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竞争导论(上)西南政法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或暴力性的活动及其形式。”它具有四个特征:核心是国家政治权力的问题;实质是阶级之间的斗争;性质具有对抗性或暴力性;主体是各种社会群体政治力量。 政治学界一般认为,政治斗争是政治发展的直接推动力量,是变革社会的巨大杠杆。但这种“推动”是以破坏现存政治秩序为代价的,它的负面效应不容小觑。事实证明,对政治发展起较大作用和直接作用的,往往是在稳定的政治局面下的政治竞争而非政治斗争(关于政治竞争的作用,下文将进行探讨)。
二、关于政治竞争的学说
政治竞争产生于近代西方社会,但是从理论上对其加以系统论证却是现代社会的事情。长期以来,古典民主学说在整个西方占主流地位。古典民主理论发源于古希腊,为17、18世纪启蒙思想家洛克、卢梭承袭并发展。古典民主理论认为民主就是人民的统治,或由人民治理国家。用亚里士多德的话说,就是“人人轮番当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统治者是被统治者,被统治者也是统治者。 根据这一看法,人民有权利实行自我统治,他们也应当实行自我统治,卢梭指出:“在一个真正的自由的国家里,一切都由人民亲自动手。” 但是20世纪西方社会发展的现实却对古典民主理论提出了巨大的挑战。人们发现,有史以来,特别是资本主义产生以来,人民从未实行过有效的统治,他们总是被统治。正如熊彼特所说:“人民实际上从未统治过,但他们总是能被定义弄得像在统治。” 实际上,“人民的统治”往往被某些别有用心的政客(如希特勒)所利用,成为他们加强绝对统治、淫辱人民的藉口。早在20世纪70年代,在“万马齐喑”的时代,顾准先生就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在《直接民主与“议会清谈馆”》一文中,他尖锐地指出:“奢望什么人民当家作主,要不是空洞的理想,就会沦入借民主之名实行独裁的人民拥护者之列。” 现代社会政治发展不需要古典民主理论那种抽象的原则,而是需要一种贴近生活、更加实际的民主理论,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以熊彼特为代表的政治竞争理论应运而生。
(一)熊彼特的竞争领导权理论
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 1883-1950),美籍奥地利人,当代西方颇负盛名的经济学家和政治理论家。1942年,他出版了生前最后一部著作《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又译《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主义》),在对古典民主学说批评的基础上,提出了政治竞争理论,在他看来,这一理论“更忠实于生活,同时它拯救了民主方法的倡导者使用这个名词时所指的许多意义”。
如前所述,古典民主理论强调“人民的统治”,强调民主制度的首要目的在于把决定政治问题的权力授予选民,而把选择代表,通过这些代表将人民的意志付诸实施视为第二位。显然,古典民主理论是建立在人民有能力实施统治这一假设之上的。熊彼特通过对政治过程中的人的本性的分析,提出了相反的观点。第一,熊彼特认为,人们在“群集”影响下,道德上的约束或文明方式都会突然消失,而爆发出原始冲动、幼稚行为和犯罪倾向。不管是哪一个议会,哪一个委员会,或者是由十几位60岁开外的将军组成的军事委员会,都会流露出草民闹事时那种惊心动魄的特征,表现为责任心的削弱,思考力水平的低下和对外逻辑影响的较多的敏感。第二,熊彼特认为,人们的思想感情极易屈服于广告术和其他宣传方法的影响,不能理性地作出政治决定。第三,熊彼特指出,人们对那些直接与他家庭、他自己、他的商业往来,他的嗜好等有利害关系的事情,一般会表现出兴趣与责任,但是一旦涉足到与私人利益缺乏直接联系的全国和国际事务领域时,人们的兴趣会不断减弱。“在典型公民的心理经济学中,重要政治问题和他们的够不上嗜好的业余兴趣及不负责任的闲谈主题处于同等地位。这些问题看来如此遥远,它们根本不像业务上的计划;国内国际大事中的危险可能根本不会成为事实,要是真的来到,它们可能证明不很严重;人们觉得自己进入一个虚幻的世界。” 对于一个普通公民来说,他在打桥牌方面所花费的精力,往往多于熟谙某个政治问题所费的精力,并往往能表现出他的聪明才智和清醒头脑。而“典型的公民一旦进入政治领域,他的精神状态就跌落到较低水平上。他会毫不犹豫地承认,他辩论和分析的方法是
可以看出,熊彼特非常重视政治家在治国中的作用。他认为,古典民主学说把某种完全不现实的首创精神归诸选民,实际上等于抹煞了领导权。在他看来,“民主政治就是政治家的统治”。政治家竞取领导权的过程与市场经济的运行过程并无二致。政治市场如同经济市场,选民就是消费者,他们的“货币”就是选票。选民用选票“购买”合意的商品---政治家或政治主张。政治家就像企业主,他们的政纲或许诺就像企业的产品,他们带着这些政纲和许诺来到政治市场,通过政党、竞选班子、大众媒介等工具,利用广告宣传、口号煽动以至欺诈阴谋等手段来争取人们的选票,得到或保护已得到的作政治决定的权力。选民则带着选票来到政治市场以换取预期的利益或政治家的承诺。这样,政治竞争使政治家的政纲与选民的利益要求在某种程度上得到嫁接。
熊彼特的理论在西方引起了旷日持久的争论,“到七十年代,这场辩论结束了,熊彼特赢了。” 人们愈来愈注重对两种民主理论进行区分,一种是理性的,乌托邦的和理想主义的民主理论,一种是经验的,描述的和程序的民主理论,并且后者逐渐取代前者,成为理解现实民主制度的本质、运作方式以及兴衰原因的主流理论和方法。目前大多数西方学者都认为,民主就是一种竞争性的政治体制,没有竞争和冲突,就没有民主政治。
(二)萨托利的竞争---反馈理论
当代美国保守主义的民主理论家萨托利(Giovanni Sartory),沿袭了熊彼特的政治竞争理论,并对其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进和补充,提出了一种竞争---反馈式民主理论。萨托利也反对把民主看作是人民的统治或大多数人的统治,认为政治关系中的统治者总是少数人,被统治者总是多数人,强调民主也是少数人的统治和多数人的被统治,当然,民主并不是少数人的专制和独裁的统治。民主与专制的区别不在于统治者是大多数人还是少数人,其实无论是民主政治还是专制政治,统治者总是少数,问题在于专制政治不是人民授权的统治,不是权力受到有效限制的统治,而民主政治则是通过选举、竞争,使少数人得到人民授权的统治,是权力受到了有效限制的统治。“民主是这样一种制度,其中谁也不能选择自己进行统治,谁也不能授权自己进行统治。因此,谁也不能自我僭取无条件的和不受限制的权力。” 领导者只能从被领导者自由的,不受约束的选举中产生;如果“别人向你授权的权力受到损害或纂改---通过压制不同意见或不提供其他选择---民主便从根本上被扼杀了。” 萨托利注意到,熊彼特的观点中只注意到民主过程的输入方面,即通过竞争选票获得政治权力,这是不够的。为此他提出了竞争---反馈式的民主理论来改造并补充熊彼特的竞争理论。选举从输入意义看,是政治家通过竞争获得政治权力,体现了民主,这是熊彼特看到的一个方面。从输出方面看,当选的统治者在其决策时,受着选民对统治者的决策的反应的制约,因此,要考虑民心的向背,民众的意愿。选民的选举权就以反馈的方式制约着统治者的决策,这样选举就不但从输入意义上而且从输出意义上保证了政治过程的民主性质。
(三)戴蒙德对政治竞争学说的进一步修正
美国学者戴蒙德(Larry Diamond)也充分肯定了熊彼特的观点。不过,他认为熊彼特的民主观需要不时地重新解释,因为这种民主观“并不注重所涉及到的基本自由,也不试图把这些自由纳入对 《政治竞争导论(上)西南政法大学硕士学位论文(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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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于政治竞争的学说
政治竞争产生于近代西方社会,但是从理论上对其加以系统论证却是现代社会的事情。长期以来,古典民主学说在整个西方占主流地位。古典民主理论发源于古希腊,为17、18世纪启蒙思想家洛克、卢梭承袭并发展。古典民主理论认为民主就是人民的统治,或由人民治理国家。用亚里士多德的话说,就是“人人轮番当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统治者是被统治者,被统治者也是统治者。 根据这一看法,人民有权利实行自我统治,他们也应当实行自我统治,卢梭指出:“在一个真正的自由的国家里,一切都由人民亲自动手。” 但是20世纪西方社会发展的现实却对古典民主理论提出了巨大的挑战。人们发现,有史以来,特别是资本主义产生以来,人民从未实行过有效的统治,他们总是被统治。正如熊彼特所说:“人民实际上从未统治过,但他们总是能被定义弄得像在统治。” 实际上,“人民的统治”往往被某些别有用心的政客(如希特勒)所利用,成为他们加强绝对统治、淫辱人民的藉口。早在20世纪70年代,在“万马齐喑”的时代,顾准先生就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在《直接民主与“议会清谈馆”》一文中,他尖锐地指出:“奢望什么人民当家作主,要不是空洞的理想,就会沦入借民主之名实行独裁的人民拥护者之列。” 现代社会政治发展不需要古典民主理论那种抽象的原则,而是需要一种贴近生活、更加实际的民主理论,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以熊彼特为代表的政治竞争理论应运而生。
(一)熊彼特的竞争领导权理论
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 1883-1950),美籍奥地利人,当代西方颇负盛名的经济学家和政治理论家。1942年,他出版了生前最后一部著作《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又译《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主义》),在对古典民主学说批评的基础上,提出了政治竞争理论,在他看来,这一理论“更忠实于生活,同时它拯救了民主方法的倡导者使用这个名词时所指的许多意义”。
如前所述,古典民主理论强调“人民的统治”,强调民主制度的首要目的在于把决定政治问题的权力授予选民,而把选择代表,通过这些代表将人民的意志付诸实施视为第二位。显然,古典民主理论是建立在人民有能力实施统治这一假设之上的。熊彼特通过对政治过程中的人的本性的分析,提出了相反的观点。第一,熊彼特认为,人们在“群集”影响下,道德上的约束或文明方式都会突然消失,而爆发出原始冲动、幼稚行为和犯罪倾向。不管是哪一个议会,哪一个委员会,或者是由十几位60岁开外的将军组成的军事委员会,都会流露出草民闹事时那种惊心动魄的特征,表现为责任心的削弱,思考力水平的低下和对外逻辑影响的较多的敏感。第二,熊彼特认为,人们的思想感情极易屈服于广告术和其他宣传方法的影响,不能理性地作出政治决定。第三,熊彼特指出,人们对那些直接与他家庭、他自己、他的商业往来,他的嗜好等有利害关系的事情,一般会表现出兴趣与责任,但是一旦涉足到与私人利益缺乏直接联系的全国和国际事务领域时,人们的兴趣会不断减弱。“在典型公民的心理经济学中,重要政治问题和他们的够不上嗜好的业余兴趣及不负责任的闲谈主题处于同等地位。这些问题看来如此遥远,它们根本不像业务上的计划;国内国际大事中的危险可能根本不会成为事实,要是真的来到,它们可能证明不很严重;人们觉得自己进入一个虚幻的世界。” 对于一个普通公民来说,他在打桥牌方面所花费的精力,往往多于熟谙某个政治问题所费的精力,并往往能表现出他的聪明才智和清醒头脑。而“典型的公民一旦进入政治领域,他的精神状态就跌落到较低水平上。他会毫不犹豫地承认,他辩论和分析的方法是
幼稚的,局限于他实际利益的范围。他又成为原始人了。” “人民是扶不起来的阿斗”。基于这样的分析,熊彼特指出,“民主政治并不意味也不能意味人民真正在统治---就‘人民’和‘统治’两词的任何明显意义而言---民主政治意思只能是:人民有接受或拒绝将要来统治他们的人的机会。” 这样,熊彼特对民主社会中人民的作用进行了重新界定。人民的作用不是实行统治,也不是对许多政治问题作出政治决定或选择能实现这些决定的代表,而是将选择作出政治决定的人。人民能否决定和影响公共决策,决策的结果是否有利于共同的幸福,都是无关紧要和意义不大的问题。只要有着普遍产生政治领导人的程序,只要每隔一段时期公民可以选择或罢免统治者,民主就是充分的和完善的。由此,熊彼特推出了政治竞争与民主政治的关系:“民主方法就是那种为作出政治决定而实行的制度安排,在这种安排中,某些人通过争取人民选票取得作决定的权力。”
可以看出,熊彼特非常重视政治家在治国中的作用。他认为,古典民主学说把某种完全不现实的首创精神归诸选民,实际上等于抹煞了领导权。在他看来,“民主政治就是政治家的统治”。政治家竞取领导权的过程与市场经济的运行过程并无二致。政治市场如同经济市场,选民就是消费者,他们的“货币”就是选票。选民用选票“购买”合意的商品---政治家或政治主张。政治家就像企业主,他们的政纲或许诺就像企业的产品,他们带着这些政纲和许诺来到政治市场,通过政党、竞选班子、大众媒介等工具,利用广告宣传、口号煽动以至欺诈阴谋等手段来争取人们的选票,得到或保护已得到的作政治决定的权力。选民则带着选票来到政治市场以换取预期的利益或政治家的承诺。这样,政治竞争使政治家的政纲与选民的利益要求在某种程度上得到嫁接。
熊彼特的理论在西方引起了旷日持久的争论,“到七十年代,这场辩论结束了,熊彼特赢了。” 人们愈来愈注重对两种民主理论进行区分,一种是理性的,乌托邦的和理想主义的民主理论,一种是经验的,描述的和程序的民主理论,并且后者逐渐取代前者,成为理解现实民主制度的本质、运作方式以及兴衰原因的主流理论和方法。目前大多数西方学者都认为,民主就是一种竞争性的政治体制,没有竞争和冲突,就没有民主政治。
(二)萨托利的竞争---反馈理论
当代美国保守主义的民主理论家萨托利(Giovanni Sartory),沿袭了熊彼特的政治竞争理论,并对其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进和补充,提出了一种竞争---反馈式民主理论。萨托利也反对把民主看作是人民的统治或大多数人的统治,认为政治关系中的统治者总是少数人,被统治者总是多数人,强调民主也是少数人的统治和多数人的被统治,当然,民主并不是少数人的专制和独裁的统治。民主与专制的区别不在于统治者是大多数人还是少数人,其实无论是民主政治还是专制政治,统治者总是少数,问题在于专制政治不是人民授权的统治,不是权力受到有效限制的统治,而民主政治则是通过选举、竞争,使少数人得到人民授权的统治,是权力受到了有效限制的统治。“民主是这样一种制度,其中谁也不能选择自己进行统治,谁也不能授权自己进行统治。因此,谁也不能自我僭取无条件的和不受限制的权力。” 领导者只能从被领导者自由的,不受约束的选举中产生;如果“别人向你授权的权力受到损害或纂改---通过压制不同意见或不提供其他选择---民主便从根本上被扼杀了。” 萨托利注意到,熊彼特的观点中只注意到民主过程的输入方面,即通过竞争选票获得政治权力,这是不够的。为此他提出了竞争---反馈式的民主理论来改造并补充熊彼特的竞争理论。选举从输入意义看,是政治家通过竞争获得政治权力,体现了民主,这是熊彼特看到的一个方面。从输出方面看,当选的统治者在其决策时,受着选民对统治者的决策的反应的制约,因此,要考虑民心的向背,民众的意愿。选民的选举权就以反馈的方式制约着统治者的决策,这样选举就不但从输入意义上而且从输出意义上保证了政治过程的民主性质。
(三)戴蒙德对政治竞争学说的进一步修正
美国学者戴蒙德(Larry Diamond)也充分肯定了熊彼特的观点。不过,他认为熊彼特的民主观需要不时地重新解释,因为这种民主观“并不注重所涉及到的基本自由,也不试图把这些自由纳入对 《政治竞争导论(上)西南政法大学硕士学位论文(第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