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历史教育思想和实践
历史教育，从来就是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与人类走向文明紧密相联的一种永恒的教育课题。毛泽东的历史教育思想，是在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形成的，有着既不同于传统历史教育思想，又不同于西方历史教育的特征，它对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作出了特殊的贡献。学习和研究毛泽东的历史教育思想和实践，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体系的需要。
一
人类历史进入阶级社会之后，统治阶级就把历史教育作为培养训练本阶级的继承人以巩固其统治地位的重要手段。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者，非常重视历史教育。秦朝至汉朝初年，就设立了“掌通古今”的“博士”官。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博士专掌儒家经学传授，把孔子修的《春秋》和专门解说《春秋》的“三传”（即《春秋左氏传》、《公羊传》、《谷梁传》）等史书奉为儒家主要经典之一，列为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学校的必修课。唐朝时，史学和历史教学空前繁盛。廿四史中，有1/3成书于唐朝前期。“鉴古知今”，“循古训”，在中国士大夫中一直奉为公理。纵观中国古代历史教育的内容，是儒家学说的附庸。历史教育的目标，完全是培养忠于封建统治者的人才。
西方近代新兴资产阶级在反对封建统治的斗争中主张改革历史教育。法国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卢梭提出：要让青少年读自己国家的历史，使祖国的辉煌业绩和著名人物的形象，保留在他们的心灵中，使之成为一个民主主义者和爱国主义者。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高潮中，资产阶级当权者于1893年下达的国家命令中规定：历史教学内容分为三步，第一、第二步均为革命本身的历史；第三步是各族概况及法国美术和工业史。
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诞生以后，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和政府就着手讨论和制定苏维埃教育计划。1920年10月，列宁在《青年团的任务》中指出：“只有用人类创造的一切财富的知识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我们需要用基本事实的知识来发展和增进每个学习者的思考力”[1]，列宁这里所讲的“知识”、“基本事实的知识”无疑包括历史知识。1920年底，列宁在评注一份关于教育工作的提纲时，这样写到：
在所有的职业技术学校里增设普通课程
附图{图}
列宁这里说的“职业技术学校”相当于我国的初中。列宁强调增设普通课程的设置，是“为了（使学校——笔者注）不变成培养手艺人的学校”，“避免过早地专业化”。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把历史学科视为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必不可少的知识素养，是列宁关于教育的一个重要思想。前苏联党和政府接受了列宁的意见。1920年以后历史学科一直被列为前苏联学校的重要课程之一。
毛泽东在战争年代，就多次强调学习历史的重要性。1938年10月，他在党的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的报告中就指出：“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他还指出：“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毛泽东的一系列论述，给历史教学指明了方向。在老解放区的干部教育中，规定了要学习《社会发展史》、《中国现代史》等。在一般学校中，也规定了学习中国历史。在延安整风运动中，还规定学习《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和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这些都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历史教学的滥觞。
二
毛泽东是我国古代文化传统的杰出继承者，素以爱读书、爱学习著称于世。他读书广收博览，从经史子集到稗官小说，从社会科学到自然科学，他几乎无所不读。在对中国古籍的阅读中，毛泽东尤其偏爱史学和古典文学。他从历史书中学文学，从文学书中学历史，并巧妙地将其精华运用到自己的著作中，以及革命事业的实践中。有人统计，已经公开出版的毛泽东著作中，运用古代成语典故的就有2000余处，[3]这就构成了毛泽东历史教育思想和实践的一大内容。具体地说，毛泽东的历史教育思想和实践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指导中国革命。毛泽东历史教育思想和实践的重要目的，是在领导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实现历史的超越。比如，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过程中，他通过总结历代农民战争经验，特别强调吸取黄巢、李自成等农民起义因为没有建立根据地而失败的教训，坚决地批判了流寇主义，提出了建立工农武装割据，建立根据地的路线。
为了防止党内腐败现象的发生，毛泽东利用历史上农民起义取得胜利后领袖人物发生腐化和宗派斗争而导致起义失败的经验教训，告诫全党要时刻警惕腐败现象。1944年郭沫若发表了《甲申三百年祭》的历史文章，毛泽东给予了高度重视。他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指出：“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全党同志对于这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为鉴戒。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4]建国前夕，毛泽东告诫身边的卫士李银桥：“小心，不要中了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不要当李自成。”在改革开放的形势下，牢记毛泽东的告诫，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干部教育。毛泽东一向重视干部教育，他的历史教育实践，注重从才、德两个方面对干部进行教育。1958年，毛泽东向罗瑞卿推荐读《吕蒙传》说：“吕蒙是行伍出身，没有文化，很感不便。后来孙权劝他读书，他接受了劝告，勤读苦读，以后当了东吴的统帅。我们现在的高级军官中，80%～90%都是行伍出身，参加革命后才学文化的，他们不可不读《周瑜鲁肃吕蒙合传》。”[6]毛泽东赞赏吕蒙虽然年长仍然发奋读书的精神，对我军高级干部提出读书学习的要求，这对改善我军的文化结构，提高军事素质，都起到了推动作用。吕蒙虽然是一位历史人物，他的读书精神却有借鉴意义。
《南史》的《韦睿传》中有这样一段记载：“睿雅有旷世之度，莅人以爱惠为本，所居必有政绩。将兵仁爱，士卒营幕未立，终不肯舍，井灶未成，亦不先食。”毛泽东在这段话旁批注：“我党干部应学韦睿作风。”此类批注还有不少，如“躬自调查研究”，“干部需和”，“仁者必有勇”。[7]这些称赞韦睿的话，正是我党的干部应当学习的。
3.青年教育。毛泽东注意用历史人物对青年进行教育。1951年秋天的一个晚上，毛泽东会见几位在北京的湖南教育界人士时说，办学校要重视青年学生的体育锻炼。不要学《红楼梦》里的贾宝玉和林黛玉。贾宝玉不能料理自己的生活，连吃饭、穿衣都要丫头服待，这种不会劳动的公子哥儿，无论如何是不会革命的！林黛玉多愁善感，常常哭脸。她脆弱，她多病，只好住在潇湘馆，吐血、闹肺病，又怎么能革命呢？我们不需要这样的青年！我们今天需要的是有活力、有热情、有干劲的革命青年。
毛泽东认为，青年是国家的精华，民族的至宝，是革命事业的未来和希望
4.家庭教育。毛泽东在与子女、亲属的团聚和谈话中，常常鼓励他们学好历史，热爱祖国。1947年9月12日，毛泽东在《致毛岸英》的信中指出：“你要看历史小说，明清两朝人写的笔记小说（明以前笔记不必多看）”。[8]意在要求毛岸英对中国的历史，对中国的国情有所了解。毛岸英的爱人刘松林读书时，有段时间历史学得不好，毛泽东亲自为她开列了学习历史的书目，指点她从《资治通鉴》、《前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开始学起。毛泽东的次子毛岸青是在原苏联读书的，毛泽东常常嘱 《毛泽东的历史教育思想和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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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人类历史进入阶级社会之后，统治阶级就把历史教育作为培养训练本阶级的继承人以巩固其统治地位的重要手段。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者，非常重视历史教育。秦朝至汉朝初年，就设立了“掌通古今”的“博士”官。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博士专掌儒家经学传授，把孔子修的《春秋》和专门解说《春秋》的“三传”（即《春秋左氏传》、《公羊传》、《谷梁传》）等史书奉为儒家主要经典之一，列为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学校的必修课。唐朝时，史学和历史教学空前繁盛。廿四史中，有1/3成书于唐朝前期。“鉴古知今”，“循古训”，在中国士大夫中一直奉为公理。纵观中国古代历史教育的内容，是儒家学说的附庸。历史教育的目标，完全是培养忠于封建统治者的人才。
西方近代新兴资产阶级在反对封建统治的斗争中主张改革历史教育。法国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卢梭提出：要让青少年读自己国家的历史，使祖国的辉煌业绩和著名人物的形象，保留在他们的心灵中，使之成为一个民主主义者和爱国主义者。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高潮中，资产阶级当权者于1893年下达的国家命令中规定：历史教学内容分为三步，第一、第二步均为革命本身的历史；第三步是各族概况及法国美术和工业史。
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诞生以后，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和政府就着手讨论和制定苏维埃教育计划。1920年10月，列宁在《青年团的任务》中指出：“只有用人类创造的一切财富的知识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我们需要用基本事实的知识来发展和增进每个学习者的思考力”[1]，列宁这里所讲的“知识”、“基本事实的知识”无疑包括历史知识。1920年底，列宁在评注一份关于教育工作的提纲时，这样写到：
在所有的职业技术学校里增设普通课程
附图{图}
列宁这里说的“职业技术学校”相当于我国的初中。列宁强调增设普通课程的设置，是“为了（使学校——笔者注）不变成培养手艺人的学校”，“避免过早地专业化”。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把历史学科视为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必不可少的知识素养，是列宁关于教育的一个重要思想。前苏联党和政府接受了列宁的意见。1920年以后历史学科一直被列为前苏联学校的重要课程之一。
毛泽东在战争年代，就多次强调学习历史的重要性。1938年10月，他在党的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的报告中就指出：“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他还指出：“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毛泽东的一系列论述，给历史教学指明了方向。在老解放区的干部教育中，规定了要学习《社会发展史》、《中国现代史》等。在一般学校中，也规定了学习中国历史。在延安整风运动中，还规定学习《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和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这些都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历史教学的滥觞。
二
毛泽东是我国古代文化传统的杰出继承者，素以爱读书、爱学习著称于世。他读书广收博览，从经史子集到稗官小说，从社会科学到自然科学，他几乎无所不读。在对中国古籍的阅读中，毛泽东尤其偏爱史学和古典文学。他从历史书中学文学，从文学书中学历史，并巧妙地将其精华运用到自己的著作中，以及革命事业的实践中。有人统计，已经公开出版的毛泽东著作中，运用古代成语典故的就有2000余处，[3]这就构成了毛泽东历史教育思想和实践的一大内容。具体地说，毛泽东的历史教育思想和实践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指导中国革命。毛泽东历史教育思想和实践的重要目的，是在领导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实现历史的超越。比如，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过程中，他通过总结历代农民战争经验，特别强调吸取黄巢、李自成等农民起义因为没有建立根据地而失败的教训，坚决地批判了流寇主义，提出了建立工农武装割据，建立根据地的路线。
为了防止党内腐败现象的发生，毛泽东利用历史上农民起义取得胜利后领袖人物发生腐化和宗派斗争而导致起义失败的经验教训，告诫全党要时刻警惕腐败现象。1944年郭沫若发表了《甲申三百年祭》的历史文章，毛泽东给予了高度重视。他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指出：“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全党同志对于这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为鉴戒。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4]建国前夕，毛泽东告诫身边的卫士李银桥：“小心，不要中了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不要当李自成。”在改革开放的形势下，牢记毛泽东的告诫，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干部教育。毛泽东一向重视干部教育，他的历史教育实践，注重从才、德两个方面对干部进行教育。1958年，毛泽东向罗瑞卿推荐读《吕蒙传》说：“吕蒙是行伍出身，没有文化，很感不便。后来孙权劝他读书，他接受了劝告，勤读苦读，以后当了东吴的统帅。我们现在的高级军官中，80%～90%都是行伍出身，参加革命后才学文化的，他们不可不读《周瑜鲁肃吕蒙合传》。”[6]毛泽东赞赏吕蒙虽然年长仍然发奋读书的精神，对我军高级干部提出读书学习的要求，这对改善我军的文化结构，提高军事素质，都起到了推动作用。吕蒙虽然是一位历史人物，他的读书精神却有借鉴意义。
《南史》的《韦睿传》中有这样一段记载：“睿雅有旷世之度，莅人以爱惠为本，所居必有政绩。将兵仁爱，士卒营幕未立，终不肯舍，井灶未成，亦不先食。”毛泽东在这段话旁批注：“我党干部应学韦睿作风。”此类批注还有不少，如“躬自调查研究”，“干部需和”，“仁者必有勇”。[7]这些称赞韦睿的话，正是我党的干部应当学习的。
3.青年教育。毛泽东注意用历史人物对青年进行教育。1951年秋天的一个晚上，毛泽东会见几位在北京的湖南教育界人士时说，办学校要重视青年学生的体育锻炼。不要学《红楼梦》里的贾宝玉和林黛玉。贾宝玉不能料理自己的生活，连吃饭、穿衣都要丫头服待，这种不会劳动的公子哥儿，无论如何是不会革命的！林黛玉多愁善感，常常哭脸。她脆弱，她多病，只好住在潇湘馆，吐血、闹肺病，又怎么能革命呢？我们不需要这样的青年！我们今天需要的是有活力、有热情、有干劲的革命青年。
毛泽东认为，青年是国家的精华，民族的至宝，是革命事业的未来和希望
。他对青年的期望值很高。1958年5月8日下午，毛泽东在北京怀仁堂讲“破除迷信”的问题，一连举出近40个古今、中外、历史、神话和现代人物，用以说明“自古以来，发明家、创立新学派的人，开始的时候都是年轻人，学问比较少的，被别人看不起的，被压迫的”，并以相对肯定的口吻设问：“这是不是个普遍（客观）规律？不能肯定，还要调查研究。但可以说，多数是如此。”毛泽东对青年人的教育、信任和鼓舞，激励着全国青年在艰苦的革命道路上奋斗不息，勇往直前。
4.家庭教育。毛泽东在与子女、亲属的团聚和谈话中，常常鼓励他们学好历史，热爱祖国。1947年9月12日，毛泽东在《致毛岸英》的信中指出：“你要看历史小说，明清两朝人写的笔记小说（明以前笔记不必多看）”。[8]意在要求毛岸英对中国的历史，对中国的国情有所了解。毛岸英的爱人刘松林读书时，有段时间历史学得不好，毛泽东亲自为她开列了学习历史的书目，指点她从《资治通鉴》、《前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开始学起。毛泽东的次子毛岸青是在原苏联读书的，毛泽东常常嘱 《毛泽东的历史教育思想和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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