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之死：《五号屠场》中人物的不确定性
和背影，是无数平民百姓的缩影。
流浪汉的形象模糊得也是非常到位的，特点是自欺欺人。这个40岁的流浪汉，自始至终没有人知道他姓甚名谁，何等样貌，来自何方。他在小说的第三章里以美军战俘的身份出现在德军运送战俘的火车车厢里，在第四章里就默默无闻地死了。作者让他在这个地方度过了他生命中最后的九天，连续九天的行踪都被交代了。九天是一个精确的数字，表达的却是一种极大的模糊性。流浪汉在这九天，一直待在车厢里，没有自由，更谈不上什么自我，却一直在自欺欺人地说这节污秽肮脏、吃喝拉撒都在里面的车厢还不算糟。他有没有家人，为什么流浪，又是如何参军入伍的，一切都是模糊不清的。他的自欺欺人更加让人对他的生活和从前的悲惨经历产生种种猜想，然而从他的话语中猜不出任何的详情。
虽然流浪汉的形象一直是模糊的，但是这并不妨碍他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因为他代表的不仅仅是他一个人，而是无数个无家可归的流浪者。在后现代小说中，这种模糊性是不可或缺的。只有这样，后现代小说才能更准确地表现后现代社会中“人”的死亡。自我已经被消解，中心已经不存在，一切都在模糊中走向不确定。
英国俘虏的头目也是不能不提的模糊性人物。他的模糊性又不同于毕利和流浪汉。此人实际上像作者给他的称谓一样，是全体英国军官俘虏形象的代表者，这个阶层不同于毕利代表的平民阶层和流浪汉代表的最穷困潦倒的阶层，暂且称之为中上阶层。此人的身份倒是很明了的，是一个步兵上校，但是他当下的工作是负责诊治英国俘虏大院里的病人。真实的身份不再真实，已经失去了原有的意义，步兵上校、俘虏与医生三种身份的重叠造成了一种令人恍惚的特殊的模糊性。这位头目认为，如果一个人停止注意自己的外表美，他很快就要死了。从被俘之后，他一直都特别注意自己的外表美。“外表美”颠覆了人们对生存的形而上的哲学思考，使生存变成了纯粹的形而下的体验，彻底消解了人们对终极价值和意义的追问。
不只是这位英国俘虏的头目，所有的英国俘虏都身体强健，衣着整洁，红光满面，每天都唱歌和锻炼，全是下棋、打牌、玩字谜游戏、打乒乓球和打弹子的高手。这些描述让人很容易产生一种不可思议的错觉：这些被俘的军官看上去如此无忧无虑，不像是被囚禁的俘虏，反倒像是生活在伊甸园里一样。但是，他们“已经五年没见过一草一木，也没见过妇女和孩子——也没见过狗和猫，没去过娱乐场所，也没见过任何从事有益工作的人”。这短短的一句话，虽然是轻描淡写地说出的，但是彻底颠覆了乐观幸福的假象，清楚地挑明了这些英国军官战俘真实的尴尬处境——德国人再友善，也不会还他们自由，他们也明白自己已经无路可逃：“让这些英国人任意挖地道吧，他们爬出地道时必然会进入被铁丝网网着的长方形地段。跟他们打招呼的将是那些无精打采地走向死亡的俄国人，这些俄国人不会讲英语，没有食物，没有能派上用场的情报，也没有逃跑计划。让这些英国人任意偷车逃走或躲在车里逃走吧，可是他们的住地从来见不到车辆。如果他们高兴的话，可以装病，但这也不能使他们获得去别的地方的机会。”
这段话至少暗示了四层含义：其一，这些英国俘虏曾经尝试过以各种方式越狱；其二，他们的尝试都失败了；其三，他们没有任何希望逃出这个死亡中心；其四，他们不知道自己要过多久这样的生活，更不知道自己能活多长时间。人物的命运完全处于一种不确定的被动状态，这是冯内古特小说中最为经典的人类生存困境的写照之一。在这样一种令人绝望的不确定性中，“人”只能置之“死”地而后“生”。因此，他们“死”了，放弃了人生的终极意义和价值，在吃、喝、拉、撒、玩等形而下的体验中生活，不像人们通常想象的活着的俘虏那样沮丧、绝望，而且还表现出了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欢欣鼓舞的状态——冯内古特让他们选择了从容地直面人生，因为他们内心深处依然有对生存的留恋和期待。
但是，从另外一种意义上看，这些英国俘虏的形象是模糊不清的，可以说是积极面对，也可以说是消极逃避，因为他们实在是别无选择。如果想生存，只有把所有精力都放在“外表美”上，正像后现代主义强调的那样——活在当下。这样，“外表美”与生存画上了等号的同时，也颠覆了传统战争文学中的俘虏形象，使生存的荒诞性达到了极点，彻底消解了人们心目中的终极价值和意义。这位头目的身上重叠了所有类似处境的人的形象，无可置疑地表明了战争不但伤害了无数的平民百姓，而且也使所谓的高层军官陷入了难以摆脱的困境，从而解构了所有战争的正义性。
在《五号屠场》里，无论人物是否抗争，他们最终的命运和选择在本质上都是相似的：他们几乎都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如果想生存，基本上别无选择。因此，自我的丧失不可避免，人的存在失去了其精神上的形而上的思考，走向无深度的形而下的体验，其形象也随之走向平面化，充满了模糊性，在体现后现代主义的根本特征不确定性的同时，解构了传统意义上的“人”和“主体论”。
四、零散性
后现代社会中的人作为主体的价值也完全失落，只有一个没有任何身份的自我飘荡在虚无的时空中，只剩下后现代的自我肢解式的彻底零散化。在后现代小说中，人变为“非人”。零散化是与主体之死，，情感消失相通的。《五号屠场》中人物的形象也呈现出强烈的零散化特点，主要表现为主体之死和情感的消失，并呈现出后现代文学消解中心、并列杂陈的不确定性特征。
小说的主人公毕利身上非常突出地体现了主体之死和情感消失的零散化特征。主体之死通常与自我的丧失息息相关。对于被命运抛来抛去的毕利来说，从参加战争到成为俘虏，从侥幸逃生到草率成婚，一切的一切都是不受自己控制的。在不确定的命运中，毕利本来还有着强烈的危机感，想要代表整个人类与命运和现实抗争，但是现实与幻想的巨大反差却使毕利的自我最终走向分裂，时空的混乱交错和历史感的断裂只是人物形象零散化的外在表现而已。随着自我的丧失，情感的消失自然是不可避免的。
被俘前的毕利被韦锐踢打，毫不反抗，不但没有恐惧、痛苦等正常的人类情感的反应，而且似乎连求生的欲望都没有了。战后的毕利虽然生活在和平年代，他的婚姻与爱无关，他根本没有追寻真爱的意愿。他和妻子之间没有什么交流，和儿女之间也没有人们想象的天伦之乐。毕利对母亲的感情很奇特，“当他的母亲来精神病房看他时，他总是把脑袋盖在毯子里，而且病情总是变得严重许多”，他觉得母亲“使他很为难，很讨厌，很软弱，因为她费了这么多心血给他以生命，使他生存，而毕利却根本没有生的留恋”。毕利的世界在不断地错位，连世间最伟大的亲情也遭到了肢解，他不像是母亲的儿子、孩子的父亲、妻子的爱人。他的自我早已经被战争耗尽，到了和平年代依然没有恢复过来，并且日益严重。备感孤独的毕利日益孤独，为了逃避，只能在不断的时空旅行中穿梭，情感的表达越来越少，与现实世界的隔阂越来越大。因此，毕利的形象呈现出强烈的零散化特点。
罗兰·韦锐当时只有18岁，也是小说中令人过目难忘的人物。小说对韦锐的家庭和不幸童年并没有提供什么细节，主体之死和情感的消失在韦锐的身上却体现得非常鲜明：“当别人不理他时，他就找一个比他更不受欢迎的人。装着友好的样子跟他玩一阵子，然后便找个什么借口把那人打得屁滚尿流。”虽着墨不多，却一阵见血地表明了韦锐作为“人”的主体价值的失落——因为外表的呆笨、肥胖、平庸，再加上古怪的脾性，在匹兹堡，没有人愿意与他为伍。被排斥的孤独感使韦锐的心理产生了严重的畸变，因此他总想找一个比他更不受欢迎的人并通过这种“狂热的、色情的、凶杀的”方式来获得心理上的平衡感。他初见毕利时想要救他的命，后来又疯狂地要置毕利于死地，就是出于这种复杂的心理。
韦锐最大的兴趣是各种刀枪和刑具，他曾向毕利谈到自己发明的酷刑，一种是“把牙科医生的钻头插入别人的耳朵”，一种是把某人绑起来丢在沙漠的一种蚁冢上，“使他脸朝上，在他的生殖器和嘴上全涂满蜜，然后把他的眼皮割去，使他在被蚂蚁螫死之前一直得眼睁睁地望着烈日”。实质上，韦锐这些令人毛骨悚然的爱好和发明的背后隐藏了失落的自我和扭曲的情感。现实生活中的韦锐没有朋友，也没有能力改变现状，正常情感的严重缺失在他心中逐渐发酵，成为一种对所有人的深深的仇恨。这种仇恨的寄托就是那些刀枪、残酷的刑具和发明——至少在想象里，韦锐不再呆笨、平庸，甚至显得强大起来，虽然该发明在现实中 《“人”之死：《五号屠场》中人物的不确定性(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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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浪汉的形象模糊得也是非常到位的，特点是自欺欺人。这个40岁的流浪汉，自始至终没有人知道他姓甚名谁，何等样貌，来自何方。他在小说的第三章里以美军战俘的身份出现在德军运送战俘的火车车厢里，在第四章里就默默无闻地死了。作者让他在这个地方度过了他生命中最后的九天，连续九天的行踪都被交代了。九天是一个精确的数字，表达的却是一种极大的模糊性。流浪汉在这九天，一直待在车厢里，没有自由，更谈不上什么自我，却一直在自欺欺人地说这节污秽肮脏、吃喝拉撒都在里面的车厢还不算糟。他有没有家人，为什么流浪，又是如何参军入伍的，一切都是模糊不清的。他的自欺欺人更加让人对他的生活和从前的悲惨经历产生种种猜想，然而从他的话语中猜不出任何的详情。
虽然流浪汉的形象一直是模糊的，但是这并不妨碍他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因为他代表的不仅仅是他一个人，而是无数个无家可归的流浪者。在后现代小说中，这种模糊性是不可或缺的。只有这样，后现代小说才能更准确地表现后现代社会中“人”的死亡。自我已经被消解，中心已经不存在，一切都在模糊中走向不确定。
英国俘虏的头目也是不能不提的模糊性人物。他的模糊性又不同于毕利和流浪汉。此人实际上像作者给他的称谓一样，是全体英国军官俘虏形象的代表者，这个阶层不同于毕利代表的平民阶层和流浪汉代表的最穷困潦倒的阶层，暂且称之为中上阶层。此人的身份倒是很明了的，是一个步兵上校，但是他当下的工作是负责诊治英国俘虏大院里的病人。真实的身份不再真实，已经失去了原有的意义，步兵上校、俘虏与医生三种身份的重叠造成了一种令人恍惚的特殊的模糊性。这位头目认为，如果一个人停止注意自己的外表美，他很快就要死了。从被俘之后，他一直都特别注意自己的外表美。“外表美”颠覆了人们对生存的形而上的哲学思考，使生存变成了纯粹的形而下的体验，彻底消解了人们对终极价值和意义的追问。
不只是这位英国俘虏的头目，所有的英国俘虏都身体强健，衣着整洁，红光满面，每天都唱歌和锻炼，全是下棋、打牌、玩字谜游戏、打乒乓球和打弹子的高手。这些描述让人很容易产生一种不可思议的错觉：这些被俘的军官看上去如此无忧无虑，不像是被囚禁的俘虏，反倒像是生活在伊甸园里一样。但是，他们“已经五年没见过一草一木，也没见过妇女和孩子——也没见过狗和猫，没去过娱乐场所，也没见过任何从事有益工作的人”。这短短的一句话，虽然是轻描淡写地说出的，但是彻底颠覆了乐观幸福的假象，清楚地挑明了这些英国军官战俘真实的尴尬处境——德国人再友善，也不会还他们自由，他们也明白自己已经无路可逃：“让这些英国人任意挖地道吧，他们爬出地道时必然会进入被铁丝网网着的长方形地段。跟他们打招呼的将是那些无精打采地走向死亡的俄国人，这些俄国人不会讲英语，没有食物，没有能派上用场的情报，也没有逃跑计划。让这些英国人任意偷车逃走或躲在车里逃走吧，可是他们的住地从来见不到车辆。如果他们高兴的话，可以装病，但这也不能使他们获得去别的地方的机会。”
这段话至少暗示了四层含义：其一，这些英国俘虏曾经尝试过以各种方式越狱；其二，他们的尝试都失败了；其三，他们没有任何希望逃出这个死亡中心；其四，他们不知道自己要过多久这样的生活，更不知道自己能活多长时间。人物的命运完全处于一种不确定的被动状态，这是冯内古特小说中最为经典的人类生存困境的写照之一。在这样一种令人绝望的不确定性中，“人”只能置之“死”地而后“生”。因此，他们“死”了，放弃了人生的终极意义和价值，在吃、喝、拉、撒、玩等形而下的体验中生活，不像人们通常想象的活着的俘虏那样沮丧、绝望，而且还表现出了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欢欣鼓舞的状态——冯内古特让他们选择了从容地直面人生，因为他们内心深处依然有对生存的留恋和期待。
但是，从另外一种意义上看，这些英国俘虏的形象是模糊不清的，可以说是积极面对，也可以说是消极逃避，因为他们实在是别无选择。如果想生存，只有把所有精力都放在“外表美”上，正像后现代主义强调的那样——活在当下。这样，“外表美”与生存画上了等号的同时，也颠覆了传统战争文学中的俘虏形象，使生存的荒诞性达到了极点，彻底消解了人们心目中的终极价值和意义。这位头目的身上重叠了所有类似处境的人的形象，无可置疑地表明了战争不但伤害了无数的平民百姓，而且也使所谓的高层军官陷入了难以摆脱的困境，从而解构了所有战争的正义性。
在《五号屠场》里，无论人物是否抗争，他们最终的命运和选择在本质上都是相似的：他们几乎都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如果想生存，基本上别无选择。因此，自我的丧失不可避免，人的存在失去了其精神上的形而上的思考，走向无深度的形而下的体验，其形象也随之走向平面化，充满了模糊性，在体现后现代主义的根本特征不确定性的同时，解构了传统意义上的“人”和“主体论”。
四、零散性
后现代社会中的人作为主体的价值也完全失落，只有一个没有任何身份的自我飘荡在虚无的时空中，只剩下后现代的自我肢解式的彻底零散化。在后现代小说中，人变为“非人”。零散化是与主体之死，，情感消失相通的。《五号屠场》中人物的形象也呈现出强烈的零散化特点，主要表现为主体之死和情感的消失，并呈现出后现代文学消解中心、并列杂陈的不确定性特征。
小说的主人公毕利身上非常突出地体现了主体之死和情感消失的零散化特征。主体之死通常与自我的丧失息息相关。对于被命运抛来抛去的毕利来说，从参加战争到成为俘虏，从侥幸逃生到草率成婚，一切的一切都是不受自己控制的。在不确定的命运中，毕利本来还有着强烈的危机感，想要代表整个人类与命运和现实抗争，但是现实与幻想的巨大反差却使毕利的自我最终走向分裂，时空的混乱交错和历史感的断裂只是人物形象零散化的外在表现而已。随着自我的丧失，情感的消失自然是不可避免的。
被俘前的毕利被韦锐踢打，毫不反抗，不但没有恐惧、痛苦等正常的人类情感的反应，而且似乎连求生的欲望都没有了。战后的毕利虽然生活在和平年代，他的婚姻与爱无关，他根本没有追寻真爱的意愿。他和妻子之间没有什么交流，和儿女之间也没有人们想象的天伦之乐。毕利对母亲的感情很奇特，“当他的母亲来精神病房看他时，他总是把脑袋盖在毯子里，而且病情总是变得严重许多”，他觉得母亲“使他很为难，很讨厌，很软弱，因为她费了这么多心血给他以生命，使他生存，而毕利却根本没有生的留恋”。毕利的世界在不断地错位，连世间最伟大的亲情也遭到了肢解，他不像是母亲的儿子、孩子的父亲、妻子的爱人。他的自我早已经被战争耗尽，到了和平年代依然没有恢复过来，并且日益严重。备感孤独的毕利日益孤独，为了逃避，只能在不断的时空旅行中穿梭，情感的表达越来越少，与现实世界的隔阂越来越大。因此，毕利的形象呈现出强烈的零散化特点。
罗兰·韦锐当时只有18岁，也是小说中令人过目难忘的人物。小说对韦锐的家庭和不幸童年并没有提供什么细节，主体之死和情感的消失在韦锐的身上却体现得非常鲜明：“当别人不理他时，他就找一个比他更不受欢迎的人。装着友好的样子跟他玩一阵子，然后便找个什么借口把那人打得屁滚尿流。”虽着墨不多，却一阵见血地表明了韦锐作为“人”的主体价值的失落——因为外表的呆笨、肥胖、平庸，再加上古怪的脾性，在匹兹堡，没有人愿意与他为伍。被排斥的孤独感使韦锐的心理产生了严重的畸变，因此他总想找一个比他更不受欢迎的人并通过这种“狂热的、色情的、凶杀的”方式来获得心理上的平衡感。他初见毕利时想要救他的命，后来又疯狂地要置毕利于死地，就是出于这种复杂的心理。
韦锐最大的兴趣是各种刀枪和刑具，他曾向毕利谈到自己发明的酷刑，一种是“把牙科医生的钻头插入别人的耳朵”，一种是把某人绑起来丢在沙漠的一种蚁冢上，“使他脸朝上，在他的生殖器和嘴上全涂满蜜，然后把他的眼皮割去，使他在被蚂蚁螫死之前一直得眼睁睁地望着烈日”。实质上，韦锐这些令人毛骨悚然的爱好和发明的背后隐藏了失落的自我和扭曲的情感。现实生活中的韦锐没有朋友，也没有能力改变现状，正常情感的严重缺失在他心中逐渐发酵，成为一种对所有人的深深的仇恨。这种仇恨的寄托就是那些刀枪、残酷的刑具和发明——至少在想象里，韦锐不再呆笨、平庸，甚至显得强大起来，虽然该发明在现实中 《“人”之死：《五号屠场》中人物的不确定性(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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