生命，而且应“以个人利益服从革命利益”，“关心党和群众比关心个人为重，关心他人比关心自己为重。这样才算是一个共产党员。”他多次强调：“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应以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的和人民群众的利益。”
毛泽东关于共产党员以革命利益为第一生命、党员个人利益服从革命利益的思想，是建筑在人民群众的根本之利益之上的，它大大超越了中国古代群体意识的思想境界。特别是毛泽东本人对这一思想躬行践履，达到了理论与实践的完善统一，这些都是先人所不及的。
7.关于党内反倾向斗争。中国传统文化一直重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统一，其方法和途径就是儒家的“中庸之道”。“中庸”是孔子的哲学思想，是他推崇的一种道德素养和待人处事的准则，也是他处理政事的主要方法。他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他认为“不及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孔子所说的“中行”即“中庸”，它的两端是“狂”和“狷”。“狂”即“过，“狷”即“不及”。“过”与“不及”都不好，唯“中庸”为上乘者。作为“过”的“狂”，其可取的一面在于“进取”，不可取的一面在于“偏激”；作为“不及”的狷”，可取之处是不该为能不为，不可取之处在于该为而不为。孔子主张舍“狂”之“偏激”而取其进取；弃“狷”之保守而扬其 有所不为”。这样，就可以将两个对立物中各自合理的因素统一起来，既能“进取”又能“有所不为”。由此可见，中庸思想蕴含着丰富的辩证法内容。
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史上，列宁第一次把党内反“左”右两种错误倾向概括为“两条战线的斗争”。毛泽东直接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关于党内斗争的理论，在把这一理论运用于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时，以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和睿智眼光，正确地透视中庸思想的内在本质，批判地吸取其合理内核，从而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反“左”反右的党内两条战线斗争理论。毛泽东认为，中庸思想具有两重性，一方面，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它是“反对废止剥削又反对过分剥削的折衷主义”，“是维护封建制度的方法论；[3](P380)另一方面，作为一种思想方法，它有可取之处。“一切哲学，一切思想，一切日常生活，都要作两条战线斗争，去肯定事物与概念的相对安定的质”。[4](P145)所谓“作两条战线斗争”，就是要反对“过”与“不及”。“‘过’的即是‘左’的东西，‘不及’的即是右的东西。”[4](146)“左”和右都失之偏颇，都必须反对。
毛泽东根据列宁反倾向斗争的理论，在批判地吸取中庸思想合理内核的基础上，提出了我党两条战线斗争的理论。1936年，他在总结我党历史经验时指出：“历史告诉我们，正确的政治的和军事的路线，不是自然地平安地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而是从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一方面，它要同‘左’倾机会主义作斗争；另一方面，它又要同右倾机会主义作斗争。不同这些危害革命和战争的有害的倾向作斗争，并且彻底地克服它们，正确路线的建设和革命战争的胜利，是不可能的。”毛泽东不仅强调必须联系党的政治路线建设党，而且必须进行必要的反倾向斗争，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党的政治路线得到正确的制定和执行，党的建设才有可靠的政治保证。
在毛泽东关于党内两条战线斗争的理论中，我们不难发现传统思想的闪光点，毛泽东吸收了它的形式，但注入了新的内容。正如毛泽东所说：“旧统治阶级两条战线斗争方法是反动的方法，用以维持旧质不使变化，使旧质绝对化。马克思主义的两条战线方法是革命的，只承认质的相对安定性，没有绝对主义。”[3](P368)
从以上分析介绍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在创立、建构、发展无产阶级建党思想时，从中国传统文化中采撷了许多思想瑰宝，使他的建党思想带有浓厚的民族风格和中国气派。由于博采中华文化诸长，传统底蕴厚实，因此，毛泽东建党思想具有坚实的本土文化根基，这是它保持旺盛生命力的重要源泉。
列宁说过，无产阶级文化并非从天上掉下来的，它“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5](P348)毛泽东建党思想正是“我们民族一切文化、思想、道德的最优秀传统”“合乎规律的发展”的时代产物。
收稿日期：2001-04-25
【参考文献】
[1]孙中山选集[M]．
[2]毛泽东早期文稿[M]．长沙：湖南出版社，1990．
[3]毛泽东哲学批注集[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
[4]毛泽东书信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5]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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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关于共产党员以革命利益为第一生命、党员个人利益服从革命利益的思想，是建筑在人民群众的根本之利益之上的，它大大超越了中国古代群体意识的思想境界。特别是毛泽东本人对这一思想躬行践履，达到了理论与实践的完善统一，这些都是先人所不及的。
7.关于党内反倾向斗争。中国传统文化一直重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统一，其方法和途径就是儒家的“中庸之道”。“中庸”是孔子的哲学思想，是他推崇的一种道德素养和待人处事的准则，也是他处理政事的主要方法。他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他认为“不及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孔子所说的“中行”即“中庸”，它的两端是“狂”和“狷”。“狂”即“过，“狷”即“不及”。“过”与“不及”都不好，唯“中庸”为上乘者。作为“过”的“狂”，其可取的一面在于“进取”，不可取的一面在于“偏激”；作为“不及”的狷”，可取之处是不该为能不为，不可取之处在于该为而不为。孔子主张舍“狂”之“偏激”而取其进取；弃“狷”之保守而扬其 有所不为”。这样，就可以将两个对立物中各自合理的因素统一起来，既能“进取”又能“有所不为”。由此可见，中庸思想蕴含着丰富的辩证法内容。
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史上，列宁第一次把党内反“左”右两种错误倾向概括为“两条战线的斗争”。毛泽东直接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关于党内斗争的理论，在把这一理论运用于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时，以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和睿智眼光，正确地透视中庸思想的内在本质，批判地吸取其合理内核，从而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反“左”反右的党内两条战线斗争理论。毛泽东认为，中庸思想具有两重性，一方面，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它是“反对废止剥削又反对过分剥削的折衷主义”，“是维护封建制度的方法论；[3](P380)另一方面，作为一种思想方法，它有可取之处。“一切哲学，一切思想，一切日常生活，都要作两条战线斗争，去肯定事物与概念的相对安定的质”。[4](P145)所谓“作两条战线斗争”，就是要反对“过”与“不及”。“‘过’的即是‘左’的东西，‘不及’的即是右的东西。”[4](146)“左”和右都失之偏颇，都必须反对。
毛泽东根据列宁反倾向斗争的理论，在批判地吸取中庸思想合理内核的基础上，提出了我党两条战线斗争的理论。1936年，他在总结我党历史经验时指出：“历史告诉我们，正确的政治的和军事的路线，不是自然地平安地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而是从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一方面，它要同‘左’倾机会主义作斗争；另一方面，它又要同右倾机会主义作斗争。不同这些危害革命和战争的有害的倾向作斗争，并且彻底地克服它们，正确路线的建设和革命战争的胜利，是不可能的。”毛泽东不仅强调必须联系党的政治路线建设党，而且必须进行必要的反倾向斗争，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党的政治路线得到正确的制定和执行，党的建设才有可靠的政治保证。
在毛泽东关于党内两条战线斗争的理论中，我们不难发现传统思想的闪光点，毛泽东吸收了它的形式，但注入了新的内容。正如毛泽东所说：“旧统治阶级两条战线斗争方法是反动的方法，用以维持旧质不使变化，使旧质绝对化。马克思主义的两条战线方法是革命的，只承认质的相对安定性，没有绝对主义。”[3](P368)
从以上分析介绍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在创立、建构、发展无产阶级建党思想时，从中国传统文化中采撷了许多思想瑰宝，使他的建党思想带有浓厚的民族风格和中国气派。由于博采中华文化诸长，传统底蕴厚实，因此，毛泽东建党思想具有坚实的本土文化根基，这是它保持旺盛生命力的重要源泉。
列宁说过，无产阶级文化并非从天上掉下来的，它“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5](P348)毛泽东建党思想正是“我们民族一切文化、思想、道德的最优秀传统”“合乎规律的发展”的时代产物。
收稿日期：2001-04-25
【参考文献】
[1]孙中山选集[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2]毛泽东早期文稿[M]．长沙：湖南出版社，1990．
[3]毛泽东哲学批注集[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
[4]毛泽东书信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5]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毛泽东建党思想的中国文化特质(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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