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俗生活的审美图景──对90年代中国审美风尚变革的基本认识

活的中国人的审美之源。这里，现实生活的直接功利要求，不仅在世俗人群中以一种最浅近的方式确立了自身的美学指向，而且以感性的审美形式侵入了人的文化意识之中，成为本世纪最后年代里中国社会最具力量的存在。如果说，生活在这里以它自己的标准制定了一整套审美表达的方式，那么，其中最根本的一点，就在于世俗价值的形象确立。它表明，审美不再是精神饥渴者的诗意表达，而是大众在日常范围内对于物质满足的快乐想象；美从理想精神的高峰降回到了人世生活的享受之中，成了大众利益的浪漫外观。审美既已摆脱了理想精神的维度，人们也就无须为自己彻底沉湎于世俗享乐中而感到惭愧──何况享乐过程又总是如此巧妙地确认着每一个个体存在的现实目标，令人从未有过地尝到了某种轻松惬意的快感。   
     2、90年代中国审美风尚的又一个特征，乃是大众生活本身不断再现了一种特定的"娱乐化"发展迹象。一切所谓的"价值"、"意义"并不体现某种内在精神的合法性，而是必然地体现出它们娱乐大众生活的感性属性，体现了人对自身生活的"自由消费"能力。
     必须指出，所谓"娱乐化"，在这里并不具有席勒所描述的那种古典审美的精神游戏特质。它所体现的，实际是一种在人的日常心理和行为层面上对于责任、义务等精神内在构造的彻底拒绝，一种直观感受的轻盈松弛、酣畅欢快。就像在KTV包厢里肆意放歌那样，你根本无须考虑噪音污染、演唱技巧或歌词内容意义之类的问题，只要你自己觉得快活、觉得满意就行。可以这么说，在这个"娱乐化"的极致发展空间里，生活已经不再要求人们为它创造什么或作出精神承诺；相反，人们认定生活本身却应该对人的感觉作出这样那样的"快乐"保证──感性要求堂而皇之地进入了日常生活的价值体系，成为近年中普遍流行的美学趣味。90年代都市"休闲"之风的盛行，从一个形象方面凸现了这种"娱乐化"风尚的诱人魅力：它不仅是对于紧张生活压力的自我释放，同时也意味着人的感性生存利益的一种制度化方式，以及满足这种利益的美学合法性。人们从中频频收获着自我感觉上的那份心满意足，一种纯粹私人空间里自我欣赏的快感──如果说，"旅游"作为生活的休闲形式是建立在经济解放基础上的话，那么，当"风光名胜游览"、"双休日郊游& quot;、"新马泰国际旅行"等等名目繁多的旅游形式蔓延为90年代中国大众的文化时髦之后，它们便具有了"让生活美丽"的审美性质，由富裕生活带来的娱乐享受正从人的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里往外流淌着美妙的情绪。而一、两年前流行于中国城市大街小巷的那个"电子宠物"，则在装饰生活的意义上，把人对于"什么是爱"的价值探问，通过一种"示爱"的表演方式，转化成为一种立等可取的、当下的想象性满足：在人们的口袋、挎包里，"电子宠物"所发出的"BB"声，好似一声声"爱"的呼唤，而人们在为之"喂食"、"洗澡"的时候，也仿佛产生了盈盈"爱意"。在一场个人性的娱乐表演中，"爱"成了对于现实生活中缺乏真爱的人们的快乐抚慰；人们在这个"娱乐化"的生活世界中，完成了对于自我身份的又一次认定："我"作为一个现实之物，毫无沉重感地进入了一个由感官活动所建造的嬉戏空间。   
     时间之流被拦腰截断。"娱乐化"的生活世界无须强调文化的历史性深度，而是着力表现了日常生活之当下动机之于人的历史感的改造：生活的愉快享受并不需要以历史的深度体验作为保障，大众不必关心自身感觉之外的时间上的客观性，而只需关心自身在感觉层面上是否获得了最大的快乐。于是，90年代中国社会审美文化风尚的"娱乐化"特征，隐喻了一种最广泛的"非历史化"迹象。人们不是在时间的自身连续性中进行体验和积累，而是在时间的空间化过程中寻到了自己的当下快乐。1998年春节，在这个最能够体现中国文化的深厚历史蕴涵、中国人的民族记忆特性的特殊日子里，一部完全以取笑逗乐、东拼西凑形式出现的"贺岁"影片《甲方乙方》，在中国大地上一路飙红，迅速压倒同期放映的其他影片而占据了各地影院的票房榜首。这件事情便已然说明，在日常生活的直接享受活动中，文化的历史前提正在被不断消解；生活娱乐的可能性充分发展成为一种具有巨大文化制约力的支配性话语，决定了人们对待现实和历史的态度。也因此，90年代里，我们进一步看到，这种"非历史化"的迹象甚至可以演变出对于真实历史本身的"娱乐化"处理。曾经激起中国大众巨大热情的所谓"历史电影"（《秦颂》、《南京大屠杀》、《红河谷》、《红樱桃》等等），以电影技术所特有的影像编码方式，在雪白的银幕上制造了一片异彩纷呈的"娱乐化历史"图景。那些曾经作为我们心灵反思对象的历史运动，在电影空间里成了一个又一个由视觉和听觉形象所串联起来的彩色画面：历史人物走下神坛，在黑漆漆的电影院里同大众相互面对，引逗人们或声泪俱下，或笑逐颜开；历史事件如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文化大革命"……在影像活动的连续性上，或以气势非凡的宏阔场面、眼花缭乱的刀戈撞击，或以戏子的同性恋故事、青春少年的无政府嬉闹调侃，成功地实现了大众好奇感与紧张感的欢快宣泄。显然，电影是在以一种有意识的方式，将历史──生存的时间维度演绎成为大众感受性层面上的"当下性"存在、一种直接迅速地进入人的感觉运动的存在；它把历史从人的记忆深处放逐了出去，并且把"历史"交还给了大众感官的直觉性活动及其娱乐性满足。于是，历史的时间性深度的退隐与空间性"历史形象"的呈现，最终在大众感官层面上完成了历史深度与大众消费的"娱乐性"构造。
     3、在一个不追求精神活动的创造性及其历史深度的时代，整个社会审美风尚的流变，在当下过程中高度激化了大众对于生活的审美消费狂热。这正是90年代中国社会审美风尚的又一个特征。
     进入90年代，中国大众的审美趣味基本上是趋于消费性的。人们

直接以物质满足、感性娱乐为价值目标，追求的是一种并不体现现实文化的创造性过程和意义的生活活动。如果说，我们的生活曾经被设想为充满意义、价值的创造经历，那么，如今，它已经被最大程度地当作人的日常生活的直接消费领域，其中洋溢着放逐意义和实现物欲满足之后的的巨大喜悦。各种"名人"传记、生活类杂志的畅销，各种国外名牌服饰的流行，以及各种电视肥皂剧的高收视率（《我爱我家》、《欢乐家庭》在这方面颇具典型性），等等，均充分表明：今天，人们主要是从日常消费的意义上来理解生活的美学性质，并在日常消费的广泛性中实现自身生活的"审美化"过程。日常生活就像一座硕大无朋的巨型"超市"，人们穿梭游动在巨大而拥挤的货架之间，生活之美仿佛那堆积在人们头顶上的美仑美奂、林林种种的商品，形象的"审美"外观下充塞着人的消费冲动和惊喜，浓缩了人在生活中日甚一日地变得强烈起来的占有欲望。具体生活过程与审美之间必要的心理审视距离消失了；日常生活的审美实现与大众在直接消费过程中的满足程度产生了特定的一致性──越是能够直接进入大众日常消费领域的对象，也就越是能够唤起人在日常生活中的"审美"想象力。就此而言，90年代中国社会审美风尚的流变，显示了某种新的消费性意识形态话语的出现：追求物欲满足的物质主义和强调感官快乐享受的感性主义，便是这一话语的极端表现形式，而大众日常生活意志则是消费性意识形态话语践行自身权力的基本保障。在这里，我们看到，一方面，大众日常生活意志的坚定性，维护了每一个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权利及其感性选择。由此，在社会审美风尚的现实流变中，价值的天平无疑倾向了大众需求这一边──充分体现大众的生活利益和满足标准，充分再现大众的文化价值态度，是决定90年代中国社会审美风尚流变的最终因素。另一方面，大众日常生活满足的实现，又不断再生出范围更为广大的新的占有欲望；感性快悦既是生活的形式，又成了生活的直接动力。这样，"美"作为一个生活的形象符号，总是同日常生活享受的具体性联系在一起，在具体生活活动中不断修饰着大众日常生活意志的实践形式。
     应该说，90年代中国社会审美风尚的流变，自有其不容小

《世俗生活的审美图景──对90年代中国审美风尚变革的基本认识(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